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的《陈献章集》集外诗文

孙通海先生整理、点校的《陈献章集》,与以往版本相比,增补了陈白沙先生诗文一百多篇,但仍有较多的遗漏.后来,人们对白沙先生的集外诗文作了进一步辑录.最近,我们又发现白沙先生集外诗文十多篇.这些白沙先生集外文,对于研究与了解白沙先生的生活、白沙先生及其弟子故旧的关系,都具有重要价值.     

《曾国藩全集》未刊稿《慈荫亭记》发现及小考

笔者近捡邵东《太平曾氏六修族谱》，发现其卷百五十八上有曾国藩道光十九（1839年）所作的《慈荫亭记》一篇，为新版《曾国藩全集·诗文》未刊稿。全文如下：     

对张爱玲研究史料的两点疑问

对张爱玲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传奇》中《倾城之恋》和《琉璃瓦》这两篇小说篇末所标注的写作时间以及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结婚时间提出质疑。通过对相关史料研究,认为《倾城之恋》、《琉璃瓦》篇末所注并不是文章实际写作时间,以及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结婚时间并不是学界所通认的1944年,而是1945年。     

曹植五言诗《白马篇》创作年代补证

曹植的《白马篇》是历来为人称颂的作品,但其创作年代,至今学界未有统一看法;赵幼文《曹植集校注》认为此诗为太和年间所作,并作了简单的解释;笔者认为这一看法较为准确。本文围绕赵先生按语,对《白马篇》创作年代的解释再作一些补充。     

论裴铏小说集《传奇》的文体特色

唐代剑南西川节度副使裴铏的小说集《传奇》,被后世的研究者誉为“传奇体小说的正宗”。由于该书亡佚已久,学界对它的研究很不充分。《传奇》的书名,能在宋以后成为唐代新体文言小说的代称,足见裴铏的小说在文体上颇具代表性。本文以周楞伽所辑三十一篇为依据,探析《传奇》在文体上的特色。       

《大戴礼记·曾子》分篇问题新探

学界以孝道作为曾子思想的核心,统率诸德,构建曾子的思想体系,却忽视了《曾子》十篇不同篇章之间内在的思想歧异,我们从思想核心、对待生死的态度、人生境界、道德修养内容及目标等方面分析了《曾子》十篇的内在思想矛盾,主张《曾子》十篇应划分为内外杂篇,《曾子立事》、《曾子制言》(包括上中下三篇)、《曾子疾病》五篇为内篇,《曾子大孝》、《曾子立孝》、《曾子本孝》、《曾子事父母》四篇为外篇,《曾子天圆》为杂篇。《曾子》十篇不同篇章之间内在的思想矛盾,可能是成书于不同弟子造成的。     

严复玳瑁书镇四箴铭是伪作

几年前发现的严复玳瑁书镇修正仁和四箴铭,被认为是严复的一篇佚文,并已收入《严复集补编》。经笔者考订,这一所谓的严复铭文实际上是一篇伪作,是作伪者依据故宫乾清宫等处康熙、乾隆皇帝的楹联改作而成的。     

《马说》浅析

《马说》选自《昌黎先生集》里的《杂说》。《杂说》共四篇,这是第四篇。《马说》的题目是后人所加。因它就马取喻,专为怀才不遇者吐气,故名。四篇之中,《马说》最有教育意义,其写作方法也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作者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南阳(现在河南省南阳县)人。因他的祖上从后     

继续深入黄河历史地理的研究——史念海教授新著《河山集》二集读后

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教授继《河山集》后又一部历史地理著作《河山集》二集,已由三联书店出版。全书收入了作者从1972年以后陆续写成的十三篇论文,除了最后四篇论述《禹贡》著作年代和探讨古代长城遗迹外,共余九篇都是关于黄河历史地理的论文,几占全书篇幅的80％。这九     

论卫德明对曾国藩易学思想的英译——以《顺性命之理论》为例

卫德明（Hellmut Wilhelm）是以中国文学史、哲学史翻译和研究蜚声学界的汉学家,他通过研读儒学经典和梳理中国哲学流派,向西方世界重构了中国近代主流哲学思想的演变。在英译《顺性命之理论》（曾国藩策文）中,卫德明不仅继承了欧洲汉学研究的精粹,更独辟蹊径,从《易经》对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这一角度,以他者的眼光来分析和解读曾国藩对易学思想的发轫、巩固和光大。     

人物和历史的镕铸——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小说《曾国藩》是下最为畅销的小说之一。作者唐浩明。该书由血祭》、《野焚》、《黑雨》三部构成。曾国藩清道光末年官至侍郎,1853年初,因母丧在籍故,奉咸丰命在湖南原籍办起团练——湘军。这支队伍以曾国藩“洪杨以民族大义争人心,我则以卫争人心”的思想为主旨,具有较强的战斗力,成当时清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重要力量,曾国藩因此被现在的历史教科书称为“屠杀太平天国起     

论刘本《元氏长庆集》之贡献与缺憾

元稹自己整理的《元氏长庆集》原为一百卷,至宋代亡佚过半,刘麟父子及时整理刊行为六十卷,才得以保留部分作品传世。其后出现的元稹著述诸版本,最早的源头都是“刘本”。但是刘麟父重行整理的《元氏长庆集》,常有不得已而强行拼凑的情况,很难恢复原有的次序;而且辑佚下的工夫不多,没有辑到的诗文占元稹原有诗文的一半以上,竞然连当时流行的《才调集》中的57首诗篇也视而不见。据笔者整理《新编元稹集》考证,刘本《元氏长庆集》所载978．5篇之外,散佚的完整作品有241．5篇、非完整作品有53篇,由可靠资料推知已经佚失的诗文有1293篇。四者合计,元稹应有诗文2566篇。     

从鲁迅前期杂文看“五四”时代精神

一种文体的产生，首先是基于社会的需要。鲁迅的杂文“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①，它是为适应五四运动、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作为一种革命的思想武器、文艺武器而出现的。鲁迅战斗的一生中，写了大量的杂文，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700篇，共130多万字，收在16本杂文集中。他的前期杂文包括从1918年至1927年以前的作品，收编为然风火《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四个集子、共128篇，另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中还收有这一时期的杂文物余篇。总计前期杂文达170篇左右。关于杂文，鲁迅曾多次论述过，在《且介亭…     

《李秀成<书供>原稿考辨》补述

荣孟源先生在《曾国藩所存<李秀成供>稿本考略》(下称《考略》)一文中,从七个方面论证《书供》原稿不是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将其删改后派人重抄的“冒牌货”。我也写过《李秀成<书洪>原稿考辨》一文和他商榷。惟因篇幅所限,拙作对该文所说的《刻本》采用〔〕号的看法未加论列。现就这个问题补述如下。 《考略》第六节的末段说:“曾国藩制造了这个《稿本》,冒充李秀成的真迹,其大段删节之处,在《刻本》末尾加以说明,其个别改动字句,也用〔〕号标明。《刻本》中共有〔〕号十六个,在正文中十三个。如《稿本》‘是以被两国(个)奸民获拿’一句,曾改为‘遂被曾帅官兵拿获’,《刻本》作‘〔遂〕被[曾帅追兵]拿获’,借以表示曾国藩‘正大光明’,从而也就掩饰了他篡改李秀成真迹的大罪行。”《考略》第七节还说,《刻本》〔〕号中的字,“是曾国藩派人抄录此《稿本》时加的。” 《考略》是把《刻本》所用的〔〕号(主要是正文中十三个)当作曾国藩为了“掩饰”其“篡改李秀成真迹”的罪行而制造的假相看待,但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据我考察,《刻本》正文用的十三个〔〕号都是各有其原因和作用的,它们与篡改真迹并无关联。原因和作用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四种     

读《藤野严九郎简谱》

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收一九二六年所作回忆录十篇,其中,前五篇是二月至六月在北京写的,后五篇是九月至十一月在厦门写的,一九二七年编定成集,作《小引》和《后记》.全书以《后记》为最长,约六千六百字,以小引为最短,约九百字.本文中最长的是第一篇《狗·猫·鼠》,约五千余字;第四篇为最短,只二千五百余字.厦门所作的《藤野先生》是全书倒数第二篇,篇幅中等,不足四千字,然而,似乎被大家     

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思想的碰撞——论托马斯·杰斐逊的言论自由观

美国第三、四任总统杰斐逊积极倡导言论自由,直接参与了《独立宣言》和《权利法案》的起草拟定工作,一直被新闻学界认定为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发展过程中最关键的人物之一。基于此,从其自由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自由主义思想的体现,自由主义思想的摇摆,以及其身上所体现出的民主主义倾向这几个层面来还原一个集自由主义思想与民主主义思想于一体的复杂的杰斐逊。     

虹影 九条命的猫再写上海

她不自称为美女作家,但她却自豪地说自己是“镜头前最美的女作家”,虹影,如今早已不是“饥饿的女儿”:五本书(四部长篇一部中短篇集)被译成外文,在二十个国家出版,十八种语言,三十一个出版社。一些短篇和诗歌被译成外文选入集子,还不列入其中。长年与学者丈夫赵毅衡定居伦敦,在有着红狐出没的家里,她对着镜子编织着那结鬼怪精灵的文字:出没於印度的阿难、死在战场上的英国情人、传奇色彩的上海妓女……而最近这一个月,虹影飞回了北京,忙碌於她的新作《上海之死》的宣传签售中。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六十周年,《上海之死》正是写了一位为美国情报局工作的女明星与珍珠港被袭事件的前因後果。     

点亮心灵深处的灯盏 ——评《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作者以深厚的学养、出色的才华和敏锐的眼光破译了曾国藩“为师为将为相”的人生秘诀,探究了曾国藩“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智慧,是点亮曾氏心灵深处的灯盏。全书视野开阔,立意深远,点评精当,笔调轻松,语言生动,集知识性、思辨性与趣味性于一炉,是一部成功的文化随笔、学术随笔。     

论曾国藩的韩文批评

从《曾国藩读书录》中可以看出,集部中他最重视《昌黎集》,于韩文批评尤多。这些韩文批评反映了曾国藩读书治学的诸多特色,如将读书与读人结合,各种学问兼通的“士大夫之学”的特色,以及承袭桐城而又突破桐城的特色等,并可看出他于韩文研究的成绩和心得。     

桐城派研究

正[主持人语]过去一年有半,桐城派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研究论著方面,初步统计,有六部专书出版,百余篇论文面世,一篇博士论文通过答辩。曾光光撰《桐城派与晚清文化》、张俊才和王勇撰《顽固非尽守旧也:晚年林纾的困惑与坚守》、吴微撰《桐城文章与教育》、武道房撰《曾国藩学术传论》、宋豪飞撰《明清桐城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