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主体性困境与发展路径

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已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有效手段。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包括政府、公民、社会组织在内的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系统,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存在着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困境、政府间协同困境、新媒体的协同功能不强等难题。破解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主体性困境,需要以复杂适应系统为视角,推动政社协同,优化政府间协同路径,充分发挥媒体的媒介协同功能,通过多元主体的非线性互动实现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系统的优化。     

危机情境下公共政策与公民权利克减的公共冲突治理路径分析

危机管控政策是政府治理公共危机的常见工具和有效手段。通过对危机情境下管控政策实施必然性与公民权利克减正当性之间所引发的公共冲突的分析,可以发现,公共安全需要、责任担当压力、政策执行失衡、公共精神缺失是危机情境下公共冲突产生的主要诱因。据此可探索"地方政府主导—基层协商众治—公民自律"公共冲突三级协同治理路径,形成以地方政府主导为走向引领力、基层协商众治为中介聚合力、公众自律为内生原动力的公共冲突治理体系,希冀三方共同发力,为健全公共冲突治理体系助力。     

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困境的伦理审视及其救赎之道

公共危机是制约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对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均有不利影响。当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发展期,风险来源复杂且不易觉察。地方政府在公共危机治理方面,也受到利益格局调整、道德失范等因素的影响。从伦理角度分析,地方政府应该强化伦理意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利益,并通过强化伦理建设、健全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等方式,尽快走出公共危机治理困境。     

协同治理:政策冲突治理模式的新探索

协同治理是地方政府突破"公共事务政府管理"局限,走出政策冲突困境的新思路,既是政策冲突治理的新探索,也是"公共事务公共治理"的现实选择和发展方向。本文通过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治理结构,建立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协同行动的集体决策机制与政策利益协调机制等途径,多元协同治理政策冲突。     

浅析新时期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不足与对策

做好公共危机的防范、预测与监控,提升政府、社会、公民应对化解公共危机的管理能力和水平,是政府必须承担的公共管理职责。本文重点概括归纳出当前我国社会公共危机的现象与特征,并就政府管理过程中危机意识、治理能力、信息沟通、社会危机教育等方面的问题及不足进行了分析,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探析民间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与价值取向

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有赖于多元合作的应对模式,民间组织在危机治理过程中要突出自身优势,发挥整合资源的纽带作用,以维系整个危机治理系统的良性运转。同时,民间组织应该秉持非营利性、公益性、自治性的价值取向,加强自身能力的建设,增进与政府良性的互动合作,培育社会资本,在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同时,推进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     

大数据驱动下破解跨域公共危机治理碎片化难题的理路探析

跨域公共危机治理是我国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进程中政府创新治理模式的重要议题,能否有效解决跨域公共危机治理中存在的碎片化问题成为突破跨域公共危机治理困境的关键问题。在整体性治理的框架视角下,大数据以其强有力的技术驱动构建起思维整合、多元参与、协调互动、动态连续、高效平衡的治理体系,成为推动政府治理生态变革和形塑危机治理培养模式的重要力量,可为有效破解跨域公共危机碎片化治理难题提供全新理路。     

耦合型突发环境事件协同治理:理论构建、现实困境、路径探索

在现代社会系统快速流动与频繁互动的影响下,突发环境事件的耦合型特征与传统的应急治理模式不相适应。协同治理理论以平等互信、资源共享、合作互利的共治共享优势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治理模式转型指明了方向。针对当前耦合型突发环境事件中存在的央地应急管理协调不畅、区域间运动式动员应急成效不佳、基层应急治理驱动力不足、企业联合防治环境风险能力欠佳及网络舆论主导事态发展等现实困境,须依据协同治理理论框架要求,从利益调解机制、协同网络权责机制、组织信息联通机制及网络舆情治理机制四方面形成一套系统化的协同策略,优化协同效果,提升协同治理能力。     

元治理视域下政府公共治理的行为逻辑与策略选择

通过对公共治理困境进行系统分析梳理,认为元治理作为对治理理论的反思,其理论优势对于政府改善社会治理具有启发意义。基于元治理的内涵,剖析了公共治理下政府的行为逻辑,即政府应承担远景规划、组织引领、冲突处理的责任。研究发现,在元治理的视角下,政府提升治理能力需要加强内部治理,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扶持市场力量和社会组织,强化它们的责任意识;平衡利益需求,有效应对治理失灵;构建治理主体互动平台,提升协同治理能力。     

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现实困境及路径选择

随着我国“小政府,大社会”治理格局的逐步形成,非政府正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参与和协作力量。然而要实现公共危机的多元共治,必须正视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现实困境,通过政府和非政府双方的共同努力来提高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能力。     

社会转型期NGO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困境及发展对策

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公共危机的频发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公共事务的管理者,NGO作为代表公民意志的社会公益性组织,在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过程中能够协助政府调动分散社会力量,快速有效地应对危机,充分发挥"第三种力量"的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分析NGO参与的困境,提出完善NGO在参与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对策,提高公共危机的治理能力,使其更高效地应对公共危机。     

公共治理视角下政府与非营利组织间互动关系研究

公共治理是多元治理主体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协作管理,从而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作为治理主体的政府部门与非营利组织间互动关系,将决定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影响政府治理的效果。现实中,由于政府与非营利组织间的摩擦,非营利组织自身的缺陷,将会出现对抗式、依附式的关系模式,降低社会管理效能。因此,为了使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协调发展,论文选择从公共治理视角入手,立足博弈分析,通过收益比较,指出理性的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应选择"合作"关系模式。并提倡政府与非营利组织采取双管齐下策略,政府外部关系梳理与非营利组织内部机制重建相互结合,共同营造良性互动的关系模式,形成合作伙伴的治理格局。     

官民共治:抗战时期延安治安治理模式研究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探索政权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不断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在延安充分动员民众进行治安治理。延安的社会治理模式属于典型的政府主导下的官民共治。政府治安组织、群众团体以及广大民众中的积极分子都是治安治理的主体,且各自有着明确的权责关系。延安治安治理模式的成功对当今的启示是:节约社会治理成本,推进多元治理;弥补制度缺陷,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拓宽公众利益表达渠道,增进官民互信。     

我国社会协同治理理论研究现状与评价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从社会管理创新到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反映了党对社会建设的高度重视和与时俱进。近十年来,如何理解社会协同概念、社会协同的路径选择与现实困境等方面的问题引发了学者们的热议。如何开展社会协同治理,已然成为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议题之一。     

有限政府提高治理能力必须充分调动公众参与

<正>公众参与,是指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决定公共事务或公共治理时,由相关机构通过开放途径,从公众和利害相关人或组织获取信息、听取意见,并通过直接与政府互动,对公共决策和治理行为产生影响的各种行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政府职能体系的科学化、规范化界定,逐步建立政府的有效限权、放权和分权体系,即建设有限政府。政府既要"有限",对权力加以限制和规范,     

公共危机中如何树立良好政府形象

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我国进入了一个公共危机的高频率发生期。公共危机正以极大的力度和广度冲击并影响着全社会，它不仅导致社会财富与生命的损失、经济环境的破坏，甚至还会引发政府合法性的丧失以及政局的动荡等灾难性后果。公共危机给政府形象建设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怎样有效控制和消除公共危机事件引起的社会危害，如何将公共危机变成政府危机管理的革新契机，已成为中国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的重大课题与紧迫任务。文章分析了我国各级政府在处理公共危机事件中存在的典型问题，对如何在公共危机中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提出相关的对策。     

当前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NGO参与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矛盾、危机多发,仅仅依靠政府来预防和化解公共危机难免会顾此失彼;NGO是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重要一员,有效发挥其作用对提升国家的危机管理能力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本文以公共管理理论为指导,通过对公共危机管理与NGO的概念、内涵、特征及其相关性的分析,明确公共危机管理中NGO积极参与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分析了当前我国NGO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现实困境,并从政府和NGO两个角度提出了对策建议。     

政府公共危机协作管理的对策研究

随着社会问题的日益增多,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主体,时刻都要面对不同程度的危机,而政府处理的危机属于公共范畴,被称为公共危机。由于公共危机的跨区域性和不确定性,政府在预防、遏制公共危机中处于主导地位。本文强调从政府的角度分析协作式公共管理的四大主体,即非政府组织、营利组织、媒体和公众,在协作性管理中的具体协作方式、协作现状和协作困境,力求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找到治理的新途径。     

农村社会治理中的“四元主体”关系异化及其修复——基于对贵州省B乡“美丽乡村”建设的考察

农村利益主体间的关系表现是农村社会治理现状的真实写照。乡镇政府、村委会、农村合作社和村民共同构成了农村社会治理中的"四元主体",但因权责配置失衡、治理参与主体非结构化安排、村民选择性公共参与逻辑、治理机制不健全且碎片化以及规范化治理制度供给不足等,主体间关系呈现出"行政指挥—迎合执行""乏力参与—双面回应""权威下达—消极服从"和"利益汲取—惯性依赖"的异化特点。对此,为了有序和深入推进农村社会治理活动,需要进一步理顺乡镇政府和村委会间的主体权责关系,明确乡镇政府和村民间的主体地位关系,培育村委会和村民间的主体信任关系,界定村委会与农村合作社间的主体运作场域,提升村民的自治与话语表达能力。     

服务型政府“人格”释义

公共领域作为现代国家的重要话语渠道和治理形式,具有监督、批判和巩固政治合法性等重要功能,现代公共领域的培育与提升与我国构建中的服务型政府具有天然的互动动力、互动平台和互动机制,二者的过程具有同一性。从公共领域出发,我国的服务型政府是要建构一个以"政治人"为主干,坚持"服务人"和"效能人"两手抓两手都能硬,具备"道德人"思想的完整政府人格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