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与“无为”:走向一种合伙人式的人机关系

人工智能的突破式进步印证了凯文·凯利有关未来机器“失控”式自主发展的预言,引发了人们对被机器奴役甚至毁灭的恐惧。文章借助解构主义、凯文·凯利提及的“无为”之治及其他学者所论述的人机合作、共同进化的设想,通过分析机器失控发展对传统二元人机观和主体概念的冲击,旨在指出在真实与虚拟界限消解、“人”的概念不断刷新的后人类时代,传统二元人机观已经过时,且将带来新的人机关系危机。人类需从视机器为客体及他者的思维转向多元动态的后现代主体观,从单一主体的中心式掌控转向共进、权力共享的合伙人式的人机关系,如此才有助于维护和谐的人机互动,而人类对机器失控式发展的恐惧最终也将迎刃而解。      

第三种劳动：智能品牌传播中的人机关系

智能时代劳动工具“类人化”塑造着新的人机分工劳动配置,以人为中心的劳动关系的瓦解促成了人机劳动共同体,人类与智能机器分工与协同的劳动称为第三种劳动。在智能品牌传播业务执行中,人机间并非单方面替代与被替代的竞争关系,而是互惠式增强关系,即人工智能的生产力和效率优势通过人类劳动者与技术间有意识、功能性的协作来实现。在此劳动关系中形成了新的人机劳动形态：提示、审核、修改、提问。互惠式增强关系的形成机制是系统的反身性,它是一种可持续、可反馈的构建动态协调人机关系的能力。品牌传播业务运作流程中存在两种反身能力：日常反身能力与紧急反身能力。基于人机互惠式增强关系,有效释放第三种劳动的生产力及提升品牌传播价值,需要围绕如何建构有效的协同式增强关系展开,即顺应人机共生趋势,“功能互补”与“价值匹配”兼顾,警惕“逆分工”削弱人机系统的反身能力。     

智能素养：智能传播时代媒介素养的升级方向

智能传播时代，面对新的人机关系，人们需要培养与之相适配的智能素养，这也是媒介素养的升级方向。智能素养包括算法素养、人机协同素养、人机交流素养、个人权利素养等不同方面。算法素养培养的核心目标是帮助人在算法面前化被动为主动。人机协同素养培养的核心目标是使人谋求机器的“增强”效应，抵抗机器削弱人的能力的风险。人机交流素养培养的关键，则是使人在与机器的交流中尊重“机器他者”,并获得准确的自我认知。智能传播应用相关的个人权利意识也是素养的一部分，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个人数据与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权益保护，以及相应的风险防范。     

人机学的起源与发展

人机学又被称为“劳动学”(主要研究人—机关系 ) ,185 7年起源于波兰。后来人机学分两大流派 :以人为本的人机学强调“机器适应人”、劳动保护、减少职业病 ;以机器为本的人机学强调“机器效率”。     

中国传统哲学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比较——从“天人之辩“、“古今之争“和“言意之辩“谈起

本文从中国传统哲学中选取三个论争中心“天人之辩”、“古今之争”、“言意之辩”为角度,在人与世界、传统与现在、语言和意义的关系问题上,对中国传统哲学和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进行若干比较研究,以反观中国传统哲学,并促进中西哲学的交流与对话。     

智能传播趋势下的人机关系及其伦理审视

智媒趋势下,内容科技推动了信息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全流程的智能化深度变革,催生了新的业态、新的应用和新的服务。与此同时,人与智能机器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从人机协同向人机共生和人机融合演化,从“二元对立主体”向“复合型共同主体”转变。由此衍生出的智能传播的伦理问题,为人类社会新的生存形态的有序发展提出了挑战。对科...     

人机合作中集体能动性的建构

基于多能动者的人机合作是当前人机关系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人与机器作为能动者能够实现交流、协同与合作。为了实现更加有效和优质的人机合作,应当建构集体能动性。这种建构是可能的,因为人机合作满足集体行动、集体意向和共同结果这三个建构条件。人机合作中集体能动性的建构包括认知维度和行为维度。认知维度借用“我们-模式”和“共享意向”理论内在解释人机合作中的集体能动性;行为维度借用联合行动模型和随附关系理论观察和模拟外部行动从而建构人机合作中的集体能动性。     

元宇宙中虚拟数字人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研究——基于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对比的视角

随着元宇宙技术的发展,虚拟数字人将成为新的“创作”主体,并对传统版权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同人工智能一样,元宇宙中虚拟数字人生成的内容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且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符合“形式”上的“作品”要件。那么,可版权性与否的关键就落在对于独创性要件的证立上。判断虚拟数字人生成内容的独创性,应秉持主观主义标准,重点考察其生成内容的过程中是否包含个性化创作空间。元宇宙中虚拟数字人生成内容的过程兼具机器智能与人类智慧,有别于单纯的人类或AI“创作”,本质是一种人机协作。当下ChatGPT4.0等大语言模型及提示工程技术的发展迅猛,人机协作模式正在逐渐替代单纯的人类或AI“创作”成为主要创作方式。人机协作模式下,只要来源于人类智慧的个性化创作空间不会被机器智能所侵蚀,那么虚拟数字人生成的内容就符合独创性要件,具有可版权性。     

元宇宙人机融合形态与交互模型分析

在元宇宙中，自然人、虚拟数字人、高仿人机器人构成“三人行”交互格局，其人机交互模式在主体类别上有类内交互、类间交互，在参与交互主体的数量上有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交互。人机融合给人带来三种身份形态，即自然“真身”、虚拟“化身”、机器“假身”。“三身合一”能够拓展人的行为时空，提升行动效能。人机多维交互重构了人际连接方式，在人际沟通的多个意义层面上实现了生产与再创造。     

差异与弥合：人机交流的社会认知进路探究

ChatGPT与人类用户的交流依赖于其内部语言模型,从具体的语义处理机制来看,人机交流表现出一种类“预测加工”的过程,在这种观点下,人机交流中的相互认知是一种双向预测的耦合。但人人交流中的社会认知并非仅仅依赖于内部机制运行,还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作用,而交互作用具有独立性,不能还原到个体机制的解释框架之中,通过交互产生的认知结果具有具身性、关系性和涌现性。人人交流是一种参与式的意义构建过程,但是ChatGPT与人的交流并非具身,而是完全依赖内部模型机制的运行,交流过程仅仅是对人类赋予意义的单向识别,提供给用户的只是一种泛情景化、知识化和经验化的回复。人机交流想要走向社会认知,并非仅改进机器以单方面贴近人人交流的模式,而是人与机器之间的相互弥合,同时机器广泛参与到与人类的交流过程中必然会带来社会认知的内涵与边界的改变,因此应当在人类与机器的动态变化关系中为人机交流寻找出路。     

论中国哲学的“世界主义”视野及其价值

中国哲学中，潜藏着一股“世界主义”思潮，既有打破“国家中心论”的较低层次的世界主义，有打破“区域中心论”的较高层次的世界主义，也有打破“人类中心论”的最高层次的世界主义。世界主义的各种形态，齐备于中国哲学家的头脑中，这在世界哲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值得认真发掘。从原有的哲学格局看，西方哲学的视野主体上还是“地球中心论”与“人类中心论”的，基本上还是以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为主。但中国哲学的“世界主义”视野提供给人类一种伟大的智慧：要解决人类的问题，就不能以人类为中心，就必须置身人类之外；要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就不能以人与人的关系为中心，就必须置身人与人的关系之外；要解决地球的问题，就必须突破“地球中心论”，必须置身地球之外。换言之，不突破“地球中心论”，不突破“人类中心论”，恐怕还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不解决人与物的关系问题，不解决物与物的关系问题，恐怕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中国哲学中的“世界主义”视野，是打破各种“中心论”的一把利剑；它使中国哲学不可能产生西方式的“痛苦中心论”、“生命中心论”，更不可能产生西方式的“人类中心论”。     

游移的“真相”:媒介再现中的“人与人工智能”之辩

智能技术新范式正在全面重塑社会基础设施、重塑着人们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模糊了人机界限，对人的本质、人的主体地位等形成强烈的冲击，由此“人—机”文明也因机器智能这一新变量的引入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为理论视野，观照人与人工智能关系的媒介再现及其引发的公共讨论，可以揭示出多元传播主体及其复杂话语策略背后蕴含的“真相”游移：一是新闻真相，二是技术真相，三是政治经济真相，四是哲学真相。游移的“真相”表征了人与技术关系的陌生化以及共识的断裂，出现人工智能技术观念场域的“后真相”症候。通过建构新型媒介社会效益机制和科学传播机制，以政治经济学视角解蔽技术价值无涉，增强技术传播中的哲思维度，可以应对“后真相”症候。     

赫尔德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批判

赫尔德的形而上学以及他对“存在”问题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对康德先验哲学的批判中。赫尔德和康德都批判启蒙哲学推崇的纯粹理性,但与康德肯定纯粹理性并为其运用划定边界不同,赫尔德从根本上否认理性的纯粹性,强调理性实际上是人类心灵整体运作的有机性,因而是人类心灵中各种力量共同运作的机能,最终体现为人类语言。语言是人类心灵在具体历史经验中生成的证明,在本质上揭示出“存在”与人的感性关联。以语言为切入点,赫尔德分析了人与“存在”的关系,认为语言是“存在”对人的感性给予,是人和“存在”关联的体现和表达。以心灵哲学和语言哲学为基础,赫尔德在批判康德先验哲学的同时,阐明了自己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和观念。     

哲学的发展与中国传统哲学

本文首先分析了当前出现的“哲学无用”论和“哲学危机”感发生的原因，并从四个方面论述如何发展哲学和使哲学发挥更强大的社会功能问题。接着探讨了哲学发展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指出哲学发展之所以需要继承传统哲学，是由于人类认识发展的继承性和哲学传统的延绵性。本文认为，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价值如何，一方面要看它本身有否可以利用的价值，另一方面要看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对它的选择、改造和利用而定。文章最后从六个方面分析中国传统哲学对未来哲学的意义。强调对中国传统哲学必须批判继承、推陈出新、为我所用。     

儒家修身传统与中国哲学重建——来自《从“修身”到“工夫”——儒家“内圣学”的开显与转折》的思想启示

陈立胜先生《从“修身”到“工夫”——儒家“内圣学”的开显与转折》一书试图回到源远流长的儒家修身传统来重建中国哲学。在这部具有典范意义的著作中，陈立胜先生以其恢宏的历史眼光和深邃的哲学洞见，把儒家修身传统划分为春秋战国之际的德行培育时代、唐宋变革之际的心灵操练时代、清末民初的“过渡时代”、当今“人机之辨”的新时代，并借着“轴心时代”论中国哲学的起源，对中国哲学的定义、中国哲学的主题、中国哲学的基本命题均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在具体的论述中，该书主要围绕儒家修身传统中的“反省”技术、“知-情-意”的基本领域、“内圣”的终极关怀三个面向展开。可以说，陈立胜先生在该书中的学术努力，不仅穿越了中国哲学重建的双重思想屏障，而且自始至终贯穿着颇为自觉的“做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意识，已然呈现出一种“通向世界的中国哲学”的新气象。     

从时代的发展谈哲学研究的对象

传统教科书在届定哲学的研究对象时,往往这样表述:“哲学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规律的科学。”本文从哲学与时代的关系上重新探讨了哲学的研究对象,认为传统教科书中对哲学研究对象的界定充其量只适用于近代哲学,而不适用于现代哲学。随着时代的发展,哲学的研究对象也在演变。本文的结论是哲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人、人的世界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红楼梦》与中国哲学——论《红楼梦》的哲学内涵

本篇侧重论述《红楼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红楼梦》哲学是“无”的哲学,是“心”的哲学（形象性的心学）,其最高的哲学境界是“无立足境,是方干净”,其哲学视角是“天眼”、“道眼”式的大观视角。其哲学方式是好与了、观与止、色与空、阴与阳、真与假、是与非相通为一的“不二法门”。《红楼梦》作为异端性诗化的心学,与儒、道、释相关而自成一格局。     

遵守规则与人工智能——维特根斯坦与图灵人工智能理论的交集

图灵是倡导机器人工智能的第一人,维特根斯坦则是主张没有适当的历史环境、机器不可能有智能的第一人。维特根斯坦和图灵在遵守规则理论上有过争论。维特根斯坦认为机器是不能思维的,计算的机器能计算是因为其本质是人在机械式的遵守规则,而图灵主张机器是能思维的,机器机械式的遵守规则能替代规范化的标准。在图灵的观念中,机械式的遵守规则与遵守一种机械式的规则是等同的。     

人机协同下合作行为的发生机制与演变路径

当人工智能超越了人类平均智能时,与其说我们进入了一个“淘汰平庸”的时代,不如说我们迎来了一个探索人与机器互相合作潜力的契机。人与机器相协作的现象是技术与社会关系的不断迭代和相互作用的背景下自然发生的趋势。通过梳理人类合作行为从闭合到开放的演变历程,探析人机协同的起源与发生机制,揭示共享心智模型和团队态势感知在建立高效合作行为中的关键作用,并且进一步探讨人与机器合作的动因及人们接受AI作为合作伙伴的因素。最后,讨论人机协同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重点关注当下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智能的互补性问题、AI的“价值对齐”挑战、AI依赖下的思维钝化,以及如何建构新的人机交往规范等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策略。     

毛泽东哲学知识论探析

毛泽东从哲学的高度和“结合”的角度,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有机结合,以实践哲学的视角,从知识的构成、知识真理性的效验和知识的具体应用三个层面对知识做了精当的论述,这三个方面构成了毛泽东哲学知识论的有机内容,从而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哲学知识论。毛泽东注重知识的实际运用,讲求运用的实际效果,改变了历史上对知识纯粹学理上的探讨,注重知识改变世界效能的发挥。毛泽东的哲学知识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为实际工作中的具体“结合”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