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行政语境下乡镇（街道）设“法制办”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基于浙江省台州市的调查

乡镇（街道）设“法制办”,目前只在少数省市试点,即使该模式的首创者浙江省台州市也仍处于摸索阶段。通过对台州市乡镇依法行政状况和依法行政能力的调研和分析,得出结论：在台州市乡镇（街道）设法制办是必要且可行的。但台州市乡镇（街道）设法制办也存在一些诸如经费保障不到位,工作正常运转有困难;法制机构人员少、任务重、思想不稳;部分法制机构名存实亡,法制工作基本没有开展、流于形式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政府应加强对法制工作的领导和保障,加大财政投入,把法制机构的费用列入财政预算;加大业务培训和适当招聘法律人才,还可以借助律师事务所的力量等。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适合在乡镇（街道）设法制办,经济欠发达,或乡镇辖区人口太少,或县级法制办力量太弱的地区,其乡镇（街道）不宜设置法制办。     

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调适——以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为例

坚持法制统一是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而在一些民族地区，发生了杀人、伤人案件时，依照“赔命价”习惯法处理的方式客观存在着。这种情况下，调整基层社会秩序的行为规则除了国家法外，少数民族习惯法在很大程度上也发挥着现实的作用。文章以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为例，探讨了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如何来调适少数民族习惯法和国家法律的关系。     

关于我国权力机关行政法制监督的思考

行政法制监督作为一种法律制度,是依法行政和行政法制化的重要内容。权力机关作为国家行政法制监督的主体,其对行政的监督是行政法制监督的重要方面。我国的权力机关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它在我国现行的行政法制监督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运行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权力机关的行政法制监督也呈现出不足和弊端。     

国家法制统一视野下民族习惯法对刑事司法的影响与应对——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民族习惯法在民族地区处理刑事纠纷中发挥着一定积极作用的同时,对刑事司法产生着消极影响。在刑事司法体系之外并存着另一个处理刑事案件的系统,一定程度上威胁到国家法制的统一。需要理性和务实地看待民族习惯法在当下民族地区所展现的能量,在刑事司法中改造和整合民族习惯法,实现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良性互动,既发挥民族习惯法的积极价值,又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     

农村土地流转中的地方政府、农民与中介组织

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是一项复杂而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集聚地方政府、农民和中介组织的三元优势合力推进和发展。然而,当前农村土地流转中地方政府的角色、职能,农民的主体作用以及中介组织的桥梁和纽带功能都没有很好地界定和理清,致使土地流转进程遭遇着重重困境和瓶颈束缚。文章正是基于地方政府、农民和中介组织角色功能的应然和实然分析,指明反差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最终得出结论：只有在准确定位三者角色的基础上,并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发挥其合力,才能搞活土地流转,发挥其于国于民的功效和作用。     

依法治国背景下都会城市政府法制办公室运行机制与改革进路

法制办公室作为各级政府负责法治建设的工作机构的职能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由于其长期以来角色定位的"内部性",其在具体的政治-法律实践中的运行机制又显得模糊不清。都会城市法制办因其所处复杂的政治生态和交错的权力场域尤其如此。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对法制办的工作提出新要求的宏观背景下,应该在准确揭示都会城市法制办运行机制的基础上,结合依法治国的新要求,提出符合都会城市特点的改革进路。提高法制办的地位,转变职能,充分发挥基本政府决策和信息公开等方面的作用。     

地方政府合作中政治与法律结构耦合的生成——基于社会系统论的视角

随着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提出与城市群建设的发展,地方政府之间必须就公共事务展开横向合作。当前,地方政府合作面临着跨区域行政权行使缺乏法律依据、区域协同立法受权力配置制约、权力有效性缺失、政策执行不力等问题,根本原因在于政治与法律之间的相互掣肘。在系统与环境的解释框架下,政治与法律是各自以权力与立法为核心的功能分化的社会子系统,彼此之间以政府间行政协议为耦合渠道,在维持界分的同时又形成特定的联系,为解决系统内部的矛盾提供方法与途径。地方政府合作中政治与法律结构耦合关系的生成,为地方政府合作中行政权的运行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可以促进法制功能不断完善。     

我国风险环境治理中的府际关系:问题及改进

政府在环境风险治理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功能,府际关系则是直接关系到政府效能发挥的主要因素。我国现有的环境风险管理体制在政府间横向关系和纵向关系上都具有一定的缺陷,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政府失灵"。对此,应在横向关系上加强政府部门间的协调、实现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在纵向关系上实现中央与地方的合理分权,建构良好的环境风险治理府际关系。     

“严打”的科学定位

“严打”是一种指导打击和预防犯罪的具体刑事政策。在贯彻“严打”政策时,要处理好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的关系,在发挥刑事政策有利于打击犯罪积极作用的同时,约束“严打”破坏法制的冲动;处理好“严打”政策与刑罚轻缓化政策辩证统一的关系,用“严打”的本质要求消除“严打”一极化的发展弊病;处理好贯彻“严打”政策与保障人权的关系,努力提高执法者的宪法意识、程序意识和用和谐社会理念指导司法工作的意识。     

发挥非营利组织在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非营利组织也逐渐成长和壮大起来,成为管理社会的主要力量之一。它们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具体有三个方面:一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需要处理好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的关系,非营利组织对其他主体发挥着特定功能,起着切入点的作用,这是构建和谐社会成败的基本问题。二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非营利组织成为提供各种社会公益性服务的主体,发挥着和谐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三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需要处理好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而非营利组织在协调两者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