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羿射日神话的产生与演变刍议

后羿射日的故事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它并不只是一则单纯歌颂英雄的神话,其背后隐藏了夷族与华夏族交锋的一段历史。     

禹的传说与夏兴于中原的再认识

在禹的传说中,舜禹禅让和治理洪水流传最为广泛,尽管没有发现夏朝文字,但后世记载中商人先公世系的可信,反映出同时期的夏人世系应属可靠。怀疑古史不能仅靠逻辑推导和主观意愿,夏的传说与夏文化考古的契合,禹的人性存在和夏的真实性理应得到肯定。在禹传说最多的河南中西部、四川和浙江一带,天下之中的河南是颛顼和鲧活动的重要地区,出自这一族系的禹之地望应在今河南中西部地区,这一范围内占主导地位的考古学文化前后相承,没有中断和突变现象,和四川境内的考古学文化不属于同一系统,夏是在河南龙山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影响较大的禹兴于西羌,把西羌等同于蜀地的观点得不到现代考古学的支持。     

论《皇极经世书》对夏、商、周三代之建年代的推定

邵雍的《皇极经世书》一向被认为是"推步之书",它对中国历史的一些精到见解因此而被淹没。但是,仔细梳理分析《皇极经世书》对中国历史的记述可以发现,它把中国有纪年可考的历史定位在公元前2327年唐尧甲辰,推断夏朝之建在公元前2166年,这不仅比"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夏朝之建(前2070)提前了近百年,而且其推断都有权威翔实的文献依据,表现出尊重史实和文献的精神。     

试论夏朝灭亡的原因

历代文献在论述夏朝的灭亡时，多把原因归于夏“桀”的“失德”“无道”，事实上，夏朝的灭亡是一个历史性和必然性的过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夏朝内部生产力的逐渐退化，长期不稳定的外部环境以及夏朝统治阶级的固有观念等，导致了夏王朝的覆灭。     

神话历史与现实历史的交替——从夏朝历史人物命运的悲剧性来看

始于"大禹治水"神话的夏朝历史,最终结束了中国历史记载中的神话历史阶段,在神话历史向现实历史交替的过程中,夏朝历史出现了历史人物命运的悲剧性,这一模式最终成了后来中国现实历史记载的基本模式。夏朝历史最终被"神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思维支点,被后人熟悉却无法掌握,不确定的交流演变成重演,使中国文化在重复中得以延续发展。     

“夏朝”存在吗？——基于历史学学科目的和方法的分析

学界目前在"夏朝"存在与否等问题上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这些争议不仅来源于学者们对"史料"解释力的不同认知；而且来源于历史学的学科根源，即历史学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过往进行理解和解释，从而影响未来。而对过往进行理解和解释不仅有着强烈的主观性和目的性，且由于历史学并不是一门科学，也无法成为一门科学，因而导致对于过往的理解和解释有着多元的方式和方法。因此，"夏朝"存在与否，不是一个单纯的史实和史料的问题，而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历史研究中的这些不确定性，并不是历史研究的缺陷，反而恰恰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     

夏朝五星聚的年代研究——夏商周断代探索之五

在一定范围内普查五星聚的出现,以夏禹至夏桀的联系年数搜索禹桀五星聚的8组解,再以仲康日食及夏商周的总年代条件选择出夏禹元年为公元前2070年,商汤灭夏为公元前1600年。     

从神话学立场论夏朝的存在

神话就是古人心目中的历史.远古的神话和后世的历史叙事在社会功能上是一致的,都是用神圣叙事来证明当时的社会生活与制度.所以,我们不能根据神话情节的虚构性来否定神话所要证明的社会现实的真实性.神圣叙事涵盖神话和历史两个概念,通过分析有关鲧、禹和启的神圣叙事的社会功能,或可证明作为第一个世袭王朝的夏朝是真实的存在.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对于夏代是否属于信史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争议的核心在于双方使用的方法论和证据学原则的不同.     

夏朝五星聚的年代研究:夏商用断代探索之五

在一定范围内普查五星聚的出现，以夏禹至夏桀的联系年数搜索禹桀五星聚的８组解，再以仲康日食及夏商周的总年代条件出夏禹元年为公元前２０７０年，商汤灭夏为公元前１６００年。     

夏朝夷夏关系新说

1933年,傅斯年发表《夷夏东西说》一文,提出夏商周三代在政治地理上表现为夷夏东西对立两个系统的观点,在学术界有着长期而广泛的影响。但细考史实,夏代无论是夷与夏的冲突与对立,还是东夷对夏王朝天下共主地位的认同和臣服,都是一个统一贵族国家内部发生的事。因此,夏朝的夷夏关系单用东西对立是不能完全概括的,所谓夏朝统治包括夷人区域也只有从夏朝国家结构层面来理解,才能真正认清历史的本相。     

春节风俗之最

最早的春节 相传我国原始社会就有“腊祭”之说，夏朝建立后，这一风俗流传下来。 最早的“年”字 《谷粱传宣公元年》记载：“五谷大熟为大年”，在两汉以前，“年”的意思为五谷丰收。     

历朝国号的由来

国号即国家或朝代的称号，如汉、唐、元、明、清等。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每当改朝换代之际，新的统治者总要变更国号。中国从夏朝开始建立国家历经4000余年，其间沧海桑田，改朝换代，次数难举。     

春节习俗之“最”

最早的春节相传,中国原始社会就有"腊祭"之说,夏朝建立后,此习俗便流传下来。《尔雅》一书说春节:"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最早的春联春联的雏形是古代的桃符。战国时每逢过年,人     

改造与适应:明末清初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对待儒学态度迥异

明末清初,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的态度有很大不同天主教侧重于改造儒家思想文化,传播"福音",进而使整个中国基督教化;伊斯兰教侧重于适应儒家思想文化,"附儒而行",加速了与儒学调和及中国化的进程.两种宗教不同态度的表现和结局,有其深刻的背景和原因,它对宗教如何在中国生存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从经史到文苑——"记"之文体内涵的源流及变迁

"记"的文字含义是识记,在这种含义基础上,"记"逐步获得了它的文体意义,成为经史中一种专事记录的文章体式.作为一种文体,"记"在六朝获得文体生命,唐代进入文苑,宋代其内容得到拓展,形式更加稳固,明清时主体性色彩更加浓厚,逐渐成熟稳固.根据史志中以记名篇的书目数量和文学总集中记体文内容的变化和类目的增减,可以更客观地了解"记"作为一种文体其内涵发生的变迁.     

人、民之分与政制伦理——《论语》中的人、民与古希腊的“德莫斯”

由民、人之会意以及<论语>中之人、民之说始,略释中、西方古典人与民之分的政制要义:无论是古典国人的民、人之说,还是古典希腊人的"德莫斯"统治之分析,都凸显了重要的政治道理--圣贤以德治天下,民无一不得其所.其实,人类必定要承认人所共处的政治生活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对等.民、人和谐共处的政治要求君有君之德,民有民之德.不管诸子之治道还是希腊古人之治道,都要求统治者行"宜"(中庸)之道,节制自己的欲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对人、民进行良好的教育,还要注重立法,不能"只顾讨好民众而不顾道德",而要劝民"追求最好的东西".     

夜落西街

出外旅游没有联想,止于没有去过桂林阳朔的人。去过桂林阳朔的人,总期盼着有一天能背上简单的行李远离烦嚣的城市,抛弃一切苦恼和杂念到阳朔住上一阵子:清晨醒来,赤脚沿着青石铺砌的西街走到漓江,乘一叶竹筏徜徉于青山秀水之间,或戴一顶斗笠在竹排上     

建国初期党的组织建设的基本经验

建国初期党的组织建设适应形势和任务的转变及时作出调整,进行了大量有益探索,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主要表现在围绕政治路线加强组织建设,整顿与新建相结合,不同地区支部相区别和自上而下展开政治动员四个方面.     

略论唐代的东都尚书省

唐代中央职官在东都洛阳分设了一套职官体系,东都尚书省是唐代东都分司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东都尚书省并不全盘照搬长安官制,而是根据实际需要设置.东都尚书省不设尚书令与左右仆射,以东都留守为长官.东都尚书省虽也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但六部之下所设各司往往不齐备,六部的具体工作也和长安官制有所区别.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教学方法和手段的研究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在高校"两课"教学中重要地位的论证及存在的问题的分析,阐明了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势在必行,进而明确了教学方法和手段改革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