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安多藏区部族志

安多藏区的部族研究是国际藏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安多藏区形成的开端应为公元八世纪的安史之乱，而其部落体制、格局的定型则为元明时期。本文以明代史料中辑录了安多藏族部落的汉文资料，分隶于明代的“西番诸卫”，析分为七卷，分期连载。为安多藏区部落史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明代安多藏区部族志(续前)

本文将明代史料中安多藏族部落的汉文资料──分别隶属于明代的“西番诸卫”,析分为七卷分期连载,为安多藏区部落史这个国际藏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明代安多藏区部族志(续前)

本文将明代史料中安多藏族部落的汉文资料———分别隶属于明代“西番诸卫” ,析为七卷 ,为安多藏区部落史这一国际藏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明代安多藏区部族志(续前)

本文将明代史料中安多藏族部落的汉文资料——分别隶属于明代“西番诸卫”——析为七卷分期连载,为安多藏区部落史这一国际藏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明代中央政府赴藏地使者事辑(上)

明代,是我国西部藏族地区和中央政府、祖国内地的政治联系、经济文化交流长足发展的时期。它上承元代开始的中央政府对藏族地区的直接统辖,下启清代中央政府对藏族地区行政体制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对这一地区的社会进程发生过深远影响。明政府在藏地建西番诸卫所,设置乌思藏、尕甘行都指挥使司及各宣慰司、招讨司、长官司,扶植佛教,册封各级僧人,确立朝贡、制度和差发赋役,开展茶马贸易,其后果不止是魏源所说的“终明世元西番患”。(《圣武记》卷5),更重要的是加强了藏地与祖国内地的联系,增     

明代对西北地区实行的僧纲制度

明代对西北藏区实行的僧纲制度是其管理藏区事务的一部分,也是明代对汉传佛教采取的僧官制度在西北地区的扩延,明把西北地区看作是经营整个藏区的示范区,不少政策首先是在这里推行后才向藏地纵深地带延伸的,因此,研究它在安多地区实行的僧纲制度对研究明代藏族史有一定特殊作用。     

试析明洪武朝河州统治“体统”

明初河州是中央王朝经略包括河州地区在内“西番诸卫”的起点,因置立时间最早,其本身承载的统治策略及政治倾向对于广大藏区后来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在大规模军事征服的前提下,为了在河州地区建立“体统”、形成民族国家认同,明政府采取军政合一的手段来稳定地方统治,并利用土汉混编参治、宗教力量利用、茶马经济控制、广设驿递联通等措施来固化和加强这一开辟的藏区统治新模式.此不仅为“体统”的建立和维系有重要作用,也为后来清朝对广大甘青地区的统治策略提供了较高价值的借鉴意义.     

明代对西宁卫地区施政方略初探

明代对西宁卫地区施政方略初探骆桂花明朝建立后，为了更好地西控诸番，加强对西北的军事防务，在“关陇藩翰”的河、湟、挑、岷一线，建立西番诸卫，用军事卫所制度管理边卫地区的军民等事。于是，许多军事单位变成了军政兼管的行政地理单位。作为边隆要塞的西宁，明军于...     

“安多藏区藏族文化面向21世纪学术研讨会”在兰州召开

“安多藏区藏族文化面向21世纪 学术研讨会”在兰州召开 中国藏区是由卫藏(西藏自治区)、康巴(四川甘孜州、西藏昌都地区、青海玉树州、云南迪庆州等)和安多(青海藏区、甘肃藏区和四川阿坝州等)三大藏语方言区构成的。安多藏区是中国藏     

论清代四川省志中的西藏书写

四川因与西藏接壤,在历代中央政府治藏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样,其相较于内地,了解西藏、认识西藏也更早、更全面。清代四川3部省志,康熙《四川总志》设“西番”目,雍正《四川通志》设“西域志”一卷,嘉庆《四川通志》设“西域志”六卷,专目专卷记载川西高原地区和相邻的西藏地区,逐渐形成了清代四川省志书写西藏和行省修藩志的特色。此与川相邻的地缘格局,清朝不断调整完善的治藏政策,四川省在边疆经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及清代从上至下对修志的重视密不可分。清代四川3部省志书写西藏及川西高原地区,经历从西番之地、四川之西域到国家一统下的西藏书写视角的发展,展现出有清以降内地人们从对“氐羌地外”之“吐蕃区域”模糊认识,到以宁静山为行政区划的初步认识,再到大一统疆域观下西藏的成熟认识,反映了清代大一统疆域观中内地时人对西藏认识变化的过程。清代四川3部省志书写西藏的资料,也从延续明代的地方性文献,逐渐发展为基于中央政府贮存的史志修纂,超越了狭隘的地域局限,展现出四川省官署从“经世致用”的地方志修纂思路转变为对标中央政府权威史志编纂思路上,对之后西藏地方志修纂产生了影响,昭示了“一统无外之盛”的大一统政治文化,是清代...     

论安多藏区地方文献数据库的创建与地方产业的关系

安多藏区包括甘肃、青海和四川的广大藏区,是一个以藏民族为主体,多民族聚居的的一个地域。由于其独特的地域环境和民族习俗,孕育了不同于西藏的安多地区藏文化。由于安多藏区地处偏僻、边远,教育、经济欠发达,导致安多藏区地方文献数据库的建设远远滞后于其他发达地区地方文献数据库建设。     

“家西番”之称谓探源

在青海,人们把生活在青海省湟中、湟源、大通等地从事农业生产,使用汉语、生活习俗受汉族影响较大的藏族群众称呼为"家西番"。认为"家西番"是"住家耕田"的藏族,"家"是"有固定住房的意思",区别于游牧的藏族,这是人们望文生义的结果,笔者认为"家西番"是一个藏汉合璧的称谓,"家"即藏语汉族(■)的音译,"西番"又是汉族对藏族的叫法,"家西番"义为"像汉族的藏族",类似的叫法在藏族内部也有,安多藏区牧民就把农业区的藏族叫作"家绒娃"(■)、"家绒"(■),义为"像汉族的农民",嘉绒藏族的族称也许就是这么来的。     

明朝与蒙藏地区政治互动模式初探

文章运用政治互动的概念与模式,对明代中央政府与蒙藏地区政治互动的状态重新进行剖析与解释,认为明朝与蒙古之间形成了武力对抗的互动模式,与藏区形成了政治招抚的互动模式,并对这些模式产生的背景、双方的动因、互动的内容进行了探究,尤其注意蒙古和西藏方面对中央政府治理蒙藏政策的反应与回应,以期探查相关政策实施的效果,探索和总结明代治理西、北边疆民族地区的成败与得失.     

明代西藏“贡道”研究

《明史·辅教王传》、《西番诸卫传》及《野获编》卷30、《广志绎》卷5均记载,明代来京路线,是限定“从四川雅州入”。而对从河州(临夏)、洮州(临潭)来朝贡的,则拒不延接,不予赏赐。足见雅州乃明廷与西藏的交通枢纽。在明代从雅州进出西藏,有两条路线可供选择:一是取黎州经飞越岭入藏;二是取天全六番经罗岩州入藏。前者如《松窗梦语》卷3谓西藏贡使取黎州入京是其证。后者如《明史·大宝法王传》谓武宗朱厚照派宦官刘允入藏,取“天全六番出境”是其证。     

安多地区藏传佛教寺院时空分布变化及现状空间格局特征分析

安多地区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是藏传佛教寺院空间格局形成的必要前提,而西藏文明东向发展与中原文明走向一体,藏传佛教“主向北上”“逐步东渐”和历史时期中央政权扶植政策渐趋强化,及西藏地方和安多地区政教合一等复杂社会历史影响,是这种历史演变和现状格局形成的主导性因素,显示了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大势。文章结合安多地区藏传佛教寺院时空数据库数据及相关历史文献资料,认为寺院总体分布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和相对聚集性特点,东部形成一个极高密度区和一个高密度区,寺院之间空间冷热点区域差异比较明显,东西梯度式变化。格鲁派寺院分布范围最广,宁玛派寺院形成青海—甘肃、青海—四川两条分布带,萨迦派、噶举派、觉囊派和苯教寺院多分布于四川、青海、甘肃三省交界带。从历史来看,宋代佛教本土化形成,元朝快速“北传东渐”,明代格鲁派“脱颖而出”,清代格鲁派形成格局性覆盖。     

明代内地与西藏的交通

明代是内地与西藏交通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明中央政府在藏族地区实行“多封众建”的政策,“封西番朵甘、乌思藏诸酋为王师官长”。并命受封的僧俗官员“领其人民,间岁朝贡”。明王朝也频繁派员出使藏地,仅“永乐,宣德数十年间,诸内监奉西使之诏无虑十次,穷探远徼,绵历岁时,为前代所罕有”。同时,明代茶马互市空前繁荣,官私茶商络绎于途.这种前所未有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广泛密切的交往,促进了内地与西藏交通的发展。驿递往还旧线畅通,新线增辟;道途险阻渐有修治,交通设施日趋完备,为尔后汉藏交通进一步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民主改革前四川藏族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

文章针对学术界对民主改革前四川藏区政治和宗教关系的不同界定和争论,以较为典型的个案表述了作者的一家之言。认为,在康区的某些地区,称“政教合一”更好;在安多藏区的一些地区,则可视为“政教联盟”。“合一”和“联盟”,都分别典型地体现了民主改革前四川各地藏族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而统而论之,还是宜称“政教合一”。     

中国藏学出版社新书简介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 一部全面、系统地公布有关历史档案的大型文献——《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已由中国藏学出版社隆重推出。 本书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计划期间重点研究项目《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问题的研究》的成果之一。此项课题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组织承担,并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合作编辑。 该书共选辑档案史料3200余件,以元代、明代、清代及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     

明代关西七卫与西番诸卫

明朝的西北边防体制包括西域、河湟两个方向,在西域设立关西七卫,在河湟地区设立西番诸卫,是体制不同的两类卫所,同时,这两类卫所在维护西北边陲方面也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安多藏族史略》评介

我国藏族居住地区极为辽阔,由于各地自然条件不同,一般分为三大藏区,即藏文史书上所称的上阿里三围,中卫藏四如,下朵康六岗。其中朵康(又称朵甘或朵甘思)又分为朵堆和朵麦两部分。朵麦即安多。据称,由圣地印度金刚座北走一百由甸,有萨迦大寺,又向北走一百由甸,即步入朵麦藏区。它越过长江上游色俄龙让的巴颜喀拉山,东面有安沁岗和多拉两座山,取山名首字合并而称“安多”。所谓安多藏区,即指今四川西北部、甘肃南部、河西走廊及青海除玉树以外的全部藏族居住区,是我国藏族中极为重要而又比较特殊的一部分。公元七世纪吐蕃王朝兼并了原来居住在这里的吐谷浑和西羌的诸族部以后,这里成了吐蕃王朝的辖区。九世纪中叶吐蕃赞普达玛禁佛,不少佛教僧人辗转逃亡到此间躲避,至十世纪时,现今西宁一带已经成了一个闻名遐迩的佛教文化中心。佛教以藏传佛教的形式在卫藏地区复兴,来自安多地区的佛教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史称“下路宏传”。自十一世纪确厮哕王朝的兴起,以迄清朝对这个地区的统治,有大量的史实是通史体例的“藏族史”所无法包容的。 青海民族出版社新近推出由黎宗华、李延恺两位先生合著的《安多藏族史略》,可说是一部独具特点、填补空缺的“藏族史”研究专著。这项新成果虽然只有十六万字的篇幅,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