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落者的哀鸣——对《诗经·国风》中一部分叹穷诗的理解

《诗经·国风》中有相当一部分对当时现实表示强烈不满的诗作。这种诗作,既有“劳者”对剥削的抗议,也有“穷者”对处境的披示,等等。笔者曾在一些文章中,分析了“劳者”之作产生的原因以及它们被编于《诗经》的意图。本文想对“穷者”之叹的诗作,进行一些剖解。在我看,《秦风·权舆》、《陈风·衡门》、《曹风·     

《诗经》情歌人物形象塑造的高超艺术手法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有着非凡的艺术成就,其中运用高超的艺术手法,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在《诗经》以前,虽然也有诗歌存在,但还谈不到人物形象的塑造,因此《诗经》情歌人物形象的塑造就诗经时代而言,它的艺术手法是相当高超的,表现为:心理活动的描写、撷取典型的生活场景、简洁的对白和鲜明的对比。     

先秦大农业文明中的《豳风·七月》与《易经》之交互关系

在先秦农业文化的大背景之下,《诗经》与《易经》交互影响,共为中国文化之根。区别在于认知自然、社会、人生的方式不同而已,一为感性的、艺术的方式,一为理性的、逻辑的方式。在先秦社会制度剧烈变革时期,《诗经》与《易经》在思想上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影响及于诸子各派思想。《七月》是《诗经》中一首比较突出的农事诗,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尤其是易学中"变"与"和"两大观念,就受到《七月》的深刻影响。     

《诗经》爱情诗艺术探赏(一)

《关雎》是“诗经”三百零五篇的首篇。因此,历代人们研习《诗经》,必自此篇开始。对它的解读纷纭杂陈,见仁见智,不胜枚举。方玉润((诗经原始》云:“取冠《三百》,真绝唱也。”《关雎》是一首爱情诗,抒发了青年男子对河边采荇菜的美丽姑娘的思恋深情。原诗分三章,各章诗句有多有少,不够整齐,郑玄分为五章,每章四句,形成整齐的章句结构,后代研究者多从之。     

浅析《毛诗传笺》对自然美的欣赏

对自然美的欣赏与对自然美的追求由先秦发端一直影响至今,并长盛不衰。在《诗经》中就已有对自然美的欣赏与再现。《毛诗传笺》作为《诗经》的注释作品继承了对诗中所描写的自然美的欣赏,并在注释的过程中再现了自然美。这是注释者对自然美的审美体现,同时也丰富了注释的内容,使读者更好地去领会诗的主旨。     

《韩诗外传》解经方式及其文学教育意义

《韩诗外传》解经,不注重探求诗人的情志及诗之本义,也不注重诗作的表现手法,而特别关注诗所言说于研心者有何启示,其解经重在从《诗经》中寻求一种思想上的体悟与发现,激活研习者联想,富于启示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故事解说诗句,二是对同一节诗,做多角度解说。这种解经方式,具有文学教育意义。     

论《诗经》"行役诗"的审美特质

行役是《诗经》时代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诗经》“行役诗”是表现行役者非人生活,抒发行役者哀伤怨愤情感的作品。动乱的时代是产生此类诗歌的社会根源。浓郁的悲剧性和强烈的“奔进”表情法使《诗经》“行役诗”具有鲜明的审美特质,给读者以沉重的美感,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论杜诗对古典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

中国古典现实主义诗歌渊远流长,产生于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的《诗经》,可视为它的源头。《诗经》广泛地展示了周代的社会生活,反映了我国奴隶制由盛到衰的历史转变过程。“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注),《诗经》也反映了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揭示了奴隶主对劳动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汉乐府民歌,“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建安诗人则“慷慨以任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诗论与《诗经》古义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诗论除少量对《诗经》总体进行评论外,大多数是分别对某一首诗的评论,从形式上看,类似于《毛诗序》,但是,从内容上看,与《毛诗序》却有很大区别。与《毛诗序》相比,楚简诗论所论诗义更接近《诗经》古义。考释楚简诗论所论诗义,对于重新认识《诗经》的一些诗篇具有重要意义。     

《诗经》的史料价值

《诗经》不仅是文学研究者的诗歌宝库 ,也是史家的史料渊薮。最初的《诗三百》百科全书地涵盖着精神文化现象 ,历史的许多细节都在诗的具体而微的描写中体现出来。《诗经》中的许多作品对研究西周春秋时期的历史状况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以周人的五篇开国史诗为例 ,可以清楚地看到周人在灭商以前的历史进程。然而 ,《诗经》虽记载了许多历史事件 ,史学研究者也可从中找到具有研究价值的史料 ,但诗毕竟不是史 ,以此来考察当时社会还应参考地下考古资料 ,并与先秦的其他文献相佐证。     

《汉书》引《诗》初探

《汉书》是汉代引《诗》较多的一部典籍。《汉书》引《诗》显示了《诗经》在以政治伦理为主的多种文化领域的认识价值和借鉴意义,又体现出“《诗》以正言”的《诗》学观念,并有助于理解其具体含义。考察《汉书》引《诗》可以为《诗经》研究开启一扇新窗。     

《诗经》篇名正变

《诗经》的篇名,无论从其来源看,还是从其词性看,都呈现出统一性与多样化的特点。《诗经》篇名方式的统一性表现为以诗首取字,为正格;正格的发生与时代风气、社会需要、“兴”的表现手法等密不可分;而命题者的主题意识及其对名篇艺术的追求,又决定了名篇方式的多样性。以诗首名篇,是中国古代诗文命题史上的初始阶段,《诗经》篇名由正格到变格的演化,是诗歌的命名从篇首取字向以意立题的过渡的先声。《诗经》以后,变格逐渐为正格。     

从《诗经》看周人的文化精神

周民族是一个专事农业生产的民族。农业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形成了周人定居的农耕文化。作为周文化遗存的《诗经》,正是这一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这可以从《诗经》所流露出的农业生产的乡土情怀、宗族伦理与宗国感情、以文为本的人文精神,以及基于现实的创作精神上清晰地见出。从一定意义上说,《诗经》就是我国一部充分体现中国农业文化的诗集,它是中国上古文化诗的总结和艺术升华,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超出了诗的领域。     

风俗视角与《诗经》的还原阐释

《诗经》因为被罩以神圣的光环而掩盖了它的原貌,也蒙受了种种附会和曲解。从风俗视角可以梳理出《诗经》文化背景的两个重要特征“诗以言志”的习尚和“礼乐救化”的传统,有助于对《诗经》的还原阐释,风俗视角还能使读者领略到《诗经》所展示的鲜活多彩的风俗画卷,感受“天籁之音”的艺术魅力,有利于《诗经》去圣返俗。     

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诗教"传统

孔子对《诗》的态度及其论诗、传诗的实践,对《诗》的传播及其进而成为经典,都产了重要作用。最近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孔子诗论》,对孔子教《诗》的特点、温柔敦厚诗教传统的确立及由《诗》“可以怨”生发出的风雅正变问题,重新做了文献上的印证和澄清,为研究孔子与《诗》的关系及“诗教”传统的来源,提供了新的佐证。     

《诗经》和《论语》中的“思无邪”比较

孔子在《论语》中用“思无邪”对《诗经》作了整体性的评价。毋庸置疑的是,无论后人对“思无邪”作何种解释,它的意思仍是说:《诗经》中的所有篇章都合乎孔子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和审美标准。由于《诗经》的内容和思想倾向相当复杂,所以要想准确把握孔子之“思无邪”、“一言以蔽之”的原因,就必须考察其在《诗经》和《论语》中所处的不同文化语境,以及由此造成的两种含义之间的内在关系。     

从《诗经》看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的“诚信”道德状况

<诗经>用大量的篇幅揭露了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道德沦丧和诚信缺失的状况.其主要表现在"五伦"关系的失序、社会秩序的混乱和诸侯国之间的背信弃义等方面.同时,<诗经>还揭露了造成这些状况的某些原因,对于我们从事这方面研究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诗言志"简论

“诗言志”观念的产生 ,其内在原因是 ,诗是与礼、乐、史三位一体地产生于华夏文明之初 ,而礼、乐、史的政治品质自然成为诗的文化使命。其外在原因是 ,由于诗的逐渐成熟 ,加之《周易》的思维方式以及时代、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 ,诗逐渐与礼、乐、史分离 ,同时也形成了一个以诗言志、以诗观志的文化语境 ,由此涵养了先秦时代以诗言说社会兴衰、政治明暗、风尚优劣、道德良莠的特点。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的三重困境

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是研究汉代三家《诗》学的集大成之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书中还存在一些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过高地估计了汉代经师对于“师法”和“家法”的坚守程度；将忽略学术研究而重在推演《诗》义的教化类著作视为辑录三家《诗》经文的根据；混淆了文学与学术类著作的本质差别。这三重困境贯穿全书始终，降低了书中不少结论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