现代社会女性的困境与自救——评台湾新女性主义小说

80年代以来,台湾女性文学发展很快。一批女性小说家全方位地介入生活,她们不仅关注自身,而且关注社会,从个性中心到女权运动.从内感世界到外部风云,从价值尽度到审美取向,以自己独特的视野、观念和创造,表现女性独立的存在和价值,形成了“新女性主义”这一台湾女性文学的主潮。其代表作家有李昂、廖辉英、吕秀莲、朱秀娟、萧飒等。     

李玉电影中的女性角色关系探析

《红颜》、《苹果》、《观音山》可谓是李玉的女性主义电影三部曲。这三部电影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女性一生中所扮演的三个角色——女儿、妻子、母亲。《红颜》表现了僵持的母女关系;《苹果》展示了妻子与母亲的角色转换;《观音山》反映了女性角色的轮回。这三个角色在男性意识下衍发出微妙的关系。     

重拾生命资源之意义——以《杀夫》《无字》《饥饿的女儿》为例看当代女作家“饥饿”书写

＂饥饿＂,始终是女性文学中的重要主题,小说《杀夫》《无字》《饥饿的女儿》分别显示了台湾地区、内地和海外华裔女作家对饥饿问题的关注。细读这一主题下的三个文本,女性身体在近现代遭遇的饥饿既揭示了男权社会的种种不平等,也凸显了女性作为生命母体的重要价值。相比于工业时代对物质生产的崇拜,生命资源的意义应该得到人们的充分重视。     

《红楼梦》中的三个世界及女性意识

《红楼梦》里存在着大观园以外、大观园以及太虚幻境三个世界。这三个世界的基本特征分别是淫、情与空。这三个世界的存在与相互纠缠的种种表现暗示着贾宝玉由三个不同层面构成,表现出他在女性态度上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同时也最终反映了《红楼梦》女性意识的矛盾性与复杂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牡丹亭》女性评点研究述略

《牡丹亭》的女性评点是《牡丹亭》研究中的一大亮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对《牡丹亭》的女性评点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和解析.文章从吴吴山三妇本的研究、《才子牡丹亭》的研究、《牡丹亭》女性评点的整体关照等三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的《牡丹亭》女性评点成果进行了爬梳整理,希望对《牡丹亭》的传播史、评点史及女性文学史研究有所推进.     

书写记忆中的故土女性——从《第九个寡妇》到《小姨多鹤》

严歌苓写了一系列描写记乙中故土女性的作品《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等。在这三部作品中,她塑造了三个身份不同,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即王葡萄、田苏菲、朱小环。从大时代背景下描写小人物的生存轨迹,她们性格率真与生命顽韧,在动荡年代不向命运屈服;在遥远的历史背景、扭曲的生存环境中展现美好人性。     

女性在明清小说中地位的变化

元末明初的《三国》、《水浒》等,女性颇少,作者又多毁污,表现出庸俗妇女观。明中叶以后的《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等,女性成为写作的主体,这是个进步,但所写女性很少美学价值,在妇女观上是个倒退。清初的《聊斋》、《红楼》、《镜花缘》等,女性是写作的中心人物,作者多赞扬笔调,表现出初步民主主义妇女观。上述三段变化,标志着古代小说现实主义走向成熟,体现了古代小说美学的必然发展。     

浅描淡绘明代三女性

记不清是哪位先哲曾说过:“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尺度,主要看其妇女的解放程度”。处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期,妇女的思想意识显然比前代有了长足的进步。这在晚明几位文学大家的作品《牡丹亭》、《三言二拍》、《金瓶梅》中都有表现,它们推出了一批与时代相映衬的女性:杜丽娘、孟玉楼、杜十娘……等。她们恰巧代表了社会的上、中、下三个层次的女性:官宦小姐、商人妇女、娼妓,都具有朦胧的觉醒意识。她们有别于前代女性之处在于:她们都有或多或少、自觉与不自觉的人权意识。     

女性的自我认识与呐喊——读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幸福》

《幸福》是曼斯菲尔德的代表作之一。在这篇作品中,曼斯菲尔德通过三个具有代表意义的象征实体:一把珍稀的小提琴、一面寒冷的镜子和一棵银色的梨树,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和体验方式,用女性话语发出了女性自己的声音。     

《时时刻刻》中女性意识的觉醒

《时时刻刻》是美国当代作家迈克尔.坎宁安（Michael Cunningham）以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为主要线索而创建的小说,它讲述了20世纪不同时代三位女性一天的生活。这三个女性都是精神领域内的自我放逐者,处于疯狂与理性、自由与束缚、独处与共处这些矛盾的状态之间;同时她们又希望以自己的方式抗拒现实。本文则是通过分析这三位女性在她们的现实生活中其女性意识的觉醒,表达出她们从无奈、消极、绝望升华到顿悟和重生的瞬间从而赋予生命和生活以意义和自足的价值。     

未完成的自我与没有所指的乌托邦——论徐则臣《夜火车》中的理想主义叙事

理想主义叙事贯穿在徐则臣的小说创作中,长篇小说《夜火车》是讨论徐则臣小说中的理想主义叙事时绕不过去的作品。陈木年这一理想主义人物并没有彻底地完成自我。陈木年的三个人生镜像,揭示了徐则臣早期小说中理想主义叙事的局限性;徐则臣只有克服和超越《夜火车》中的理想主义叙事模式,他所念兹在兹的理想主义才能产生落地感。     

《色·戒》小说和电影文本中女性意识的坚守与突破

张爱玲在《色·戒》中以女性特有的关照方式和性别感切入所生活时代的女性生活的内核,表现了非常态下女人的常态,呈现出其独特的女性意识;李安在电影《色·戒》中展示了张爱玲小说的女性觉醒的状态,从女性话语权的取得、女性爱情观对价值观的解构、女性生活方式对女性心理的暗示三个层面继承了张爱玲小说的女性意识,又从女性与男性的性爱观、传统道德观对女性的束缚、男性人性与女性人性的区别实现了男性意识与女性意识的和谐共存。     

论《桃花扇》最初并非表达兴亡之感的作品

孔尚任在石门山隐居期间创作了《桃花扇》初稿,他在《桃花扇本末》中说:正是有感于李香君的故事“新奇可传”,才产生了创作《桃花扇》的动机。可见,他创作《桃花扇》首先是出于一种“传奇”的心理。孔尚任积极入世,1678~1681年三年之间,两次求取清廷功名,这期间的创作根本不可能抒发兴亡之感。事实上,他隐居期间创作的诸多作品也没有任何一篇与抒发兴亡之感有关。由此可以看出:《桃花扇》最初并非为表达兴亡之感而作。     

朝鲜古代汉文小说雏形《新罗殊异传》中的女性形象

朝鲜古代小说的滥觞,是9至10世纪的《新罗殊异传》中的志怪、传奇一类的作品,如《竹筒美女》《首插石楠》《虎愿》《仙女红袋》(又名《崔致远》或《双女坟)》等。在这些作品中,《仙女红袋》和《金现感虎》(又名《虎愿)》中的女性形象在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体现了善良、宽容的品质和忍辱负重、坚韧持守的精神。     

解读莫里森《爱》中的女性形象

托尼·莫里森是美国著名非洲裔女作家,她创作的《爱》是一部充满爱恨交织的复杂小说。首先分析了《爱》当中女性形象对于两极分化的突破,然后对L的形象所代表着一种真正的爱、L的形象代表着一种仁慈与关怀,以及L的形象代表着一种爱的救赎这三个方面,分析了小说中L这个女性的形象,最后剖析了《爱》当中的天使即梅的悲惨形象,重点分析其悲惨女性形象的层次性,以及这个悲剧女性形象背后的根本原因。通过分析这些女性形象,从而对莫里森笔下女性形象的深邃性、多层次性有着更清晰的理解和把握。     

伍尔夫《夜与日》中女性主义探析

本文主要是结合《夜与日》这部小说的具体内容,通过其对父权制社会下的女性的地位、几位新女性形象的塑造以及为女性提供的三条道路这三个方面来探讨其所体现的女性主义思想。     

论《春琴抄》的平衡美学

《春琴抄》延续了谷崎润一郎写作着重描写女性官能美等特点,但是又有着不一样的味道。春琴的形象是由’恶魔’性格、美丽的外表和精湛的琴艺构成的,看似失衡的三个方面由于她的失明而达到了完美的平衡。春琴与佐助的有着不平等的三重关系,但是因为佐助的配合又达到了对等与平衡。《春琴抄》的平衡美学正是《春琴抄》又一重要价值所在。     

女性自我价值之觉醒——《古诗十九首》和《诗经》思妇形象之比较

《诗经》和《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妇诗具有不同特点,其中的思妇形象也是历来研究者关注的对象,由于时代不同,《诗经》和《古诗十九首》中的女性思想也有不同展现。《古诗十九首》中的女性与《诗经》中的女性从相比,最大的变化就是她们开始注重自我生命价值,这也是女性审视自我生命价值的开始。主要从女性自身形象、女性表达方式等方面来阐释两个时代女性的不同,这对研究《诗经》和《古诗十九首》中的女性具有重要意义。     

露易丝·格丽克图形-背景置换的神话改写策略

神话创造性现代改写是露易丝·格丽克诗歌创作的显著特点。格丽克在诗歌中巧妙利用图形-背景置换的改写策略,从生存阈限、女性意识和神话日常化三个维度将远古神话与现代生活镶嵌。诗集《阿弗尔诺》里的冥后珀尔塞福涅在冥界与大地间漂泊的生存阈限被凸显,折射出全球化语境下的现代人之漂泊感;诗集《草场》则前景化奥德修斯之妻珀涅罗珀的女性独立意识,构建了一个独立的现代女性形象;而日常生活图形化和元神话背景化的改写则赋予神话和日常生活陌生化的熟悉感。图形-背景的置换有助于经典再生成,呼应了经典创新的时代召唤。     

关于《三个叛逆的女性》的评价问题

一九二三年四月,郭沫若发表了历史剧《卓文君》,翌年二月,他的史剧《王昭君》又被刊出。一九二五年六月,他又作了两幕史剧《聂》,并于同年九月出版。一九二六年三月,作者将这三个历史剧合编为《三个叛逆的女性》出版。 《三个叛逆的女性》从它问世以来,人们的看法就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例如一九二三年浙江绍兴女子师范学校上演《卓文君》时,“竟闹起了很大的风潮。”“县议会的议员老爷们,借口剧中相如唱的歌词是男先生唱的……以为大伤风化,竟要开除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