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中)学术推介

<正>罗章、王蓓在《赋能领导力:地方治理中政府领导力结构研究的关键要素》一文中以复杂领导理论为分析工具,以多元主体、治理网络及工具创新为着力点,对政府领导力结构中的关键要素——赋能领导力进行分析,阐释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中赋能领导力与行政领导力、适应领导力的交互动态作用。地方治理中对多元主体赋能的过程,也意味着政府领导面对众多社会主体与市场主体构成的复杂治理网络应摒弃传统管理中政府部     

农村基层互动治理的现状审视与应然面向——基于“枫桥经验”的思考

农村基层互动治理包含培育村民与组织合作互动的治理主体、实现权力与权利民主互动的治理结构、构建自治与共治协调互动的治理方式等多维内涵。借鉴"枫桥经验",当前农村基层互动治理应探索基层互动治理的多元主体,构建基层互动治理的民主模式,优化基层互动治理的制度机制。     

数字政府建设背景下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模式创新与共治效果提升

数字化协同治理的核心在于通过数字平台的嵌入给予不同治理主体更广阔的信息互动空间，通过标准化的信息处理技术减少治理主体在使用信息过程中的成本投入，通过物理技术破解传统管理模式下的信息屏蔽障碍。数字协同治理模式创新的根本在于多元治理主体的参与度与依赖性的充分利用。政府在数字化建设中应从技术层面提升政府内外的资源使用效率，从标准层面规范感性化的多元意见反映，从认知层面助推数据化的共识成型，提升共治效果。     

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中的多元合作——一个系统性分析框架

在信息社会和网络社会到来后,社会治理面临着全新的生态环境,随着权力分散化、组织边界日益模糊和社会日益多元化,许多社会问题已经不能在传统的官僚制度和科层制范围内解决。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包含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各类社会治理主体,建立跨层级、跨部门、跨领域和跨边界的社会治理体系,实现多元治理主体互联、互补和互动,这也是实现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必然选择。     

公共治理视角下政府与非营利组织间互动关系研究

公共治理是多元治理主体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协作管理,从而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作为治理主体的政府部门与非营利组织间互动关系,将决定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影响政府治理的效果。现实中,由于政府与非营利组织间的摩擦,非营利组织自身的缺陷,将会出现对抗式、依附式的关系模式,降低社会管理效能。因此,为了使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协调发展,论文选择从公共治理视角入手,立足博弈分析,通过收益比较,指出理性的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应选择"合作"关系模式。并提倡政府与非营利组织采取双管齐下策略,政府外部关系梳理与非营利组织内部机制重建相互结合,共同营造良性互动的关系模式,形成合作伙伴的治理格局。     

“互联网+基层治理”：以数字化手段推进整体性治理

碎片化是中国基层治理不可忽视的问题,突出表现为权力体系碎片化、利益诉求碎片化、空间结构碎片化。浙江省绍兴市杨汛桥镇"4+X"模式、北京市平谷区"互联网+大桃"模式有效证明了数字化手段与整体性治理的耦合性。基层政府应借鉴和学习相关经验,疏通多向互动整合渠道,整合多元主体参与治理,重构弥合互补网络关系,树立服务导向治理观念,实现权力、利益与空间的整合。     

法治视角下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的四个维度

良好的治理秩序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也是和谐社会的主要指标之一。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伟大进程中,社会治理创新成为一种必然,而机制创新则是社会治理创新的突破点。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应包括四个维度——权利、利益、互动、价值。理由有五点,第一,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必须保证公民权利;第二,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离不开利益分析法;第三,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第四,社会治理机制创新需要群众价值认同;第五,四个维度辩证统一于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但目前社会治理机制创新面临一些矛盾和挑战,如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矛盾、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矛盾、政府主导与公民参与的矛盾、政府推动与群众认同的矛盾等。对此,必须严守法治底线,从四个维度依法进行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即权利的维度:以公民权利为前提,推动社会组织及公民依法参与治理;利益的维度: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引导社会组织及公民进行利益表达和维护;互动的维度:以互动协商为基础,构建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秩序;价值的维度:以培育法治文化为目标,增强群众对依法治理的认同和支持。     

共同治理：一种后现代的社会治理机制

当前,全球化和后工业化已经成为一种现实趋势.后现代作为后工业社会在政治领域的反映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在后现代开放、多元的社会背景下,为满足多元主体的利益需求,共同治理理应成为现代政府改革的一种模式.它是一种合作的机制,是对传统社会治理模式的超越.政府在培育共治精神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公共危机协同动员模式及其构建路径

公共危机协同动员可以增强危机动员的合法性与公众的认同度,并明确政府与社会在危机治理中的角色和权责定位,有利于提高危机动员的透明度和有效性。从依法治国方略全面推行的现状、"大政府小社会"的体制和国情,以及沉没成本与机会成本理论等角度考量,实现以政府为主导、政治动员与社会动员协同互动的危机协同动员是完全必要且可行的。公共危机协同动员模式的构建,应以形成互动的、可持续的危机治理和危机动员理念为基础,并通过危机协同动员权责关系的重塑与协同治理机制的塑造,以及对动员监督考评工作的加强,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协同作用,以调动更广泛的社会资源和力量对公共危机进行协同治理。     

元治理视角下地方政府社会治理主体结构及多元主体角色定位研究

元治理理论认为"一主多元"的主体结构是适合我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转型和发展时期的结构。元治理理论主张由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等多元主体单元组成主体结构;强调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担任元治理角色,与多元主体处于平等地位,只是各自的职能不同;注重多元主体间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元治理理论认为地方政府充当元治理者角色,社会组织充当协调者角色,公民充当践行者角色。     

多边公共平台战略视角下合作区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研究——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为例

多边公共平台战略蕴含的公共性、开放性、共治性、共享性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建设理念高度契合。基于多边公共平台战略视角对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公共服务供给模式进行深入分析，可以为创新合作区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提供策略指引。其具体的实现路径为：加快合作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标准对接，促使多边公共平台公共服务供给变得更“平”；设计明确、透明的公共服务供给制度，以降低平台多元主体准入和互动合作的成本；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供给风险分担机制，以降低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成本；引导合作区持续发挥生态圈的网络效应，以合作区平台为支点撬动多元主体开展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区域治理，实现合作区的自我赋能。     

基层政府社区认同建设的文化治理效用研究——以包头市为例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理念之后,全国各地掀起新一轮旨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社区建设与体制改革浪潮。但边缘与主流、个体与群体、异质与融合、传统与现代的价值和意识冲突,增加了政府推进基层治理的难度。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最基础平台,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基层政府要着力加强社区认同建设,通过文化认同,在基层多元治理网络中发挥其价值引导、规范约束、组织动员等功能,鼓励社会多元主体协同共治。     

论后工业化时代的动态合作治理

后工业社会呼唤的是一种积极寻求合作的治理模式,政府需要引导并帮助市场和社会组织真正成长为地位平等的治理主体,重构一种适应后工业化时代的动态合作治理。动态合作治理的实现分为两个环节,首先是建构多元主体合作机制,根据公共服务的产品属性,确立多元主体的治理权责和合作路径;其次是在合作治理的逻辑下,建构动态的治理循环系统,从而使得合作治理能够具有长期而持续的有效性。     

单位管制抑或协商共治:邻避冲突治理的路径选择

邻避风险治理已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新难题。邻避冲突的根源在于邻避设施所致的风险分配不均衡,这种不均衡反映出传统的单向度管制型行政模式的失灵。在价值多元的社会,面对多元的利益诉求,政府垄断决策、压制抗争的治理方式已呈现应对无力的困局,亟须转变治理模式,革新治理手段,以回应失衡的利益结构。协商民主理论主张不同主体之间通过平等的对话、协商和参与,达成共识,实现利益平衡,为邻避冲突治理提供一个理想图景。赋予协商过程以规范性,使平等协商成为一种制度化的程序,优化行政决策模式,完善利益平衡机制,由单维管制治理模式迈向多元协商共治模式,是缓解邻避矛盾、缓释邻避冲突的可行性路径。     

单维管制抑或协商共治:邻避冲突治理的路径选择

邻避风险治理已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新难题。邻避冲突的根源在于邻避设施所致的风险分配不均衡,这种不均衡反映出传统的单向度管制型行政模式的失灵。在价值多元的社会,面对多元的利益诉求,政府垄断决策、压制抗争的治理方式已呈现应对无力的困局,亟须转变治理模式,革新治理手段,以回应失衡的利益结构。协商民主理论主张不同主体之间通过平等的对话、协商和参与,达成共识,实现利益平衡,为邻避冲突治理提供一个理想图景。赋予协商过程以规范性,使平等协商成为一种制度化的程序,优化行政决策模式,完善利益平衡机制,由单维管制治理模式迈向多元协商共治模式,是缓解邻避矛盾、缓释邻避冲突的可行性路径。     

多元治理模式下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重构

近几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故频发。政府单一主体的监管体制已不能满足当前社会对食品安全治理的需求。包含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多元治理模式成为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之道。文章从政府转变角色、企业加强自律、社会组织有序参与及各方协调机制的建立四个方面提出了构建我国食品安全多元治理体制的具体措施。     

网络治理理论对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启示

网络治理理论作为当前流行的管理理念,具有多元、多层的公共行动系统等众多理念优势。我国地方政府在绩效评估方面也存在着缺乏问责制、绩效评估体系的缺失、监督主体不合理和公众没有回应通道四大问题。因此,将网络治理理论的先进理念应用到政府绩效评估上,可以得到一系列启示:建立"顾客至上"和多元监督主体的绩效理念、加强分权和问责制、保证结果导向和建立民主参与机制。     

治理视角下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职能研究

在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环境保护作为地方政府职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治理是一种新的路径和选择。近年来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职能的转型深化有了进步之处。地方政府在法律规则允许的范围内,积极吸纳对治理有益的因素,整合政府间以及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要素资源禀赋,展开协商合作。但不可否认的是地方政府在建构治理网络上仍存在缺陷。本文以梳理主体间关系为主干,提出秉持目标一致、资源共享、工具互补的合作方式,进而得出建立多元主体治理环境网络的针对性措施,实现共赢战略。     

乡村场域中技术赋权的“双刃剑”效应与优化治理

乡村场域内的数字治理正不断发展,技术给乡村居民带来了政治参与权、话语权等,但其影响是正负两方面的。技术赋权打破了地方政府"话语独白"的局面与行政权力专断,促进了村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公共对话,多向信息互动催生了乡村政治多元主体博弈。同时,技术赋权也引发了乡村政治生态风险,比如意识形态无序引发的政治风险、数字鸿沟扩大引发的分化风险、公共话语混乱引发的决策风险、基层政府失信引发的信任风险等。基于此,应从多层面对乡村治理过程中的技术赋权进行完善与治理。在治理理念维度,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升为民服务水平;在治理制度维度,要强化制度机制设计,充分保障村民权益;在治理平台维度,要打造便民数字平台,建立良好沟通机制。     

网络化治理理论与社区治理路径创新

网络化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多元,在互信互惠的伙伴关系上做到共享资源,共同实现公共价值。这一理论对突破传统治理模式造成的主体缺失困境、资源不平衡困境、信任困境和合作困境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为此,可借鉴网络化治理理论的合理内核,结合新时代社会治理格局的要求,重构社区治理主体,明确社区治理价值导向,构建协作治理机制,坚持依法治理以实现社区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