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解说汉字的方式

探究汉字形音义当推《说文》 ,而《说文》之体例就足令初学者却步。本文从《说文》体例入手集纳出其说解汉字的一些基本方式 ,以供初涉文字学者借鉴。     

“疾病”的隐喻和他者化意义——论安德森的短篇小说《母亲》兼及《小城畸人》

从舍伍德·安德森短篇小说《母亲》中的母亲出发,以苏珊.桑塔格有关疾病隐喻的论述为依据,探讨了疾病的隐喻性意义及其是如何在叙述者的操控之下他者化的,还对为疾病所困的畸人母亲进行了考察。文中的疾病意象,是母亲情感状态的外部呈现;叙述人把附着于母亲身上的疾病抽离出来,使其成为与人对立的他者。从无意义的疾病,到图像化、隐喻化、他者化的疾病,再到为疾病而设的畸人,由此,安德森借助疾病编织了文本的叙事肌理,并以此种方式表达了自己对20世纪初普通人生存困境的关注。     

作为他者的世界——论徐则臣《北上》中的他者

当代作家徐则臣一直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进行创作。《北上》这部长篇小说将京杭大运河当作主角,以历史与当下为两条线索,讲述与京杭大运河有关的几个家族间的百年“秘史”。作品在现代性视域下展示了世纪大变局中走向世界的中国与走进中国的世界,用大量笔墨塑造他者形象,重点分析了不同他者对待中国与大运河的不同态度,希望建构一个相对完整的他者形象,并思考他者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影响。     

镜像理论下拉希莉与严歌苓跨文化写作比较——以《疾病解说者》和《少女小渔》为例

美籍华裔女作家严歌苓与美籍印裔女作家裘帕·拉希莉都是当今风靡美国文坛的女作家。文章分别以严歌苓的《少女小渔》与拉希莉的《疾病解说者》为本,立足在拉康的镜像理论基础上透视这两部小说中小渔与达斯太太这两位女性在依赖东西方"他者"的文化认同过程中出现的异同。并由此镜像变化的异同透视出严歌苓与拉希莉在跨文化的书写中体现出的不同的文化心理倾向。     

论《时时刻刻》中的疾病意象

美国当代著名的作家迈克尔·坎宁安的作品《时时刻刻》多次出现对精神分裂、同性恋、艾滋病、自杀等的描述。这些除了是结构故事、推动情节本身发展的需要外,还隐喻了20世纪女性的边缘地位及主体性的缺失。     

约翰·厄普代克小说《恐怖分子》中的 他者叙述与主体建构

厄普代克在其作品《恐怖分子》中采取了"他者"视角的叙述方式,在这种叙述中,信奉伊斯兰教的艾哈迈德既是恐怖分子的"他们",即行凶者,又是受害者,即"我们"。因此,这种叙述方式模糊了行凶者与受害者之间的界限,似乎消解了"他们"与"我们"之间的二元对立。但在这看似消解的过程中,杰克的主体性身份也得到了构建。因此一个更大意义范围上"自我"与"他者"的对立被构建出来。     

论《伊甸园之东》中华裔他者形象及其文化认同

《伊甸园之东》是文坛大师斯坦贝克后期的代表作,但由于该作品与作家前期作品的风格完全迥异,评论界对此并未表现出太多的关注。然而,笔者研究发现作家在该作品中塑造美籍华人李庆中这个角色时,突破了不少美国作品中对华人进行歪曲、异化描写的固有模式。通过采用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以及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本文分析了华人李庆中在美国社会中的他者地位和其实现文化认同的历程,为在后殖民时代沦为他者的少数族裔提供了一条寻找自身文化身份的有效途径。     

文化边缘下的“失语者”--论《香港三部曲》《扶桑》中的妓女形象与身体政治

以"妓女"及其"身体"书写为考察中心,这是《香港三部曲》与《扶桑》可比性成立的基点。两个文本都将妓女视作东方被奴役的象征,并以妓女的身体展示出颠覆或消解殖民与被殖民等权力关系的意图。但是,"身体"的多义性也恰恰成为两个文本的分水岭。黄得云以强势的身体颠覆白人男性,暗示了殖民主义的没落;而扶桑具有宽恕性的身体则是摒弃文明规约的隐喻,也成为作家思考现代欲望形态的重要观照。两个文本相似的叙述策略,共同揭示了妓女于东西方双重文化边缘下的生存悖论:被寓言化的身体以及与之相反的、被族群驱逐的命运。     

论鲁迅《孤独者》死亡叙事的内涵

在小说《孤独者》中,鲁迅对死亡极尽笔墨地刻意渲染,其用意直指人类普遍的精神困惑。鲁迅通过对死亡本身的叙述,探讨了生存与死亡这一人类困惑并永远困惑的哲学命题,而鲁迅又将这一命题转化为对生存意义的探寻。这也是处于精神困境中的鲁迅对自我处境的挣扎与思考。     

《武定彝族婚姻礼俗诗》生态文化研究

《武定彝族婚姻礼俗诗》是第二十八卷彝族毕摩经典译注,其中收录了云南省武定县彝族人民口头创作的婚姻礼俗诗歌,记载了彝族纳苏人特有的婚姻礼俗传统。其中包含着古代彝族人民的生态思维和生态智慧。本文从中国生态批评理论及彝族传统生态哲学话语出发挖掘武定彝族婚姻礼俗中的生态文化信息,考察典籍中展露出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开掘古代彝族人民的生态思维和生态智慧,力图实现彝汉生态文明的沟通对话。     

雅努斯的两面:《乌托邦》中的历史哲学

作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于1516年发表了著名的《乌托邦》。这是一部推陈出新之作,它不仅承接了柏拉图的古典思想,更开启了新的历史意识。通过模糊事实与真实的区别,《乌托邦》统合了历史与哲学这两种不同学科,构建出一种不同于古典历史学的历史哲学,为西方近现代社会的发展奠定了新的思想基础。然而,正如新大陆的发现始终伴随着美洲文明的衰落一样,《乌托邦》所启发的新历史意识也始终停留在欧洲大陆的历史规划之中,乌托邦本身仍是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形而上学,“新的未来”始终也只是老欧洲的未来。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神圣家族》中的生活思想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都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期思想的代表性著作,二者都把“生活”作为重要概念进行论述。从作为经济学哲学概念到作为社会批判概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生活”的认识经历了从对物质生产活动的重视到对无产阶级普遍贫困生活的揭露,从分析“生产生活”的异化到对“非人性”生活的批判,从“生活的手段”到消灭“非人性的生活条件”的思想历程。人类的历史是人类生活发展的历史。解决人的美好生活如何实现的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活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这对当今中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开启一种全新文明的生活形态的高度来理解新时代的美好生活,才能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深刻意义。     

文化视域下“关系”的重新界定及其在中小企业战略层的适用

“关系”是转型社会中企业获取资源、实现发展的重要纽带,基于“关系”而形成的企业关系导向战略对中小企业是重要的战略选择。基于比较文化的视角,从“关系”的产生条件、文化根基、特殊属性上深入探讨了中国“关系”的本质,并重新定义了“关系”,进一步探索了“关系”运用于企业战略层面的关系导向战略的形成,并深入分析关系导向对中小企业绩效提升、资源获取、信任构建、机会主义防范、开放式创新的作用与影响。     

唐人咏衡州诗校补 ——以《舆地纪胜·衡州·诗》为中心

成书于南宋的《舆地纪胜》,在地理总志类著作中最早设置诗歌门。首事之功,值得肯定。所选诗自不见经传的郭受始,迄晚唐著名诗人罗隐,凡十二人。涉及二十首诗。除少数绝句外大多为:古体诗的摘句或律诗的截联。为飨读者,不惮繁难补足全诗,并对其中与它书比勘发现的异文别句,逐一给出“宜各从长”之按断。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红楼梦》茶文化译写研究——以杨译本和霍译本为例

依据茶文化的广义定义,对《红楼梦》中的茶文化进行四个层次分类,并按此分类梳理《红楼梦》杨、霍两译本中的茶文化译写案例。从生态翻译学语言、文化和交际三维度解读两个译本中的茶文化案例译写,发现两个译本茶文化译写差异之处主要来源于译者对译事的“适应”与“选择”。两个英文译本从译者和翻译策略角度为生态翻译学研究提供了具体的茶文化译写案例,凸显了生态翻译学“译者中心”的翻译行为理念,为今后茶文化译写提供启示。     

“学而”记疑

《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学”应是动词“学习”。《论语》“学”共有66处,大多作“学习”解。以“学习”解读“学而时习”,更有助于把握《论语》的主旨:人贵在学,学贵在道、在取友,取友贵在忠恕,忠恕之道贵在教,“学”是贯穿始终的主线。     

置辩主体性——论唐·德里罗早期小说中的“退避”母题

问世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志》《球门区》和《大琼斯街》是美国当代小说家唐·德里罗创作初期的优秀作品。通过细绘三部小说中主人公们“退避”行为的缘由、机制与收效,德里罗剖析了当代美国主体性危机的本质,划定了危机处理过程中的误区,并由此暗示：唯有主体与后现代文化建设性互动中生成的主体性才可让当代美国人领悟生存的意义与价值。在概念层面上,此种德里罗式主体性与美国学者耶纳特所提之“后存在主义自我”高度契合。     

论《蕉帕记》的“奇”

单本的《蕉帕记》是一部以爱情为题材的明传奇。它虽然以爱情为主要题材,但俗中求异,表现出有别于其他传奇的独特之处。其表现在:以蕉叶幻化成帕作为定情信物,这是一奇;主题内容囊括甚为丰富,神仙道化、人狐三角恋以及政治斗争三者巧妙地糅合在一起,构成了其主题的多义性,这是二奇;形式上,烘云托月、众星拱月等手法的使用以及场面描写的夸张渲染则体现了表现手法的新颖别致,这是三奇。信物、主题和表现手法三者相互促进,构成了《蕉帕记》的“奇”的特征。     

“消失” 还是 “隐匿” :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 “市民社会” 存否辨析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避谈“市民社会”的事实,在学界引发了市民社会概念是“消失了的范畴”这一代表性观点,但从文本表述和文本内容相结合的整体性视角来看,市民社会概念实质上是“隐匿”而非“消失”的。市民社会概念的“隐匿”主要源于马克思研究视域和批判方法的双重变革：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研究视域的转变促使马克思认识到现实的市民社会内蕴多重历史面相和理论意涵,马克思为革新和重构市民社会概念而刻意将其加以“隐匿”;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运用则推动马克思自觉意识到应当深入市民社会内部展开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这种批判方法的变革为市民社会概念的“隐匿”留存可能性与合理性空间。市民社会概念的“隐匿”不仅表征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种进步性指向,也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在不断展开的市民社会批判中自我革新的理论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