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伦理与动物福利概述

从儒家动物生态伦理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两方面简述了动物伦理的基本思想,并讨论了人工授精、胚胎移植、动物克隆技术和转基因动物等引发的伦理问题,介绍了动物伦理问题的解决与实现动物福利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只有坚持可持续发展的伦理观,才能促使人与动物乃至自然的和谐发展。     

中国动物福利保护缺失与对策研究

在动物福利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的客观情况下,本文在明确动物福利含义的基础上,阐述了动物福利保护的必要性,进而反思动物福利保护中的伦理基础、法学原理、经济基础、实施及制度建设等障碍性因素,认为动物福利保护缺失的原因在于动物保护宣传教育留于表面;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在人们的头脑中难以改变;中国薄弱的经济物质基础限制了动物福利的迅速改善等方面。最后针对中国国情提出完善动物福利保护的对策：提高公众动物福利参与意识;培养理性消费观念;提高专业人员的动物福利观念素质;加强监督管理;加强法制标准建设;加快动物福利立法等。     

东亚生命观视角下的日本动物伦理研究

近代日本动物伦理学者在制度上接受了欧美的动物实验准则和动物福利基本原则,也意识到了其中的问题与局限,并正在将其本土化.在科学教育与实践中,出现了基于佛教信仰、儒家思想对动物伦理乃至生命观的重构.近代日本的动物伦理是在欧美国家的外部压力下被动形成的,但从根本动因上可溯源至东亚生命观.在东亚生命观的影响下,日本的动物伦理以万物一体为基调,主张人与动物生命实现的一致性与完整性,蕴含爱护自然、物种平等与敬畏生命的思想.研究和分析日本的动物伦理如何弥补人类生产生活精神需要,人们如何依据其提示人类敬畏自然界、感恩和珍视自然资源,如何令其与欧美主流动物伦理对话融合,如何开展相关科普工作,对我国动物伦理研究和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科技伦理、科技立法与科技发展

科技伦理和科技立法对促进科技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科技的飞速发展拓宽了科技伦理和科技立法的范畴，同时对科技伦理和科技立法提出了新的要求。科技立法应当在科技伦理与科技发展之间建立起平衡点，与科技伦理分工合作，共同促进科技健康发展。     

东西方动物伦理的共识与实践应用

西方国家动物伦理研究源于环境伦理学。西方社会对于动物伦理的研究已经不是纯理论基础研究,而是具有广泛的应用性。中华文化中的动物伦理是建立在仁爱和恻隐之心基础上的,儒道释三家对动物伦理的研究非常详尽深入。东西方的动物伦理的理论与实践应用各有特点,但殊途同归。     

论动物特殊价值的法律保护

动物有特殊的精神价值、生态价值和伦理价值。从精神价值看,保护动物即保护人的精神利益,而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保护特定的物是有限的,故对动物遭受侵害时所有人的精神赔偿应不囿于法条的局限。从生态价值看,野生动物保护对于保持生态平衡和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关系重大,而我国《物权法》没有将对野生动物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法定化,故应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野生动物资源使用权的具体范畴。从伦理价值看,良好的伦理基础是社会良性发展的前提,而我国从关爱动物角度关注人与动物关系的立法尚处于空白状态,故我国在修订民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时,应在考虑社会伦理因素的基础上增设关照动物或反虐待动物的条款。以人类本位主义为基础,完善我国立法、合理保护动物的特殊价值对于重新界定动物的法律地位和推进社会进步或有裨益。     

基于伦理学视野的转基因作物安全问题

转基因作物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人类带来福利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问题,其中伦理问题备受关注。笔者在分析了产生这些伦理问题的根源之后,提出了相应的伦理原则,以期指导转基因作物的伦理实践,从而保证转基因作物的研究和应用朝着有利于人类和生态环境的方向发展。     

对我国动物福利立法的思考

随着硫酸泼熊、虐猫和火烧流浪狗等事件的发生,社会公众对动物保护的关注度有所上升,动物福利的概念也逐渐为公众所知晓。很多国家已建立了关于动物福利的法律制度,相对而言,我国在动物福利立法方面有待完善。动物福利立法的宗旨应为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同时在内容上应扩大动物保护的范围,完善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加强动物福利立法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有利于促进生态文明和法治进步。     

生命共同体视域下的动物伦理

生命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当前亟须破解的生态难题,着眼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历史新高度而提出的伟大思想体系。生命共同体思想具体可分为三个方面: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生态自然观、整体系统的生态治理观、科学的生态发展观,这三个方面都饱含动物伦理思想。动物伦理学起源于西方,可以大致分为动物机械论、动物同情论、动物福利论、动物权利论和动物解放论;但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动物伦理思想就已经在以儒、释、道等为主的哲学和宗教中了。西方动物伦理学晚于中国古代动物伦理思想,但在动物伦理实践应用方面西方更早、更全面。2020年初,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暴发,我国在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野生动物等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生态环境的整体性修复等动物伦理实践应用方面的不足再次显现出来。生命共同体思想对新时代我国动物伦理的实践应用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以生命共同体思想的三个方面为研究对象,对生命共同体思想与近现代西方动物伦理的共识和与中国古代动物伦理的渊源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对生命共同体思想如何指导新时代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实现生态整体性治理、推进绿色经济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动物福利立法的贸易价值取向问题

动物福利保护标准用作贸易标准具有形式上的合法可能性,因而在国际贸易中得到广泛的应用。目前,世界上共有100多个国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动物福利法律体系,该类立法对于促进本国的动物国际贸易或者加强本国动物产业的保护具有积极的作用。由于动物福利立法不健全,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动物生产大国,我国每年遭受的国际贸易损失始终位于全球第一。因此,我国借鉴国外的经验加强动物福利立法,是非常必要的。全面加强我国的动物福利保护立法,目前应遵循人与动物在法律地位上不能平等的原则和动物福利的分类处理的原则。     

论动物福利法的基本理念

“承认和维护动物福利,认可和维护动物的自然权利,尊重生命、善待动物、不虐待动物,保护动物福利也是保护人的利益,人与动物和谐相处,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这些是动物福利法的基本理念。动物福利法确认的是“动物的权利”,而不是“动物的人权”,更不是法律确认了动物是人。尊重生命是善待动物、不虐待动物的思想基础,不虐待动物是尊重生命的起码要求。科学精神是动物福利法的基础,人文精神是动物福利法的灵魂。只有形成并贯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的理念,才能在一个汇集多种文明、多种主义、多种观念的多元化的当代社会,启动和推进动物福利立法。     

动物福利与人权的冲突及应对之策

动物福利立法在中国举步维艰,其中一种反对观点认为在中国当前的国情下,实施动物福利法会与中国的人权保障发生冲突,即提高动物福利会影响人的福利。针对这种观点,笔者在中国西部某生猪生产大省就猪的福利与养猪农民充分生活水准权的冲突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表明,较高标准的动物福利措施潜在地会对农户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负面影响,但以反残酷为基础的较低标准的动物福利仍然有为农民所接受的可能。基于这一调查,本文提出＂低限动物福利＂,作为中国当前制定动物福利法的立法策略,即以反残酷为底线,以较低标准的动物福利为补充的动物福利法,并建议政府对实施动物福利给予适当补贴,或者采取降低税收等其他有效方式弥补农民的利益损失。     

亲属立法的人性基础

人性本身无所谓善恶,其涵盖“人的动物性”和“人的社会性”.前者涵盖性冲动和生存欲两种自然欲求,后者涵盖性结合方式和群体性生活方式两种社会要求.亲属立法并不直接以人性为基础,从人性界分到亲属立法,中间需要有婚姻家庭伦理的介入.婚姻家庭伦理是对“人的动物性”和“人的社会性”进行道德评价的结果.婚姻伦理通过性禁忌、贞操观念分别对性冲动、性结合方式进行规制,家庭伦理通过不伤害原则、“同居共财”伦理/物权平等伦理分别对生存欲、群体性生活方式进行规制,而立法对婚姻家庭伦理的吸纳采歉抑路径.人性善恶假设是影响中西方亲属立法价值取向的关键原因.中国立法应以个体主义为基础,兼顾家庭本位的整体主义.     

动物福利与动物权利之法学辨析

本文在主客二元法律结构和由该结构所维护的法律秩序之下，从法理学和伦理学的角度，对动物权利和动物福利在法学上的应用可行性进行了论证。结论是法学上应采用“动物福利”而非“动物权利”。最后本文对法学上的“动物福利”与动物保护学、动物伦理学上的“动物权利”之间的学科转化问题进行了研究。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中国动物福利立法研究

用法律制度来推动对动物福利的尊重和保障是为实现人与动物双生共赢、协调发展不可或缺的手段,亦是国际社会维护人与自然和谐的方式之一。面对当前我国动物福利法的缺失,在借鉴西方动物福利立法的具体实践和关照我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我国动物福利法律具体制度设计的前提,是应先明确动物福利法“和谐”与“宽容”的立法价值取向,“利用与消费正义”和“保护与管理相结合”的立法原则。并在和谐社会理念的指引下,有利于人与动物的协调发展的人立法目的与模式的选择之基础上,具体区分农场动物、实验动物、工作动物、伴侣动物和娱乐动物五类动物的各自必需的、主要的福利制度。     

动物福利立法的价值定位

动物福利立法在我国还是一个新颖的有点儿难以接受的问题,这需要对动物福利立法中的价值问题作一个清理。功利主义动物主体论、权利主义动物主体论、整体主义动物主体论已经在理论上论证了动物的主体地位。将动物上升为法律主体的要求也由来已久,并已付诸法律实践。在我国的动物福利立法中,其价值选择应是将动物作为法律上的类主体。     

建立在新人道主义基础上的发展伦理学

在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认识上,人类经历了从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到新人道主义的发展历程。与此相应的是,伦理学发展也经历了从传统伦理学、生态伦理学到发展伦理学的不同阶段。其中,发展伦理学是建立在新人道主义基础上的、关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类伦理学。它从回答当代人类的生存问题出发,在"天道"、"人道"和"物道"的关系中重新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力图以此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理论根据,从而解决人类生存危机。     

重大疫情防控中的公益伦理思考

重大疫情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严重威胁,疫情防控中的公益活动集聚社会力量,能有效弥补政府救援短板,在疫情大考中展现夺目的风采。利他主义、公平正义及公共利益是重大疫情防控下公益伦理内涵的三大要素,但非常时期的公益救助也难以避免伦理问题。文章围绕公益组织的公信力、公益伦理价值共识、公益活动主体的权责界限等方面,从现实、认知和行为三个维度分析重大疫情防控中公益伦理问题的表现和原因,并提出重建公信力与德育相结合,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互补的伦理对策。     

论灾疫生命伦理在当今人类境遇中的特殊使命

灾疫生命伦理作为一门新兴的人文学问,致力于消除当代存在风险,引导人类求取理性生存之道,在应对灾疫的分析中形成了其特殊的使命及研究视角。它直面的事实,是生存毁灭中生命与生态的拯救;形成的目标,是生命的福宁与社会的公义;基于共同体出发的救助责任要求,是公权力必须介入和发挥主导作用;基于道德个体出发的主观意志强调,是责任伦理意识;它对于医学伦理与公共卫生伦理的超越,是由个体化—社会化—全球化的过程。因此,灾疫生命伦理在当今人类生存境遇中担负着某种重大的人文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