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笔下的"天"及其他

"争天拒俗"是鲁迅的战斗宣言.在中国,"天"是一切封建统治者压迫人民的权势的总称.皇帝被称为"天子"--天之子;皇帝便成了"天".在中国,"无"和"天"在意义上相通."无物之阵"便是"天"所布下的"吃人之阵".所以,鲁迅终生坚定不移的战斗目标是与"天"争斗.     

"五祀"祭祷与楚汉文化的继承

近年来出土的有关"五祀"祭祷的简文,证明古代贵族按照等级祭祷家居之神的说法是错误的,至少大夫以上的贵族应当恒祭"五祀",并无等级之别,郑玄关于前者为周礼、后者为商礼的经注并不可靠.楚地出土简牍资料也部分地支持了章太炎在<大夫五祀三祀辨>中提出的论点--<礼记·祭法>在"五祀"的基础上,吸收了楚地广为流行的"司命"和"厉"两种神祗,形成所谓"七祀".根据楚地出土简牍的相关记载,还可对"五祀"的名称和顺序在历史流变中产生的变异进行复原.     

西周郊天礼考辨二题

关于西周的郊天礼,郑玄出于其"六天说"和"感生说",认为郊天与圜丘祀天有别:郊天是祭五帝,圜丘祀天是祭至上帝。王肃否认郑玄的"六天说"和"感生说",认为天唯一而己,不得有六,郊天与圜丘祀天是一回事。又郑、王两家皆以为行郊天礼必于国郊,且有坛。至于举行郊天礼的时间,郑玄以为圜丘祀至上帝在冬至,而郊祭五帝在夏历正月。王肃则提出所谓冬至、启蛰二郊说。礼书中还有立春郊之说。其实西周时期并无所谓圜丘祀天之礼,祭天唯郊礼而已。行郊礼也并非在国郊,"郊"字只可作祭名看,且行郊礼也不一定有坛。西周时期行郊礼时间的常制是在周历四月、夏历二月。冬至郊、立春郊,或启蛰郊之说,不过是据后世历法以推周制,并非周礼之实录。     

闽赣戏神"田公元帅"祭礼述源

本文通过对闽赣戏神"田公元帅"的祭礼追根溯源,认为田公元帅的原始信仰源于周四月郊祀后稷的国之典礼,经汉而演为田官,且封为社而祀之。唐宋时从田官(舍郎)又衍化为田四郎,为天曹使者形象,且初步具有戏神的某些喜剧性因素,宋以后随着社戏的兴起,抵以滑稽取笑,则田四郎以喜剧形象且为郊祀主角或祖或报求而衍化成"田公元帅"。     

散作龙阳百里春--青文胜事迹与青尉祠诗文考述

六百多年前的一天,一个从龙阳(今常德市汉寿县)入京(南京,时称南都)的小官,为了抗议朝廷重税,实现农民减负,壮烈地奉献了他32岁的生命.他的死轰动了朝野,震惊了皇帝,也赢得了后代人的景仰."为民请命"的烈烈英名从<明史>到<汉寿县志>史不绝书,从青尉祠联语到今天的中国常德诗墙碑刻,代不乏吟.他就是明朝的龙阳典史青文胜.     

明朝内庙祭祀制度探讨

明初,朱元璋取法宋代的钦先孝思殿,在宫内设立奉先殿祭祀祖先,创立起明朝的内庙祭祀制度。设于两京宫中以奉先殿为核心的内庙,实为明朝皇帝的家庙。其在设置、渊源及祭祀礼仪上,都有一些不同于宗庙的特点,是明朝皇帝祖先祭祀体系当中的重要一环。     

15世纪后期撒马儿罕使臣海路来华与明廷的反应

本文主要论述明朝成化、弘治年间撒马儿罕使臣由陆路贡狮、海道回国,又从海路入贡过程以及明廷的反应。表面上这是皇帝、宦官、政府官员对贡狮和贡路的争执,实际上反映了明朝中后期尤其是弘治年间明朝对朝贡政策如何调整的问题。由于明朝大臣竭力反对,帖木儿王朝来华贡路复归于陆路。明朝也由此丧失了加强海路贸易的机会,为以后葡萄牙人东占满剌加留下了空隙。     

为昭代真儒辩护:明朝人讨论薛瑄从祀问题的一个重要侧面

薛瑄是第一位在明代从祀孔庙的明儒,这无疑是明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课题。孔庙的从祀问题本来只是朝廷上皇帝和儒臣才需要讨论的议题,毕竟能不能从祀孔庙的最后决定权在国家,不在私人。李濂以一个罢官在野的士人却参与了对此课题的讨论。通过他的讨论,我们将发现此课题为一个更大范围的士人所重视。更重要的是,李濂的讨论是和嘉靖中叶朝廷上的儒臣在讨论这些课题时所表现出的新范式遥相呼应的。由此可见,这一新范式其实是为许多士大夫,无论在朝在野,所共有的。     

朝鲜王朝关王庙创建本末与关王崇拜之演变

明朝抗倭援朝战争期间,援朝作战的明朝将领在朝鲜半岛建造了关王庙,自此,关王崇拜在朝鲜半岛生根发芽。起初,朝鲜国王漠视关王庙,随着朝鲜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朝鲜国王逐渐热衷参拜关王庙;肃宗年间还在全国各地修缮了关王庙,将祭祀仪式统一化、祀典化,并把明朝将领作为关王庙从祀的对象。从此,参拜关王庙就逐步成为朝鲜尊周思明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王庙成为朝鲜王朝宣示正统的一个重要场所。19世纪后,在官方的倡导下,朝鲜关王崇拜由庙堂走向民间,关王崇拜实现了本土化,关王形象逐渐"韩国化"。     

杨亿《汉武》唱和组诗新探

杨亿等人所作《汉武》唱和诗是针对真宗朝"西祀"、"东封"和"祥瑞"频降的现实政治有感而发,绝非单纯意义的"以学问为诗"。传统认识中对杨亿及其"西昆派"的认识有颇多值得商榷之处,有必要加以厘清。以真宗封禅泰山的真实动机、真宗皇帝与杨亿的微妙关系,以及真宗朝士人文人对杨亿的界定和他们对待"西祀"、"东封"的态度,将帮助我们重新认识杨亿等人寄寓在《西昆酬唱集》中《汉武》唱和组诗的真实情感。     

略论孙奇逢对于明亡的几点反思

孙奇逢是畿南容城一位颇有头脑的封建文人。他从明末社会诸多不正常的现象中,便预感到明朝行将灭亡。面对农民革命风暴,他曾出面组织封建武装,对抗农民起义,最终亲身经历了明王朝大厦坍塌、清王朝定鼎北京、土地为从龙诸贵圈占而扫地出门的极大痛苦。他反思历史,认为“明不亡于逆闯而亡于逆珰。”在其总结的历史经验中虽有不少感性的东西,但也有颇多理性色彩。比如,他恨透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却不把朱明灭亡归罪李自成农民起义,而是透过李自成亡明的历史事实,正确地问罪于明朝皇帝,问罪于明朝的专制统治,他的确不失为是历史上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 一、“与民为仇者,民必胜之” 在封建社会,没有哪个皇帝不想一世万世地统治下去。但是主观愿望代替不了历史的客观发展变化。孙奇逢说:“从古无平而不陂之理。”天下事“总之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夏峰集》)103页、258页)这是不以人们的意     

何塘藏杯除奸臣

传说明朝时,有一年正德皇帝过生日,发生了一桩轰动朝野的事。 那天上午,午门外文武百官到齐,掌宫宦官刘瑾也骑着枣红色的高头大马来了。皇帝因他是自己奶娘的儿子,又因他嘴比蜜还甜,竞封他为九千岁。可他还想篡位自己当“万岁”。他的野心只有一个人看了出来,这个人就是曾当过皇帝老师的何塘。     

绍续明礼:清顺治朝国家礼制的"汉化"转向

入关后,已有的满洲礼制不能满足现实政治扩张的需要,顺治朝开始全面继承明朝礼制,在祭礼方面最为彻底,基本上移植了明朝祭礼格局与祭仪模式,在嘉礼方面立足已有之制,吸收明制进行改进、补充与新创,军、宾、凶礼相对改动较少,但也呈现出明显的"汉化"趋势.顺治朝继承明朝礼制的根本动力是大一统政治的需要,通过继承明朝的"五礼"体系,重塑清政权的礼制合法性,完成了向大一统帝国礼制的转交.顺治朝随着汉礼的全面加入,满洲礼制逐渐呈现收缩之势,汉礼开始超过满礼,成为主流,清朝国家礼制发生了"汉化"的重大转向,成为清代礼制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转变.     

可怕的"皇帝感觉"

在央视文艺频道一个专访节目中，记者问擅演大清皇帝的演员张铁林：你经常演皇帝，皇帝的威严、气势是怎样演出来的？张铁林说：当扮演大臣的演员都在我面前跪下来，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时，皇帝感觉就有了。与此相对应，《康熙王朝》的编剧朱苏进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帝王种子。一个演皇帝的，一个写皇帝的，从“实践到“理论，可以说是对国人“皇帝情结的最有说服力的的诠释。中国封建社会被推翻快一个世纪了，皇帝这个宗法专制制度的产物早已在社会生活中消失，但一些人仍然在抱着“皇帝情结，寻找着“皇帝感觉。寻找“皇…     

辽太宗祭祀木叶山考

木叶山是契丹祖源地、发祥地，故辽代皇帝频繁前往祭祀。对木叶山的祭祀，包含祭山神、祀天以及祭祀祖先等寓意。辽太宗时期佛教已很盛行，辽太宗遂变革传统祭山仪，将祭拜观音一环增加到祭祀木叶山的活动中。辽太宗即位初期，祭太祖庙、祖陵等祭祀祖先活动非常频繁，祭祀木叶山的活动基本伴随祭祀祖先的活动进行。从天显八年(933)开始，辽太宗祭祀木叶山的次数随着其祭祀祖先活动次数的减少而减少了，且祭祀木叶山的活动大多在游猎过程中举行。     

明万历朝经筵制度述论

经筵是指为皇帝讲解经史而专设的宫廷教育制度。明万历初年,经筵制度已十分完善规范。本文论述了经筵制度的仪式、讲官人选、待遇和地位、经筵与内阁的关系。经筵不仅可以提高皇帝的文化素质和执政能力,同时也是皇帝决策的一个重要渠道。万历初年,神宗好学,经筵大为盛行,其时朝政清明,万历中后期,神宗怠政,对经筵毫无兴趣,其制已形同虚设,明朝亦由盛转衰。可见,经筵是否认真执行与明代的治乱兴衰是息息相关的。     

明朝大厦倾覆与社会矛盾的合力作用——清前期对明亡之因探讨的再解析

经历两个半世纪的明朝大厦为何瞬间倾覆?清前期,引发上自皇帝、官僚,下至学界文人的不断反思,探讨明亡之鉴,众说纷纭。总结概括,主要有六种观点:亡于流贼;亡于宦官;亡于朋党;亡于皇帝;亡于民困;亡于学术。上述观点,只是强调某一因素对明亡所起的作用,而明朝覆灭则是长期社会矛盾合力作用的必然结果。     

阴阳同构与礼乐之用——儒家"和合"观念内在结构分析

天、地、人和合为一,这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命题。在儒家文化体系当中,天、地、人之所以能和合为一,其哲学基础在于三才在阴阳二气上的同构,而其实现的方式、途径则在于用礼用乐。礼与乐有祀天祭地之礼乐,也有人群社会内部之礼乐。前者可以使人群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从外部得以与天、地和合;而后者可以首先实现人群社会内部的和合,并进而达到天、地、人三才内在的和合。     

东汉郊祀新论

《后汉书》虽未正面记录光武帝之后的郊祀活动,但爬梳史料仍可发现东汉中前期诸帝多有亲郊之举。如章帝元和三年北巡前曾分祭南郊、明堂,安帝元初元年、六年的亲郊皆是在邓太后专权的政治背景下展开。与元始仪稍有不同,东汉更重视皇帝亲郊、合祭天地之礼,相对忽视二郊之别祀。延光三年安帝东巡前曾行包括南北二郊在内的五供之祀,该故事可能经蔡邕辗转收入《续汉书·礼仪志》,长期被视作东汉常制。     

明朝民事诉讼变革初探——以唐宋"务限"为参照系

本文指出明朝"务限"制和"放告日"是一次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诉讼制度改革,是中国古代"农本"社会转型期在法制方面的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