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国家安全意涵及其重点推进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断丰富社会治理的内涵,提升社会治理的功能定位。社会治理从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定位,演变为促进社会和谐与活力激发的重要机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又提升为国家安全的基层基础。而民族地区自然、社会与文化方面的独特性则凸显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为追求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回应社会发展内在张力构建新时代社会团结机制,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与国家安全实现紧密契合、相互融通。国家安全视域下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推进,要重视发扬富有民族特色的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推进民族地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立体高效的社会治理体系;促进各民族相互交流与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社会资本、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视角下的民族地区社区治理——基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实证研究

创新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是推动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问题。在民族地区,经济的欠发达、民族的多元化等都为社区治理带来了挑战,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是处理民族问题实践过程中的重要手段。本文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社会资本"相结合为视角,探析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视角下创建民族地区社区治理的路径。经过研究,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可以加强社会资本在民族地区社区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进而推动社区治理的发展。因此,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就成为创新民族地区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     

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中的认同整合

民族地区的基层治理直接运行于各民族构成的草根社会,是国家政治贯彻的最后环节,也是民族群众与国家互动过程中最主要、最具有操作性的场域,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中具有独特的功能和作用.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中的认同整合方式是灵活多样的,具有突出的基层特色.从实际情形看,认同问题已成为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一个重大...     

民族互嵌视域下西藏社区治理的实践经验与推进策略

西藏社区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维护社会安定的基层空间与关键场域,有其自身的文化特质、运行机理和治理逻辑,是透视整体社会运行的重要切口。随着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多民族杂居社区不断增多,这既给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活动空间,也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实践平台。民族互嵌本质上是不同民族行为思想体系与社会结构系统的集合体,深入分析民族互嵌视域下西藏社区的格局样态、治理经验及推进路径,既回应了西藏社区治理实践创新与现代化转型的情境要求,也有助于促进多元文化在社区中融合发展,达成场域稳定、精神共享的状态,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牢基础。     

从田野调查点到理论起源地——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建构源头的大瑶山

在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并深刻影响我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背景下,本文回顾了由费孝通开启的对大瑶山的田野调查研究及著述,并梳理费孝通的调研活动对广西金秀大瑶山社会和民众多方面的影响,认为这一地区对不同时期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意义,他们的调查写作则记录下了大瑶山社会走向民族平等、团结、发展的历程。大瑶山的田野研究及其学术知识文本的生产与传播,对金秀发展社会经济、促进社会治理,建构本土民族文化认同、凝聚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等产生多重影响。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瑶山的田野民族志及其研究者群体与被研究者群体交往交流的互惠关系具有典范性意义,可丰富广西乃至我国各民族地区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元实践模式的理解。     

青海民族地区多元文化与社会秩序的当代建构

本文在资料梳理与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从微观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以青海民族地区多元文化场域的空间表达与社会秩序的当代建构为主题,探析了新时期青海民族地区宗教文化的多样性、区域文化的互动性、民族文化在区域利益层面的博弈性等多重社会文化样态及影响因素.着重指出:民族地区多元民族文化并存共生、良性互动与包容共享,是建构国家利益、区域利益、民族利益和谐共生的社会文化基础.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问题论纲

区位表征与文化差异等使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工作呈现复杂态势并出现诸多棘手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认真评估、考量民族地区社会形态、知识传统、治理效果、民众认同度及自组织治理资源.衍生于民族宗教、风俗习惯等渐次形成的传统对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工作影响深远.因此,重拾已被放逐和边缘化的知识传统,培育以民众主动参与为核心的自组织治理能力及法治保障机制,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提升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科学化水平.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安置社区“身心同安”整体性治理创新路径

民族地区安置社区治理创新,不仅需要帮助安置群众实现“安身”,更要促进他们“安心”,以“身心同安”整体性治理创新路径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本文通过对中西方传统身心一体哲学思想的理论探讨和整体性治理理论在基层的实践探索,从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与功能出发,提出“身心同安”整体性治理应根据安置群众的发展与适应需求,整合党政部门资源、干群治理潜力和区域内外专业力量,形成“协调-整合-互嵌”的整体性治理机制,在培育安置群众积极向上社会心态同时,实现共同体的目标参与。最后,基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治理经验和“身心同安”整体性治理的理论构建,民族地区安置社区可从强化政策供给、健全社区组织体系、推动由心而治及激发内生动力层面开展治理创新,为民族地区安置社区振兴发展探索可推广的治理路径。     

民族地区社会成员的地位流动与国家认同——基于云南省民族地区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

与以往的文化论和制度论国家认同生成逻辑不同,本文基于共同利益与共享机遇的逻辑,从微观层面考察了社会地位流动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民众国家认同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在社会结构空间中的机会获益(代际地位上升、代际教育程度上升、未来预期地位上升),还是在居住空间与户籍身份上的地位改善(农民进入城镇且获得城镇户籍),均能显著提升流动者的国家认同意识,且这一效应在少数民族聚集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突出。从KHB中介效应分解来看,地位上升流动的获益性既对国家认同产生直接效应,也通过提升流动者的生活满意度、生活控制感、社会公平性认知、少数民族优惠政策评价等间接路径产生效应。今后应在畅通社会上升流动渠道、保障教育和就业公平、有序实现农村人口转移及流动人口市民化、提升民众获得感等方面着力,让更多民族地区社会成员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地位提升、机会获益及生活改善,这对夯实各民族成员国家认同的共同利益基础,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积极意义。     

再论"国家—民族"理论

本文基于国家治理的理论,从中央与地方政府(民族地区)关系的角度,进一步论述了国家—民族关系.国家治理的理论是深化认识国家—民族关系的重要基础;中央对民族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是国家—民族关系的重要机制;项目则是中央处理国家—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措施.国家通过财政支付和项目制,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体现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有效治理.     

边境治理中跨国婚姻移民的身份重建——基于广西中越边境市县的调查

对广西边境8县48村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发现治理技术的精细化凸显出跨国婚姻移民身份缺失的矛盾;尽管这个群体渴望中国国籍,但在现行法律政策下只能通过补办护照、婚姻登记以及团聚签证的方式获得合法身份;边境三市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广西涉越婚姻登记人数骤增,这与越南驻南宁总领事馆受理补办护照业务密切相关,中越两国合作共治取得显著成效;政府是促进跨国婚姻移民身份合法化的主导力量,但多元主体的参与依然重要,这个群体强烈的办证需求催生民间代理人,东兴外国人服务中心在护照代办中发挥积极作用,社工机构成为涉越婚姻登记政策宣传的生力军;专项治理是促进跨国婚姻移民身份重建的可行方向,须明确公安、民政、财政等部门的职责。     

缅北局势负向效应外溢下中缅边境治理研究

我国西南边境和缅北山水相连,缅北是缅甸少数民族地方武装比较活跃、复杂的地区,其缅北长期冲突局势不仅阻滞了本国民主和平进程,其负面效应也给邻国边境地区带来严重影响,危及到边境地区的政治、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以及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并且不断向外扩展的负面效应影响地区安全局势。因此我国中缅边境治理需要跳出传统边境治理垂直思维,采用跨境合作、鼓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思维应对各种挑战,提升边境治理能力和治理成效。     

明清时期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的进路

土司制度是明清王朝国家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的政治基础，也是保障边疆地区稳定的必备条件。明清时期国家主导、上下互动、多元共治，无疑是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的有效进路，为王朝国家制度治理体系的丰富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明清时期土司制度治理历史、治理经验，对新时代国家层面的制度治理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我们认为，制度治理不仅要以国家为主导，需要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双向互动，而且需要“多元共治”。国家治理现代化应该在变革制度、完善制度、维护制度、督查制度等下功夫，实现国家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方面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增强国家制度治理的权威性。探讨明清时期土司制度治理的进路，寄望于助力新时代民族地区的国家治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民族自治地方社会治理

民族自治地方社会治理的主体、内容和方式上均有着特殊性,带有明显的本土性、民族性和"自治性",也离不开国家的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民族自治地方社会治理同样要处理好"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由"管理"转变为"治理",在社会政策决策、社会矛盾化解、社会"自治"等方面实现现代化。     

Social Governance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t the end of 2013 ,“The Decision on Major Issues Concerning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s”( hereafter“Decision”)was made by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 th Cmunist Party of China Central Co...     

论彝族土司治理权的近代变化

彝族土司存在了七百多年，是中国存在时间最长的少数民族土司。梳理近代彝族土司在彝区治理权的变化，结合奏折御批、凉山碑刻、清代凉山历史档案以及民间口述史料来研究彝族土司的的地方治理，更能客观地展示其治理权变化的影响因素，其中可见彝族土司职权的国家依赖性，权利变化受制于中央, 并且始终与黑彝存在利益博弈，其社会治理权在国家统一与国家动乱时，有着极大的不同。国家政权稳定，彝族土司治理权稳定并得到加强；同样，当国家出现危机，土司权利也受到威胁。近代彝族土司权利变化正好与国家统一受到威胁时的权力的变化相对应。     

西塔繁荣的动力:一种新型的国家与民间社会关系

西塔商业街是集餐饮业、文化娱乐和朝鲜族特色商业为主的民族风情区,成为沈阳市真正的"不夜城",被海内外宾客誉为"北方小汉城".西塔的繁荣,是朝鲜族民间社会的网络资源与国家政策的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国家与民间社会合作共同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管理方式,便是治理模式的具体体现与实施.     

作为边疆治理底色的人民治理：当代西藏治理的轨迹、经验与启示

从边疆治理理解,民主改革不应简单地理解是一场废除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它还包含着中国边疆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从此之后的西藏治理不再是国家统治者与当地统治者的联合,而是西藏各族人民与内地各族人民群众之间的联合,并在此基础上对边疆实施治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西藏治理的重要特点是,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治理边疆,其治理“底色”是“人民”治理,是新中国70年治藏效能提升背后的“治理密码”。“人民”治理是一种新的边疆治理观,也是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本质。简单地讲,这种治理方式是站着人民利益角度上治理边疆。治理“底色”为治理边疆提供了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各种有利于边疆发展、稳定和安全的举措均得到实施。中国当代的边疆治理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在充分显示“人民”治理这一“底色”的基础上不断吸纳改进各种治理办法的结果。同时,也不难发现,作为一种“底色”,“人民”治理并不排斥其他先进的治理方式,恰恰相反,边疆地区是国家的特殊区域空间,与国家治理相联系,与非边疆治理比,有其特殊性。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西藏治理的重要启示是,维护“人民”治理这个“底色”是边疆治理走向长治久安的根本方向。     

Trans-regional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as multilevel governance: ECOWAS migration policy and the EU*

ABSTRACT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West Africa establishes the framework for the movement of persons within the highly mobile region. Eighty-four per cent of the migratory movements is directed towards another country within the region.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role of trans-regional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on intra-regional migration policymaking, exploring the role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 in the formulation of regional migration policies in the 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 (ECOWAS) specifically in labour migration, refugee protection, and return/readmission. It examines the normative role of the EU in influencing policies of third countries and argues that in the case of ECOWAS, networks ar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enabling formal and informal diffusion. The article uses multilevel governance as the lens to examine migration governance between the EU and ECOWAS, concluding that power relations equally play a key role in trans-regional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Included in this mix are bilateral agreements which stand between trans-regional and intra-regional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exerting a strong influence on inter-institutional EU- ECOWAS relations.     

民族地区“多层级协同治理”的结构特征与内在逻辑——以广西壮族自治区L县扶贫小额信贷实施为例

扶贫小额信贷是一种有效的扶贫到户形式,能缓解贫困人口资金匮乏的困境,激发他们的内生发展动力。以广西壮族自治区L县扶贫小额信贷实施为个案,通过深度访谈和非参与观察发现：在纵向上,L县将扶贫小额信贷目标分解,然后通过科层组织体系逐级下压给各乡镇政府和行政村,实行科层治理;在横向上,通过建立贷款贴息、风险补偿和利益联结等机制,L县政府、各乡镇政府和行政村又将农信机构、龙头企业、帮扶联系人和建档立卡贫困户等利益相关方等纳入治理主体的范畴,分别在县、乡镇和行政村这三个层面上开展协同治理。纵向科层治理与横向层面上的协同治理交叉,形成了一种“多层级协同治理”的模式,实现了“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治理效果。“多层级协同治理”既契合了中国单一制国家的结构逻辑,又契合了基层政府工具理性的逻辑,对推进乡村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