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思维与阴阳五行思维模式--兼及秦汉神学政治

周人不多谈阴阳五行,因为它是殷商的神学政治理论.战国后期,邹衍把阴阳五行表达为五德终始说,秦统一中国后,经吕不韦的推崇,五德终始说成为官方学术.五德终始说是宗教神学与政治伦理化结合的产物,入汉以后,汉帝从中看到了为汉制法的好处.经学思维模式是儒学在新形势下结合阴阳五行说的延展,思维的程式以阴阳五说为前提,以受命改制为中心议题,为汉代帝王寻找在思想文化领域完成大一统的途径.汉代儒学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借助了邹衍的阴阳五行说.     

先秦阴阳家邹衍思想初探

邹衍是战国时期阴阳学派的代表之一。纵观思想史或哲学史著作,邹衍及其思想常鲜少提及。从五德终始说、天道论和天地广大说三个方面,对邹衍思想进行探究。邹衍在史墨五行相胜说的基础上,结合思孟学派的五行学说,形成了自己的五德终始说;他的天道论即四时教令思想;天地广大说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打破了人们狭隘的地域观念。     

天命、德运与民生信仰——秦帝国择取“五德终始”说的内在理路探析

在战国诸侯争霸进程中,秦统治者对法家学说可谓是青睐有加。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的皇帝,秦始皇的一统六合,实乃凭力而胜。然在随后建构帝国政治统治思想时,却在先秦以来的众多诸子学说中,最终选择“五德终始”说,以之为王朝立论。探究其因,主要有三：首先,相较于其时其他诸子学派务以为治的具体论说,独有邹衍“五德终始”说关注的是王朝之间的兴替更迭,更具形而上的超越性,这符合以武力所建构起来的政权进行合法性论证之所需。其次,“五德终始”说契合了秦传统的“受命”意识。依“五德终始”说,秦帝国得享“水德”之运,这不仅为君权张目,给予了帝国统治者“君权神授”的合法性,而且也能够为帝国统治者“重法”“偏法”的个性喜好提供源于“德运”“德性”的本体依据。再次,“五德终始”说依凭、内蕴的阴阳五行思想,不仅与秦文化深相契合,更与秦人日常民生信仰密切相关,故择取其为帝国合法性作论,就更易获得广大民众的认同与遵奉。     

秦始皇伐赭湘山发微

《楚辞·九歌》中的“湘君”实指帝舜 ,帝舜在早期五德终始说中就是位居土德的“黄帝”。秦始皇迷信五德终始说 ,却又十分害怕五德终始说 ,因为按照这一学说 ,取代秦朝之水德的 ,将是土德。因此他特别仇视土德虞舜 ,从而有首次东巡期间伐赭湘山的暴殄之举     

“五德终始说”之理论逻辑与现实困境——以王莽代汉立新为中心的讨论

建基于宇宙系统信仰之上的"五德终始"学说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论证建立政权合法性的重要理论工具。西汉初年开始,以"五德相胜"为基础展开了一场汉承何德的讨论;到了西汉末年,以刘歆为代表的儒生又以"五德相生"为中心为王莽的代汉立新进行合法性论证。从"五德相胜"到"五德相生"的这一转换,既有理论自身发展的逻辑可循,同时又与现实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但"五德终始说"作为阐释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其自身的困境与局限也不容忽视。新王朝的开创者可以凭借"五德终始说"来论证建立政权的合法性,那么长久执政合法性的论证与维系,就已经远远超出"五德终始说"所能涵盖的范围。这一困境与尴尬在王莽代汉立新的政治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它在宋以后逐渐被消解与扬弃的命运。     

《应同》篇与邹衍、后期墨家新论——兼论战国后期学术之演进问题

《吕氏春秋.应同》篇通常被今人视为引自邹衍五德终始思想的断片,这种流行已久的看法其实并不符合《应同》篇本意。从《应同》篇与邹衍、墨家之思想比较看《,应同》篇的五德终始学说可能是后期墨家根据吕不韦需要所改造的结果,讲五德终始的在战国后期也不止邹衍一家。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对五德终始说在战国后期发展的多向性问题以及后期墨家的思想发展性问题做出新的认识。     

论秦始皇对五德终始学说的改造

历来认为 ,秦始皇完全接受了五德终始学说 ,并把它运用于政治实践之中。本文研究指出 :秦始皇对五德终始学说加以了改造 ,去掉这一学说的道德约束因素 ,用以说明秦朝代周的合理性 ;改换五德循环代替的内容 ,制造秦朝江山永固的神话 ;淡化水德养育万物、谦和卑下的特性 ,突出其阴暗冷酷、严刑竣法的要求。从而把”五德终始学说”这一既维护君权又限制君权的理论改造成了只维护君权不限制君权的理论 ,并对秦朝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     

董仲舒三统说历史观及其评价

三统说是董仲舒首创的历史观,但三统说中没有五行相胜及五行相生的内容,其最大特点是与改制说相联系,是在汉王朝不准讲革命的背景下,对先秦儒家革命说的历史观在汉代的历史转变。董仲舒创立的三统说是一种强调历史继承性的发展观,不同于革命说、五德终始说的重视历史的变革性,但又保留了革命说否定家天下的因素。     

试论西夏“以十二月为岁首”

文章依据传统的“五德终始说”和“三正”的理论，勾稽西夏文资料、汉文资料和文物考古资料，首次对西夏的“岁首”作了论证，认为西夏王朝建立后，确曾改易正朔，采用殷正，“以十二月为岁首”，这是受其在五德中的行序金德决定的。文章最后揭示了西夏“以十二月为岁首”的政治内涵，认为西夏此举是标榜以大唐王朝的土德为续统而属金统，意在显示与其他并立政权的对等性。     

《吕氏春秋》“王治”思想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

针对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诸子各家都曾把"王道"思想作为经世的根本道理。秦商鞅变法后国富兵强和兼收并蓄的历史现实改变了六国士人的文化偏见,同时吕不韦把握了由霸而王的历史转折并集众编书,从而形成了《吕氏春秋》的"王治"思想。秦始皇虽然没能像吕不韦希望的那样把《吕氏春秋》的"王治"主张付诸实践,但把其中的圣王说、五德终始说和现实政治运作结合起来,从而深深影响了秦朝的历史命运。     

论民族文化对颜色词的创造及其意义的影响

颜色词的人文性 ,是我们理解其理性意义、把握联想意义 ,探索其产生、发展规律的基础。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决定了颜色词的喻体取向 ;传统文化如原始宗教和五德终始说对颜色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 ,才使得颜色词具有如此丰富的联想性和使用的高频性     

论《水浒传》以“水克火”为主线

五德终始说既是中国古典哲学宇宙论的流变，又是封建社会朝代递嬗的政治历史观。它的扩散辐射，便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模式乃至文学创作模式，四部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三国》、《红楼》、《西游》即是其范本。《水浒传》以“水克火”为主线，纲领全书。宋为火德，宋江起义军为水德。《水浒》所叙述的，即是一部“兴于水而终于水”的“水克火”的悲壮故事。     

五德嬗代与儒术独尊

战国时期齐人邹衍创立的终始五德学说,认为五德相胜的规律决定了历史上王朝的更替和制度的改变。汉武帝即位以后,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仁政、德治相标榜的儒家学说取代了黄老思想,确定了汉当为土德,土德论最终战胜了水德论。这样,终于将王朝更替纳入到五德相胜的完美次序之中。     

邹衍四时教令思想考索

邹衍不仅提出了以五行相胜为理论基础的五德终始说,亦有以五行相生立论的四时教令思想,这一点向来没有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已佚《邹子》一书的《主运》篇就是关于四时教令的政治理论,邹衍以此而集阴阳五行思想之大成,并＂显于诸侯＂。《主运》的内容有两方面,一是＂五行相次转用事＂的布政教令,一是＂随方面为服＂的方物服色。此即邹衍的四时教令思想。     

论高拱的唯实无神论思想

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高拱的唯实无神论思想。首先，通过批判天人感应论，阐发了“在天有实理，在人有实事”的唯实无神论。其次，通过批判灾异谴告说，提出了“人定胜天”的天人交胜论。再次，通过批判五德终始观，否定了“五行生胜”的历史循环论和“帝王受命而兴”的历史宿命论。最后，阐发了高拱将天下的“有道”与“无道”、社会的“治”与“乱”视为无神论和有神论产生的社会根源     

身体的政治意义 ——论纬书中的圣人异相

纬书中的帝王圣贤异相,与感生、 奇异天象一起构成圣王受命政治神话.何以圣贤帝王皆有异相?其本有二:一是受远古巫术文化影响的身体文化哲学,圣人异相,异相则异能;二是阴阳五行观念主导下的身体政治哲学,即以卦气说、 爻辰说将圣人异相配合卦位,以五行说将圣人异相配合方位.纬书把圣人异相和阴阳五行相关联,其意在以五德终始推论王朝更替及王命兴衰.故而,纬书中的圣人异相具有严密的体系性,是基于历史、 文化、 政治内蕴对身体的想象.     

论《素问》五行学说天人合一特性

五行学说进入天人合一范畴后,在历史观方面表现为五德终始,在施政观方面表现为月令说,在黄老医道观方面则为《素问》所系统发挥,运用五行关系模式说明人与天的相通。《素问》天人相合关系单向性的特色是天能感人而人不能感天,在有为中通过五行理论运用天道,以天道的周备性论证人功能机制的统一与完美性。     

从"尚德"的价值取向看阴阳家 --一种对阴阳五行说的阐释

包括阴阳家在内的先秦诸子应运而生于春秋末期和战国时代,这时代的精神脉息在于人们的终极眷注的重心从"命运"到"境界"或由"命"而"道"的转移.就这一点而言,已经有了相当的"境界"意识或"道"的观念的阴阳家,与还不曾达到"道"的觉悟而处在"命"或"命运"感笼罩下的数术家显然不同,但没有疑问的是,阴阳家在先秦诸予中比任何其他一家都更大程度地承受了数术家的遗产."五行"摄于"阴阳",因阴阳消长而有五行相生,也因阴阳消长而有五行相胜.由重于五行相生而有"序四时之大顺"以倡说"月令"的阴阳家,由重于五行相胜而又有主张"阴阳运"以发明"终始五德"的阴阳家.前者与数术中的"天文"、"历谱"、"五行"的因缘更深些,后者中最具典型性的则是自成一家之言的邹衍的学说."尚德"的价值取向使脱胎于数术的阴阳家不再置身于数术家,而其对于"有国者"的"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的寄望,则使其近于儒家之学却又有别于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之道;阴阳家在老子、孔子学说出现后重新回味了数术,但对"命"的再度眷注已是在对"道"的深切瞩望中.     

“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

以阐释政权合法性为目的的五德终始说建立在对宇宙系统的信仰之上,经过宋代儒学复兴的冲击,被宋儒以道德批评为准则的正统论取而代之。但五运说的残余影响仍长期存在,直到明代,朝野间仍在继续讲求德运。五运说在宋代所面临的危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种共同境遇。宋代知识精英对五运说、谶纬、封禅、传国玺等传统政治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清算,从学理上消解它们的价值,从思想上清除它们的影响。宋儒的政治伦理观念在当时是高调的、前卫的,但到元明清时代就变成了普世的价值观。传统政治文化的这一变迁轨迹,显示了宋元明清时代思想史的基本走向。     

试论西汉时期神仙方术及阴阳灾异思想与谶纬的兴起

谶纬是一种特殊的神秘文化，它之所以产生于西汉末年是有其思想背景的，这就是神仙方术、阴阳灾异说盛行和经学的推崇，经学的阴阳灾异化导致了谶纬的兴起。本文试图从西汉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探求谶纬产生的原因。一、西汉时期神仙方术、阴阳灾异说盛行之思想背景西汉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