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的理论辨析

合法性是现代社会理论与实践中一个为人熟知的概念,被应用于多个学科领域。在历史沿革上,合法性的理论内涵不断丰富,曾经形成了形式主义合法性、规范主义合法性和重建性合法性三个类型,在整合三种理论的基础上,现代合法性内涵包含着三个要素,即自愿性的认同或同意、符合一定的规范标准与符合现行法律规定。在西方文明内部,合法性正经历着危机,合法性的评判标准成为争议的核心。随着合法性主体的多元化与合法性客体的日渐扩张,合法性的评判标准应表现出同一性,在法学理论研究上,合实效性、合理性与合法律性三个维度应当成为合法性评判的实践视角。     

从《新事论》的文化观看冯友兰"接着讲"的方法论意义

中国哲学思想历史悠长,而作为一门学科却不足百年之久.面对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的致疑,反思先行者在学科建立之时面对同样这个问题的所思所行,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思路.新儒家大师冯友兰基于<新事论>的文化观所反映出的"接着讲"的方法论原则,实在足近代中国哲学的一个势有所至、理有必至的一个当然出现,其所说的具体的逻辑分析方法成为近代中国哲学走向现代化所不可缺的阶段性方法,新时期接着冯先生讲,我们还应当有更好的具体方法可讲,讲出未来中国哲学的美好发展.     

论公共权力的宗旨和合法性

公共权力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宗旨,实现公共利益离不开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及其道德能力的发挥。公共权力要获得合法性,就必须履行其宗旨,并在合理的政治秩序下,依靠公共证明来为自己做辩护。     

略论“三个代表”与执政党的合法性

执政党不断寻求自身的合法性是政党政治运作的基本规律。中国共产党历经沧桑曲折而显示出强大生命力 ,在于它善于与时俱进地为自身寻求合法性基础。作为遵循政党政治运行基本规律的产物 ,“三个代表”思想从五个方面为执政党长期执政寻求了新的合法性基础 ,这一理论诠释向全党全社会重申了坚持党的领导的价值合理性。     

中共执政合法性模式的转换:现状与前瞻

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资源表现出明显的动态性特征。在"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分别形成了以意识形态资源为主导的合法性模式和以经济绩效资源为中轴的合法性模式。新时期,受制于经济不增长、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等因素的制约,经济绩效合法性模式面临着困局。伴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从经济绩效合法性模式转向构建法理型合法性模式,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具有现实可行性。     

事实性与有效性:现代法律的重建及其方法--哈贝马斯的法学方法论初探

重建现代法律的合法性基础,是哈贝马斯法律理论的基本目标.为此,他首先用交往理性取代传统的实践理性,然后通过普遍语用学将其交往行动理论、商谈论与法律理论联结起来.事实性与有效性的区分构成了哈贝马斯法律理论的基本分析方法.他基于法律中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提出现代法律的合法性问题,主张引入商谈论来调和这种紧张关系,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法律有效性理论.     

论执政能力建设的合法性维护意蕴

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失业下岗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和“三农”问题等为代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及其政治后果 ,使得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危机走向显性化。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共产党治理显性化合法性危机 ,践行合法性维护的理性自觉行为。以合法性维护理论为工具探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这一政治决策的本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中国民营企业合法性获取行为探索性案例研究

文章基于合法性理论,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剖析转型期民营企业面对制度约束所运用的合法性获取行为,并归纳出合法性获取战略。通过对两个案例企业分析发现,企业借助法律法规、借助权威、公关活动、知识普及、道德活动,以及企业家形象塑造这几种合法性获取行为,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合法性水平。     

韦伯论政治合法性与合法律性及其现实意义

政治的合法性一直以来都是人类社会的首要问题之一,越是在变动社会中,越是如此.尽管作为西方文明成果的形式理性化法律自现当代以来不断受到质疑,但从目前所能够获得的历史经验来看,只有该种类型的法律方能为政治的合法性提供一个稳固的意识形态基础.韦伯对此进行了系统化的理论总结,重新考察该理论对于中国政治合法性建构将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政治合法性危机与政治参与的相关性研究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权力能否在政治制度中实现有效管理的根本依据,政治合法性程度的高与低直接反应了公民对该政治体系的认同程度。在政治变迁与权力交替的过程中,不同国家终究会面临不同程度的政治合法性危机问题。合法性危机问题解决的好与坏一国政治系统能否健康发展,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顺利与否以及政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技术上说,克服合法性危机的关键在于谋求支持。而在更基本的层面,则要确立宪政架构下的程序正当性,确保政府权力施用的社会公正性,确认国家共同体层次的广泛共识。作为近代公民实现权利、表达利益诉求的政治参与,是合法性危机问题的解决以及政治系统的健康发展的现实路径选择。     

从“钓鱼执法”看行政诉讼证据的合法性

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问题可探究的问题至少包括:对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进行重新界定,挖掘出其不同于民事诉讼证据合法性和刑事诉讼证据合法性的特性;理清影响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认定权衡标准的因素,力求法官自由裁量权发挥最优效用;提出"陷阱取证"的合法性界限,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最终目的。     

中国民间社团合法性获得的实证研究——以广州市C社团为例

通过对广州市残疾人社团——C社团的分析,可以看到,民间社团发展的最大困难不是资源(资金与人力)的缺乏,而是行政合法性的缺失进而导致难以获得法律合法性(在民政局登记注册,获得独立法人资格)。政府对行政资源的控制是影响民间社团在中国获得合法性的最大约束,同时,这种约束在1980年代末实现了制度化。     

建国初期加强执政合法性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的转变和执政前的许诺,都要求我们党在历史负面合法性的基础上寻求正面合法性。建国初期,我们党在进入政权程序、执政绩效、社会基础、意识形态和党风建设等多方面致力于加强合法性。在党的角色转换、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如何正确对待领袖等方面则又隐含着后来合法性危机的若干因素。     

论法律与政治的共生:法律政治学导论

自法治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共识和社会理想以来,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领域都出现了对于法律自主与自治的过度偏爱,以及对于政治的不适当的贬抑.但人类自身的人性需求,特别是基于在生存的基础上对于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寻求,自然而然地就进入了政治生活和法律生活之中.因为人们过社会生活的动机,恰恰是作为个体的人的本能的自我保存所催发的人类作为整体的共同保存,这种个人私利中所蕴涵的人类共同的整体利益,成为人类生活的共同诉求.也成为法律与政治在逻辑与事实上联结的基点.在人类的生活中,无论是纯粹的私人生活领域,还是公共生活领域,其得以展开的基本前提乃是具有最起码的秩序状态,而这在逻辑上和事实上也是由政治和法律来共同完成的.不仅如此,人类生活的社会环境,以及现代社会中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或者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生活的适宜性,事实上也都是由法律和政治共同构筑的,这表明人类自身的生活与发展始终是离不开政治与法律的.而从人类具体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来看,法律对于政治的意义在于,它承担着政治权力的道德性、正当性与合理性的意义赋予和意义展现的责任,使政治权力获得并维持足够的合法性,而这在实行民主、法治和宪政制度的现代社会中是至为关键的.所有这些都表明,法律与政治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内在关联,也就是说,法律与政治始终都是共生的.     

对“证据”概念及属性的法理解析

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两项规定的出台,对我国刑事证据的法治化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有关证据概念的定义以及证据属性的定位,仍然存在着诸多争议。学术界中有关证据概念存在着事实说、统一说、根据说之异议,而在证据属性上则包括了真实性、合法性、相关性的争论。但是,现实法律中,在证据的概念和属性上则分别恪守着事实说和真实性的定位。这种在证据概念与属性认知上的不同差异,不利于现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应用。依据学理上对证据概念和属性的分析,可以发现,证据就是事实,其唯一属性是真实性。而合法性与相关性则是法律上判断证据有效与否的标准。     

制度哲学视角下的突发事件应对

我国社会转型中突发事件应对恰当与否将影响社会的渐进式演进,从制度哲学视角对之进行深入探讨意义深远。对突发事件的应对于当下中国而言,首先是完善其合法性的公共权力结构和运作机制。其次,是构建突发事件应对机制。最后,要妥善处理突发事件,重树政府形象。     

论政治合法性诉求下的执政党现代化建设

党的现代化是各国执政党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执政党的现代化问题的实质是对其政治合法性的永恒诉求,现代化对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也构成了挑战,党应该与时俱进,以价值观、制度、组织、角色的现代化来回应合法性的挑战。     

当合法性遭遇正当性--以施米特宪法思想中的对抗理论为背景

合法性问题是人类进入政治社会以来的一个基本命题,现代法治国家就是合法性问题研究的产物.施米特的理论中,合法性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架设起沟通宪政思想与政治学说的桥梁:他从存在论的哲学基础出发,提出"正当性对抗合法性"的理论,突破了形式合法性的束缚;但在追问正当性的实质时,为迎合当局需要却又陷入个人决断的巢穴,为纳粹的上台裁制"嫁衣".中国的法治进程,同样呈现出正当性与合法性的两难,就让我们以施密特"正当性对抗合法性"理论的利与弊,作为反思自身和中国宪政建设的良好契机.     

宪法视野下财产权限制理由比较研究

现代各国宪法通常把公共利益作为限制财产权的一般理由,并在实践中形成了诸多丰富的理论,典型的有美国的公益征收和警察权行使之分、日本的二分法和德国的比例原则、利益衡量原则。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还特别强调财产的合法性,但无论从规范意义上还是从价值判断意义上,这种表达方式都应予废止。考虑到我国财产权保障薄弱的传统,在实践中更应谨慎使用公共利益,注重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充分保障私人财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