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权力、在职消费与产权效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国外近年大量研究表明,薪酬激励并不必然解决代理问题,薪酬的制定与执行机制可能使其成为代理问题的一部分。具体而言,管理层可能利用其权力影响甚至自定薪酬,从而寻租最终降低了薪酬的激励效用,中国的制度背景也为上述现象提供了可能。本文利用2001-2004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管理层权力对于作为隐性薪酬的在职消费以及企业绩效的影响。从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兼任、股权分散和高管长期在位视角构建了管理层权力的综合计量指标,研究中运用了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广义矩估计方法,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是影响薪酬激励及其绩效的重要因素,我国要重视管理层权力及其引起的过度职务消费的治理问题,民营控股企业的内部权力治理不容忽视。     

外部薪酬差距激励了高管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经理人市场与产权性质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为切入点,考察了企业高管所面临的经理人市场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表明,非国有企业的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正相关,但国有企业的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说明了受管制的国有企业经理人市场无法对高管带来正向激励。外部薪酬差距对非国有企业高管的正向激励效应仅存在于高管薪酬高于行业平均薪酬的样本中。本文发现,当企业上一年的高管薪酬低于行业平均高管薪酬时,为了使高管薪酬水平达到行业平均薪酬水平,其高管薪酬的增长幅度要高于行业的增长幅度,而且高管薪酬与行业平均薪酬基准的差距越大,高管的薪酬在当年增加得越多,意味着我国高管薪酬制定受行业薪酬增长影响很大,从而削弱了外部薪酬差距激励的有效性。当上一年的高管薪酬高于行业平均高管薪酬时,国有企业高管的管理层权力越大,其薪酬在当年增加得越多,高管的管理层权力同样地削弱了外部薪酬差距的激励效应。     

经理人权力、薪酬结构与企业业绩

经理人薪酬合约的安排,既是为了缓解代理问题,其本身也可能受到经理人权力的影响.本文实证检验了经理人权力对薪酬结构的影响,发现经理人权力越大时,越倾向于选择高额的货币化报酬,以替代在职消费.进一步看,本文结合经理人权力这一重要权变变量,探讨不同情况下,经理人薪酬结构安排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结论表明,当经理人权力较大时,在职消费一定程度上能够协调公司的利益和经理人的私人利益相一致,对企业业绩发挥积极作用;但当经理人权力越大、同时货币薪酬对在职消费的替代性越强时,经理人越有可能滥用在职消费,降低企业业绩,导致在职消费激励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其使用用途的不规范.不同于以往研究结论中一概而论地只关注在职消费激励的低效率,本文的研究结论部分支持了经理人权力和薪酬结构的相机治理原则.     

高管薪酬契约、参照点效应及其治理效果:基于行为经济学的理论解释与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行为经济学视角的理论阐释,利用中国A股2004-2011年数据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契约的参照点效应及其治理后果。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契约呈现明显的参照点效应,即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显著受到同行业、本地区高管薪酬均值等外部参照基准的影响;(2)薪酬契约参照点效应引发的主观心理感知对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和主动离职行为等都有重要影响,具体来讲,当高管薪酬水平低于同行业、本地区高管薪酬均值时,企业高管将产生自我利益被侵蚀的消极心理感知,进而导致他们通过在职消费途径寻求替代性激励补偿的动机显著增强;同时,企业高管发生主动离职行为的概率也明显增强。     

制度环境、管理层权力及文化企业高管薪酬的激励效应

基于文化企业的产业特性和制度背景,系统分析文化企业高管的显性薪酬和隐性薪酬的激励效应,深入探讨薪酬规制和管理层权力对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文化企业高管的显性薪酬与企业绩效正相关,股权薪酬对绩效的影响尤为显著,隐性薪酬与企业绩效负相关;政府对显性薪酬的行政规制,降低了显性薪酬的正向激励效应;文化企业内部管理层权力的增大,强化了隐性薪酬的负向激励效应。     

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存在信息操纵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不断强化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信息披露,增强高管薪酬激励透明度,一直被视为提升企业高管薪酬治理效率的重要途径.本文以2007-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代理成本角度研究了企业管理层实施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的动机和策略.实证研究发现:(1)企业高管获取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越高,管理层自愿披露更多但相关性不高的高管货币性薪酬信息;(2)企业高管获取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越高,管理层自愿披露高管在职消费信息的程度就越低;(3)企业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与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的显著相关性主要存在于国有控股企业中.上述发现表明,国有企业管理层攫取货币性私有收益后,企业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存在明显的信息操纵.     

管理层薪酬结构的激励效果研究

基于不同的薪酬形式对于管理层具有不同的激励效果和强度,本文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结构的特点以及薪酬结构与经营业绩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高薪低在职消费型激励效果最佳,低薪高在职消费型激励效果最差,其余的薪酬结构激励效果居中;货币薪酬的提高会增强薪酬结构的激励效果,在职消费水平的提高则会降低薪酬结构的激励效果,股权激励对薪酬结构的影响是双向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受货币薪酬的影响;货币薪酬、持股比例与经营业绩正相关,在职消费与经营业绩负相关,但显著性水平存在差异。不同股权性质、资产规模、行业和地区的企业薪酬结构明显不同,薪酬结构与经营业绩的相关性也受到影响。     

从绩效薪酬角度研究在职消费

薪酬契约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职消费作为薪酬契约的一部分,长期以来被人们所误解,本文在阐明在职消费研究意义的基础上,从在职消费成因、影响因素及规范措施三方面进行分析,对研究企业薪酬激励与制度约束的制衡、企业绩效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面子工程”还是“真才实干”?——基于政治晋升激励下的国有企业创新研究

国有企业CEO同时具备"经济人"和"政治人"特征,这意味着仅从薪酬激励设计角度研究国有企业创新犹如管中窥豹,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时代背景下,国有企业CEO政治晋升激励可能是影响国有企业创新活动的另一机制。本文采用2007~2014年间国有上市公司CEO变更数据,研究了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政治晋升激励使得国有企业CEO更加专注有效的研发投入,在降低研发投入量的基础上,提高了企业创新产出。其次,我们探讨了国有企业政治晋升激励可能存在的"面子工程"和"真才实干"两种机制,发现政治晋升激励不仅提高了企业创新投入产出率,而且提高了创新产出的价值增值能力,支持了政治晋升激励下CEO创新"真才实干"假说。最后,我们进一步研究了薪酬激励、在职消费对创新的政治晋升激励有效性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相对于低薪酬激励,高薪酬激励时国有企业CEO创新的政治晋升激励有效性更高;相对于高在职消费,低在职消费时国有企业CEO创新的政治晋升激励有效性更高。     

浅析国企高管激励因素与盈余管理相关性

近年来,随着重视高管价值的呼声渐高,国企高管的薪酬也大幅提高,在我国现有产权制度和经济水平下,过度重视物质激励引发了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本文从高管薪酬、高管权力、高管变更和高管晋升角度分析高管激励因素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只有站在高管的角度设计激励机制,完善公司治理才能有效的抑制盈余管理行为。     

高管激励、制度环境与高技术企业探索式创新

高管股权激励对高技术企业的探索式创新起正向促进作用,而高管薪酬激励与探索式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政府干预在高管股权激励和探索式创新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并且政府干预和法制水平能够对高管薪酬激励与探索式创新的曲线关系产生显著的调节效应;进一步根据产权对样本进行分组划分,检验了组间主效应影响系数之间差异的显著性,结果表明,仅在国有高技术企业中,高管股权激励负向阻碍企业的探索式创新,而在非国有高技术企业中起正向促进作用。     

代理人自利行为下的最优激励契约

在线性契约委托代理框架中引入代理人的自利行为,主要从隐藏收益和在职消费两种自利行为视角分析代理人的自利行为对最优激励契约设计的影响.通过理论模型和数值分析发现,代理人隐藏、转移收益自利行为降低了最优激励契约业绩薪酬系数.代理人在职消费自利行为提高了最优激励契约业绩薪酬系数.说明代理人不同自利行为下,委托人提供的最优激励契约是不同的.从代理人的最优努力程度来看,代理人的自利行为不同程度地提高了自身的努力水平.研究表明在当前我国企业薪酬激励制度背景下,代理人的自利行为可能表现为一种自我激励机制.研究结论为我国企业目前薪酬激励扭曲的后果和未来薪酬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薪酬激励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高管背景特征的调节效应

以深交所2011—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有序回归的分析方法,检验薪酬激励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以及高管背景特征在其中的调节效应,可以研究发现,薪酬激励对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具有提升作用,且这种作用受到高管背景特征的影响,具体表现为高管团队的女性比例和受教育程度对薪酬激励和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的正向调节作用。由此,企业应针对不同类型的高管团队制定不同的激励措施,以提升激励机制的有效性。     

公平偏好下的多任务目标与国企高管薪酬激励

通过将委托人和代理人公平偏好同时引入到多任务的委托代理模型中,研究国企高管和政府主管部门均具公平偏好下的国企高管最优薪酬机制。研究发现,在企业经营任务目标激励方面,当多任务成本函数为独立关系、互补关系或者替代性足够小的,国企委托人和代理人公平偏好将通过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途径共同促进高管最优薪酬向公平工资回归,其中,间接影响表现为公平偏好先影响最优薪酬激励强度进而间接地影响总体薪酬水平;在此过程中,政府主管部门公平偏好和高管同情偏好对最优薪酬激励强度的影响,呈现出替代效应。在社会责任任务目标激励方面,显性薪酬激励不是有效的激励方式,因此政府应该借助于隐性激励方式来激励该任务目标的实现。研究还发现教育程度较高的高管具有更强的公平偏好心理。     

我国上市公司经理层激励缺失及其矫正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效率低下与经理层激励机制缺失具有直接的关系。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要注重提高经理层薪酬水平、完善薪酬结构、抑制经理层在职消费、重视经理层的声誉激励。     

高管与员工:激励有效性之比较与互动

高管和职工皆为企业价值创造者,皆是重要的须激励的人力资源。已有研究更多地集中于高管激励的研究,研究职工激励的少,更加缺乏将两者加以结合进行研究的。对于激励高管还是激励职工哪个更有效,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既有研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企业对两类人力资源的激励效果比较及其互动关系。研究发现,高管和职工薪酬均对企业业绩反应敏感,并且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高于职工,说明两类激励对未来业绩增长都具有积极作用。并且,职工对企业未来业绩的积极作用高于高管;高管与职工薪酬变化同步性越强,对未来业绩的积极作用越明显。本文首次研究了高管与职工激励效果的比较及其互动关系,拓展了激励领域的研究。     

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高管薪酬激励实证研究

薪酬激励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运用我国六家股份制商业银行2001-2007年年报披露的有关数据,分析了高管薪酬与银行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并加入控制变量来说明其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这六家银行的高管薪酬与商业银行的赢利水平显著正相关,但与资本充足率呈显著负相关。不良贷款率正向影响高管薪酬。外部董事的独立性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微乎其微,第一大股东负向影响高管薪酬。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可行性的建议。     

政府补助、软约束与薪酬差距

本文以政府补助为切入点,以2007-201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5118个样本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约束性不同的政府补助对薪酬差距及其激励效应的影响,检验了高管权力通过政府补助作用于薪酬差距的具体过程。本文研究发现:(1)高管权力的存在会使政府补助成为其"伪装"业绩的指标,从而增加高管薪酬,进而加大公司内部的薪酬差距。并且这种现象在国有企业中比在民营企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2)高管利用政府补助增加其薪酬的权力受制于政府补助的约束性。仅在政府补助约束性较弱的情况下,政府补助才会增加高管薪酬,加大薪酬差距;(3)从政府补助影响薪酬差距的经济后果来看,政府补助导致的薪酬差距会削弱薪酬差距对公司未来业绩的正向影响。同时,软约束补助对薪酬差距激励效应的削弱作用更大。     

股权激励、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与权益资本成本

高管薪酬激励已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伴随着中国股权激励机制的推行,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结构随之发生变化,最终可能影响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利用基于真实数据的混合截面模型预测公司盈余,在此基础上通过GLS模型、OJN模型和GGM模型估算权益资本成本,以股权分置改革后2007年至2012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股改后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对高管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下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已成为高管内部薪酬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在股权激励作用下,高管内部薪酬差距的扩大增加企业权益资本成本;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国有控股企业中股权激励与高管内部薪酬差距的相互作用与权益资本成本敏感性更高。研究结论为高管薪酬激励制度的完善提供重要启示,也为投资者识别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效果提供经验证据。     

高管激励对OFDI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东道国腐败治理环境调节的视角

基于中国制造业创新国际化的时代背景,借助指标跨度2001—2017年OFDI的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报酬性激励、结构性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东道国腐败治理水平在上述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高管薪酬水平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高管股权持有与两职兼任对企业创新绩效有负向影响;东道国腐败治理水平对高管激励的创新促进作用有正向的“叠加效应”,对高管激励的创新抑制作用有反向的“调节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