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公平与人格特质对员工创新行为的交互影响研究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式对企业340名员工就大五人格特质、组织公平、员工创新行为等变量进行调研,通过交互作用分析得出,人格特质中的外倾性、尽责性、宜人性、开放性均正向预测创新行为,而神经质负向预测创新行为。研究结果表明,组织公平4个维度均对创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组织公平正向调节外倾性、开放性、尽责性与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反向调节宜人性与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但对神经质与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没有调节作用。     

领导宽恕与员工绩效——一个被有效调节的曲线模型

领导宽恕与员工绩效呈倒U关系,过高或过低水平的领导宽恕都不利于员工绩效提升。尽责性人格特质和程序公平在这个过程中起着调节作用,尽责性人格越强的领导者对员工绩效的倒U型影响越弱,否则相反;程序公平弱化尽责性人格的负向调节作用,即程序公平越强,尽责性人格所起到的影响越弱。基于此,领导者在积极营造组织宽恕氛围时,应注重度的把握,同时构建公平组织程序,以更好地提升员工绩效。     

职场排斥对员工职外绩效的影响:组织认同和工作投入的中介效应

在中国组织情境下探讨职场排斥对员工职外绩效的影响以及组织认同和工作投入在该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采用问卷法,以珠三角地区企业组织的员工和直接主管为调查对象,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职场排斥、组织认同、工作投入与职外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职场排斥对员工职外绩效的工作奉献和人际促进两个维度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在中国组织情境下职场排斥会抑制员工的职外绩效;组织认同和工作投入在职场排斥与工作奉献之间具有完全中介效应,在职场排斥与人际促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有助于揭开职场排斥影响职外绩效的黑箱,对于管理实践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职场排斥对员工沉默的影响研究：心理所有权和工作不安全感的作用

沉默行为能够降低组织信息决策质量和员工工作绩效,而组织排斥是影响员工沉默的重要因素。实证研究表明,职场排斥显著正向影响员工沉默,心理所有权在职场排斥与员工沉默之间起中介作用,工作不安全感对职场排斥与心理所有权的关系存在负向调节作用。基于此,领导者应营造和谐的组织氛围,建立职场排斥报告制度,消除职场排斥现象;应明确团队使命和愿景,建立所有权文化,提升员工的心理所有权;应畅通员工晋升通道,激励员工不断进取,降低员工的工作不安全感,进而引导员工打破沉默、积极建言。     

领导排斥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反馈寻求行为和神经质的作用

作为职场冷暴力的一种,领导排斥普遍存在于各类组织中,造成的负面影响十分显著。研究运用领导—成员交换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采用分层回归法探究领导排斥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考察反馈寻求行为的中介效应和神经质的调节效应。369份两阶段追踪问卷数据表明:领导排斥显著负向预测员工创新绩效,员工反馈寻求行为在领导排斥与员工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神经质负向调节领导排斥与反馈寻求行为之间的关系,也负向调节反馈寻求行为在领导排斥与员工创新绩效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基于此,应加强对领导的监督管理与组织的文化建设,建立规范化员工反馈机制,并对高神经质员工及时进行心理辅导,进一步提高员工创新绩效。     

职场排斥对员工敬业度的影响研究——情绪耗竭的中介作用

员工敬业度问题关系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引入情绪耗竭中介变量,探讨在中国组织文化情境下职场排斥对员工敬业度的影响机制。通过研究得出:职场排斥显著负向影响员工敬业度,职场排斥正向影响员工情绪耗竭,情绪耗竭对员工敬业度有负向的消极影响,情绪耗竭在职场排斥与员工敬业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职场排斥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组织认同与集体主义倾向的作用

本文旨在研究职场排斥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并以社会认同理论和文化价值观为基础,研究员工组织认同和集体主义倾向在以上关系中所起的中介及调节作用.研究以两家石化企业中的258名员工和102名主管为研究对象,对问卷调查所获得的匹配数据进行层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职场排斥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员工组织认同在其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员工的集体主义倾向越明显,职场排斥与员工组织认同之间的负向联系就越强.     

工作要求-资源理论视角下企业-工会耦合关系归因对员工适应性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工作要求-资源理论,以346个企业员工为调研对象,探究和检验了企业-工会耦合关系归因对员工适应性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表明：企业-工会耦合关系的不同归因对员工适应性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企业-工会耦合关系的绩效提升归因会对员工适应性绩效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而企业-工会耦合关系的福祉实现归因则有助于提高员工适应性绩效;工作紧张感在企业-工会耦合关系绩效提升归因与员工适应性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而在企业-工会耦合关系福祉实现归因与员工适应性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未得到验证;此外,工作自主性在不同的企业-工会耦合关系归因与员工适应性绩效之间均起到中介作用,即企业-工会耦合关系的绩效提升归因能通过抑制员工工作自主性进而降低员工适应性绩效水平,而企业-工会耦合关系的福祉提升归因会通过增强员工的工作自主性进而提高员工适应性绩效。     

员工积极组织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工作-家庭冲突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对505名员工及他们的124名直接主管按照4∶1的比例做了配对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多层数据分析,考察工作压力、工作匹配度、工作-家庭冲突对员工积极组织行为的影响,分析了工作-家庭冲突的中介作用以及员工外倾性人格特质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工作-家庭冲突对员工的积极组织行为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工作-家庭冲突在工作匹配、工作压力与员工积极组织行为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员工外倾性人格特质对工作-家庭冲突与员工积极组织行为之间的关系有调节作用,即外倾性人格特质能够降低工作-家庭冲突的负面影响,减弱其对员工积极组织行为的不利影响。     

知识型员工工作态度与工作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依据相关文献与研究假设,构建了知识型员工的工作态度与工作绩效关系模型。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知识型员工的工作态度与其工作绩效之间存在着显著正相关的结论,同时发现知识型员工的个体差异,如性别、年龄、学历、工作年限和工作性质等对工作态度、工作绩效均有显著性影响。     

领导风格与员工目标导向对“职场囚徒”形成的影响机理探究

目前关于"职场囚徒"的研究仅停留在其表现和对策等较低研究层面,缺少对其形成机理及影响的深层次研究成果。通过文献回顾,在分析交易型领导、变革型领导、"职场囚徒"和员工目标导向等相关理论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研究的概念模型及理论假设,并经实证研究发现,领导风格对"职场囚徒"形成产生显著影响,交易型领导风格正向影响"职场囚徒"形成,变革型领导风格负向影响"职场囚徒"形成;员工目标导向在领导风格与"职场囚徒"之间起调节作用,学习型目标导向负向调节"职场囚徒"形成,绩效型目标导向正向调节"职场囚徒"形成。     

基于亚马逊智能助手评论的用户拟人化及满意度人格前因研究

基于人格的层次影响框架,探究大五人格特征如何影响用户对智能助手的拟人化及满意度,并进一步分析拟人化在大五人格特征及用户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采集用户对亚马逊智能助手的评论数据,通过基于变换器的双向编码表征模型及袋装支持向量机对大五人格特征进行测量,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尽责性显著负向影响用户对智能助手的拟人化,其余人格特征(开放性、外倾性、宜人性、神经质)均显著正向影响用户对智能助手的拟人化;神经质显著负向影响用户对智能助手的满意度,其余人格特征(开放性、尽责性、外倾性、宜人性)显著正向影响用户的满意度;拟人化在大五人格特征与满意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的组织政治知觉对国有企业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

通过对1 224份国有企业员工的问卷分析,探讨了组织政治知觉对角色内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并利用潜调节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工作自主性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一般性政治行为知觉对角色内绩效和参与组织活动以及参与公益活动2类组织公民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保持沉默静待好处知觉对角色内绩效和4维度组织公民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政治性薪酬和晋升政策知觉对角色内绩效和尽职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助人行为、参与组织活动、参与公益活动有显著正向影响;工作自主性显著正向调节了组织政治知觉与角色内绩效和除尽职行为外的其他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显示,不同组织政治知觉对员工角色内、角色外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揭示出组织政治的两面性:既可促进员工绩效的提升,又可导致员工行为错位,这成为国有企业运行低效的一个重要原因。     

绩效压力对工作-家庭关系的双路径影响机制研究

依据工作-家庭资源模型，本研究基于316份两时点问卷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了绩效压力对工作-家庭关系的双路径影响机制，并验证了职场焦虑与工作专注的中介作用以及防御型调节焦点与促进型调节焦点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绩效压力既可能导致员工职场焦虑，进而恶化了员工的工作-家庭关系；又可能导致员工工作专注，进而改善了员工的工作-家庭关系。防御型调节焦点调节了绩效压力与职场焦虑间的关系，也调节了绩效压力通过职场焦虑影响工作-家庭关系的间接效应；但促进型调节焦点对绩效压力与工作专注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绩效压力通过工作专注对工作-家庭关系的间接影响的调节作用均不显著。     

职场八卦能带来员工创新吗? 工作繁荣与感知上级信任的作用

职场八卦普遍存在于各类组织中。现有研究主要针对职场负面八卦展开研究,忽略了职场正面八卦的积极作用。本研究结合了资源保存理论和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探究职场负面八卦与职场正面八卦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及边界条件。通过一项两个时间点的时间滞后研究设计,本研究获取了来自某国有商业银行的241份有效的上-下级配对样本,结果表明：(1)职场负面八卦通过削弱工作繁荣负向影响员工创新,职场正面八卦通过增强工作繁荣正向影响员工创新。(2)感知上级信任对职场负面八卦与工作繁荣的作用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当员工感知到的上级信任水平较低时,职场负面八卦对工作繁荣的负向影响更强;感知上级信任对职场正面八卦与工作繁荣的作用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当员工感知到的上级信任水平较低时,职场正面八卦对工作繁荣的正向影响更强。(3)感知上级信任进一步调节职场负面八卦通过工作繁荣对员工创新的间接影响：当员工感知到的上级信任水平较低时,职场负面八卦通过工作繁荣对员工创新的负向效应相对较强;感知上级信任进一步调节职场正面八卦通过工作繁荣对员工创新的间接影响：当员工感知到的上级信任水平较低时,职场正面八卦通过工作繁荣对员工创新的正向...     

拒绝职场边缘化:模型与检验

初入职场,大学生员工希望被组织接纳而不是被边缘化。本文试图建模表现在如同"政治舞台"的职场中员工努力避免被边缘化的过程。为达到以上研究目标,执行了两项研究:预研究在国务院11个部委机关的公务员群体中收集数据,开发了职场边缘化的测量工具;主研究对16家制造型企业中的343个员工、662个同事及343个直接领导的配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员工工作绩效、公民行为以及与上司的私人关系(Guanxi)与职场边缘化之间呈负向关联。相对而言,在政治氛围淡漠的企业中,上司关系与职场边缘化之间的负向关联更强。     

平台型领导如何赋能知识型员工“适时应务”？——基于沉浸理论的链式中介模型

平台型领导是一种以“平台赋能”和“共同成长”为核心特征的新时代特色领导模式。不过，目前研究对其内涵及核心外延即员工适应性成长尚未展开足够的实证探讨。基于沉浸理论视角，构建了一个平台型领导赋能知识型员工适应性成长的过程模型。通过对236份中国知识型团队的问卷配对数据（研究1）和41份质性访谈数据（研究2）的整理分析发现：平台型领导让知识型员工感知到“挑战—技能平衡”和“目标和反馈清晰”，从而正向提升其工作沉浸感；工作沉浸感正向影响知识型员工的即兴能力和情感承诺，此二者分别提高了员工任务适应性绩效（压力和应急处理、创新解决问题和持续学习）和人际适应性绩效（人际和文化适应）；员工自我领导调节了平台型领导通过工作沉浸对适应性绩效的间接效应，当自我领导水平较高时，上述间接效应会更强，反之则不显著。本研究揭示了平台型领导赋能员工的方式、过程及局限性，也为改善传统领导观念和行为提供了重要启示。     

职场排斥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双刃剑”效应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基于情绪ABC理论,通过3个阶段的669个样本数据,探究了具有不同特质(合作导向/竞争导向)的员工在遭遇职场排斥后的不同反应。研究结果表明,高合作导向的员工在遭遇职场排斥后容易产生较高预期形象风险,进而降低其创新绩效;高竞争导向的员工在遭遇职场排斥后却会产生较高的预期形象收益,进而提升其创新绩效。     

顾客不公平交往行为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多层次影响

本文应用情感事件理论和道义性公平理论,同时在个人层次和团队层次上探讨顾客不公平行为,以及员工对顾客不公平行为的集体感知——团队不公平氛围的水平与强度,对员工工作情绪、工作绩效及团队绩效的影响。作者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多层线性模型技术,对广东某电话服务中心44个团队568名话务员及主管的调研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个人层次上,顾客不公平行为会触发员工的负面情绪,抵消员工的正面情绪;员工的正面情绪对其工作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团队层次上,团队不公平氛围水平对员工正面情绪与工作绩效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氛围强度(同一团队的员工对顾客不公平感知的一致性程度)对团队工作绩效有正向影响。     

职场排斥对员工亲组织性非伦理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员工在工作场所从事非伦理行为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可能是有利于自己,也可能是为了报复或伤害组织和同事。根据这一逻辑,已有研究就职场排斥诱发的员工非伦理行为都是建立在利己动机的假设基础之上,而对于员工的利组织动机的非伦理行为研究不足。实际上,面对职场排斥,员工很可能采取积极的补救措施对人际关系进行主动修复,其中从事亲组织性质的非伦理行为就是一个重要的修复行为。基于道德自我调节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的视角,以道德推脱为中介变量,以组织认同为调节变量,检验职场排斥对员工亲组织性非伦理行为的内在影响机理。采用SPSS 18.0和AMOS 18.0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和验证性因子分析,通过上下级配对调查的方式,收集来自武汉和上海5家企业的调研数据,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职场排斥对员工的亲组织性非伦理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道德推脱在职场排斥与亲组织性非伦理行为的关系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3)组织认同在职场排斥与道德推脱的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4)组织认同在职场排斥与亲组织性非伦理行为的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理论界较为忽视的亲组织性非伦理行为,检验了员工亲组织性非伦理行为的发生机制和高度的组织认同的调节效应,证明员工在遭遇职场排斥时通过亲组织性非伦理行为来应对是一个重要的理性选择,组织认同度较高的员工在面对职场排斥时更容易发生道德推脱问题和亲组织性非伦理行为,验证了组织认同的"阴暗面"。研究结论为组织对员工非伦理行为的权变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提醒管理者警惕职场排斥的原因及其负面影响,并建立科学的组织制度,鼓励高组织认同的员工采取符合伦理规范的行为回报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