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文化寻根”思潮中的少数民族书写

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中,少数民族的族群书写和身份认同曾经有效地参与了对文学史的建构,本文从民族书写对文学话语空间的拓展、少数民族作家的＂自我表述＂与被＂他者＂表述之间的悖论、作家自我身份认同与族群身份建构的困境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并在这样的脉络上思考少数民族书写在＂文化寻根＂思潮中的独特价值和可能存在的问题。     

拉祜族文化符号媒介景观的建构反思——基于《快乐拉祜》的传播实践

文化反思促进文化自觉。拉祜族歌谣《快乐拉祜》经由电视、报纸、短视频等媒介技术的型塑和传播形成了“快乐拉祜”媒介景观的态势。研究发现,民族文化符号的被选择、单一高频词语的固定化以及个体文化身份追寻导致的低俗化、娱乐化、同质化的内容,逐渐成为“快乐拉祜”媒介景观建构的路径和策略,成为拉祜族文化全貌的表征。反思这一媒介化的建构路径,发现少数民族文化符号的媒介化过程其实遮蔽了文化主体的实践能动性。我们认为,民族文化媒介景观的塑造和传播应该回到文化主体的时空场域中去,遵循文化的内生逻辑,进行“在地化”的表达,努力寻求民族文化与人民、与社会、与日常生活的互动、互联和互通。     

多维的矛盾:中国图瓦人的族群建构差异

族群进行的＂划界＂行动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族群精英因应某种利好利用学术精英的研究成果及族群文化实践而在族群内外展开的族群建构行动。20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图瓦人的＂图瓦人＂族群建构肇始于学术精英对其族源的研究以及外界的持续关注,并在族群精英、地方政府以及文化精英等的助推下延伸到了普通大众。为期一年的参与观察及问卷调查证明：中国图瓦人的族群建构有着明显的区域、性别、年龄等维度上的层次差异,并因族群建构中去蒙古化乃至试图通过国家层面吁求＂图瓦族＂民族身份的确认而引发了族群内外的多维矛盾。     

社会人类学的都市族群研究

从社会人类学的视角对都市族群研究进行文献综述和理论回顾,并对我国都市族群研究的可能性方向和研究方法进行探索,指出我国都市族群研究至少包括三个领域:(一)海(境)外华人在中国都市的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表述研究;(二)少数民族融入大都市之后的族群、文化与社会认同表述研究;(三)新移民进入都市之后的族群性地域认同研究。都市族群研究内容包括认同建构研究、文化表述研究、大都市人意识与身份的形成过程研究。在研究中应注意族群内心情感问题、族群形成过程问题、认同的理性选择问题和历史记忆在认同建构中的作用问题。     

“十七年”时期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共同意识叙事

以“共同意识”作为切入点，采用较为深度的泛文本语境方法，对“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作品进行叙事层面的剖析，尝试对其间的话语策略进行归纳，并着重探讨其如何通过影像化、故事化叙述共同历史、共同故事，诠释民族关系和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探讨影像与时代话语间的互动关系，分析个体身份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建构路径。这一时期有着独特的叙事话语方式，总是倾向于以国家话语统合族群、家庭观念，以家国情感取代个体情感，以阶级认同重构他者阵营、以阶级矛盾替代故事冲突从而实现国家意识形态融入民族题材的书写；其间旖旎多姿的少数民族地域风光再现、与汉杂糅的少数民族民俗风情再造、敢于斗争的少数民族女性形象塑造，又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民族话语对国家话语兼容之下的“黄金年代”，并成为时代符号而深深嵌入一代观众的集体记忆当中；还多采用黑暗与光明的象征、身体与疾病的隐喻、身份与认同的建构等方式进行共同文化的叙事。经由国家话语的规训、民族话语的兼容以及“国族、家国同构”的话语体系，如何建构关于新中国的文化想象与共同体想象，塑造出一个通过异域空间、民族风情、人物形象等景观展示出来的“共和国”，将各民族同胞通过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凝聚在一起，通过“讲述过去”“讲述当下”，进而“塑造未来”，从而印证“意识形态工具是‘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话语本质”这一结论。     

建国初期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影像表达

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学者赴此区域进行影像人类学研究。在建国初期所拍摄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16部影片中,有9部聚焦于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为我们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影像素材。而对这些影像素材的分析,能帮助我们进一步掌握影像叙事所建构的"边疆想象"的文化本质,以及文本内部结构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建国初期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影像表达

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学者赴此区域进行影像人类学研究。在建国初期所拍摄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16部影片中，有9部聚焦于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为我们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影像素材。而对这些影像素材的分析，能帮助我们进一步掌握影像叙事所建构的“边疆想象”的文化本质，以及文本内部结构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历史记忆、宗教意识与「民族」身份认同——青海卡力岗「藏语穆斯林」的族群溯源研究

对于理解中国西北「回」、「藏」族群文化长期互动关系的发展过程而言,分布在青海东部化隆、循化等地境内卡力岗山区的「藏语穆斯林」现象,确实能够提供出一个具有结合当代族群史与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研究特色的观察案例。如果从族群溯源研究的观点看来,此一观察应该具备以下三个论述面向:一、在历史记忆的展现方式上,「昔藏今回」或是回民祖源的争议,都必须面对藏文化如何与穆斯林文化并存适应的事实;二、从花寺门宦太爷马来迟于清乾隆年间至卡力岗传播伊斯兰教的传说开始,经过格底目、苏非主义等老教到今日伊赫瓦尼新教,当地宗教意识的变迁意义及其对于穆斯林我群意识所产生的形塑过程;三、当代大陆民族识别下,回族与藏族的法定少数民族身份,对于「藏语穆斯林」的族群认同意识的巩固,及其所引发的族群边缘研究意义的讨论。而这种以卡力岗「藏语穆斯林」的族群溯源研究的论述模式,亦有助于扩大并深化当代中国西北族群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视野。     

社会记忆:民族文学作为族群叙事文本--以瑶族创世古歌《密洛陀》的族群认同功能为例

在当代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认同”(identity)研究成了近几十年来最“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认同理论”在很短的时间内广泛地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所借鉴和应用,批评理论也不例外。民族文学作为族群认同的一个文化栽体,为族群的自我认同提供了基础,诸如归属感、表达记忆的文本和认同共同的祖先等等。瑶族创世古歌《密洛陀》,包含有“一个族群的自我认同的多要素”,它同时对布努瑶族群、族群历史、族群认同和族群边界进行了建构和解释,并将族群、族群历史、族群认同和族群边界聚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断强化着族群中族民的认同和归属意识。     

学校教育情境中族群认同感建构的社会学分析(上):文献综述及研究方法

国家学校教育情境下学生如何建构族群认同感的问题倍受关注。本研究采用日记与文件分析法、访谈法与非参与观察法,剖析影响藏族学生族群认同感建构的国家政策情境、社区情境与学校情境。研究发现,学生族群认同感建构存在两种张力:一是国家和学校通过意识形态渗透而指定的族群认同感,二是学生通过藏族文化符号再现而声称的族群认同感。国家和学校期望学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框架下建构族群认同感,以便实现其政治与经济目的。     

文化自觉与文化适应：集体记忆理论与彝族文化的网络构建

在新媒体环境下，彝族文化的传播已经不再是单一途径，而是多向延伸，各种媒介形态共同承载、分享，并形成多层面的交流与互动。论文以集体记忆理论为视角，探索彝族文化网站对彝族族群新空间的重构原则与发展策略；并进而分析了新传播环境下，彝族文化网站对于彝族族群集体记忆的建构，呈现出两方面特征：文化自觉与文化适应。     

少数民族非遗影像的传播特征及策略调适——以藏族“唐卡绘画”为例

全球化的传播场景,使民族文化的传播生态复杂化。此背景下少数民族非遗的影像传播成为一个重要与敏感交织的题域。作为一种强大的传播工具,影像能跨越文化与语言障碍,为非遗的传承和弘扬提供新的机遇。本研究以藏族的唐卡绘画为例,探讨少数民族非遗影像传播的特征及策略。阐述了少数民族非遗影像传播的地域性、历史性和共享性,受众群体的多元性和层次性,文化表达与身份认同的统一性及跨文化传播的差异性与互补性。分析了少数民族非遗影像传播内容的适当性欠缺导致内容失真和过度商业化、忽略受众结构的多样性导致传播策略精准、政策和法规的支撑性不足导致少数民族非遗影像传播的规范性弱、资金和技术的短缺影响少数民族非遗影像传播的质量和效果等方面的一些短板。提出了从源头上防范传播内容的失真、拓展和扩大受众面、强化政策和法规的支撑、加大资金和技术的投入等调适性的传播策略。     

超越“族群－民族”二元框架：边界建构范式和认同情境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启示

“文化多元”和“政治一体”之间的逻辑张力被认为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主要挑战。多元化和社会团结之间的矛盾贯穿着民族国家建构的普遍过程。作为对国族认同危机的回应,文化－政治二元论在很长时间内主导了西方民族认同研究,构建了一套现代性的话语体系。在该话语体系中,民族是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定地理范围内具有政治意涵的共同体,而族群是由血缘和历史传承下来的文化界定的人群。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重合,具有内部的同质性和稳定性;族群却被认为可能给民族认同的稳定性带来挑战。发端于“文化转向”的边界建构范式和以行动者为中心的认同情境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现代性话语。在边界建构范式中,民族和族群认同同属一个分析范畴,本质上都是自我和他者间边界塑造的社会过程,是通过意义赋予实现的。身份认同建构既是个人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又受到文化和社会结构的限制。认同情境论的主张是,身份认同的构建受到不同情境的制约。边界建构范式和认同情境论有助于我们跳出现代性话语框架下的政治/民族－文化/族群的二元论,对我们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特征有启发意义。     

从媒介建构到多维表达:鄂伦春族影像志的发展脉络及思考

民族影像志作为人类学重要的研究方法与文化书写方式,对记录、展示和传播鄂伦春族文化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本文首先对鄂伦春族影像志进行梳理,从中发现,关于鄂伦春族早期的纪实影像是他者视域下的媒介建构,新世纪以来虽出现不同种类的纪录片,但建构的权力依然还在拍摄者的一方。其次,论文从分享人类学视角对其进行反思并提出建议:纪录片要通过鄂伦春人的本位视角,记录其发展变迁和文化传统,才能更好地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选择性建构”:国家、市场和主体行动互动下的文化身份与认同——对北京某满族村的个案研究

文章考察了在国家治理定位、市场价格选择、主体行动三者的互动影响下,Y村满族民众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非族性特征的文化元素“抽离”出来,选择性地将其建构为自己文化身份/认同的一部分的文化实践.这一考察与分析有助于认识“文化身份/认同”在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并加深有关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的关系,以及实践中文化身份/认同的消解...     

“土著影像”与后殖民时代的影像民族志

以自传式纪录片为载体的"土著影像",是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人类学者索尔·沃斯和约翰·阿代尔进行"纳瓦霍人电影计划"之后,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起来的土著文化自我表述和"影像赋权"。土著族群自我表达、自我呈现的"影像民族志",根本性地改写了民族志电影作者与被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影像创作的文化殖民霸权,产生了更为深入、具有丰富阐释价值的影像文本,在当代视觉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中占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现代国家与族群记忆重构——以西南民族地区为考察对象

在中国的多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中,族群记忆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在实现了对族群文化价值传承的同时,也凝聚起少数民族共同体共同力量,进而形成对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和忠诚。而在其中,国家始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国家在对民族地区的治理当中,试图通过控制和重构历史记忆来引导少数民族成员实现对国家的认同。其中,少数民族的民族教育是重要的柔性途径,国家在对少数民族的族群权利保障是重要的硬性途径,它们共同为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了坚实基础,实现了在对本民族文化认同基础上认同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推动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现代化进程。     

从节日影像志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与认同

从政治、文化和经济等维度来看,中华民族始终是连续的超稳定体系,多民族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携手共进,这是中华民族自然空间、历史起源、文化发展和媒介叙述共同作用建构的。这些“各美其美”与“美美与共”的民族文化景象,值得影像媒介去系统化深描。各民族节日影像志以一种深描的方式,从根深蒂固的民族节日文化中,洞察鲜活的中华各民族文化新常态：各民族传统节日文化“各具特色”,少数民族节日中地方文化与官方话语“和而不同”,社会关系和社会变迁嵌入影像叙事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时代之音”,由此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自信与自觉,建构起丰富的民族形象和文化肌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实验民族志文本书写与现实建构——基于哈尼族“村民日志”的实践与反思

边疆少数民族创造出多元和复杂的区域民族文化,正是在这种“地方性知识”的情境当中,更多的实验民族志文本被社会实践所建构,成为人们互动和选择的现实依据和社会事实.当代实验民族志更多的是关注“文化持有者”的话语权,本文基于哈尼族“村民日志”的讨论,结合马尔库斯和费切尔实验民族志书写理论,反思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质和社会结构,尝试提出“文化持有者”进行反复社会实践所建构的路径和维度,以期进一步理解作为少数民族“文化持有者”文化自觉意识.     

族群身份的论述:石门坎花苗知识分子的个案研究

探讨了贵州石门坎第一代的花苗知识分子,如何在20世纪面对西方传教士、国民政府和当地的强势族群时,通过教育的途径,建构其族群身份,并从中为花苗族群获取更多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资源和权力.从中反映出族群精英如何在历史中对个人和族群作出抉择的艰难历程,并指出族群身份的建构是一个不断进行协商和抗争、分化和整合、响应和调适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