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史·萧陶隗传》辨误

在历代正史中,《辽史》以其简略疏漏,向为史家赀议。前人已做过不少考订、校补工作,但仍有未发掘可增补者。今读《辽史·萧陶隗传》,发现其职官仕历所牵涉年代及人名舛误颇多,给后世读者带来了混乱。本文对《辽史·萧陶隗传》略加考证,指出《辽史·萧陶隗传》记载的萧陶隗迁契丹行宫都部署的年代"大康"当为"大安"之误,《辽史·萧陶隗传》涉及人物"萧斡特剌"当为"耶律斡特剌"之讹,"萧阿忽带"为"萧阿鲁带"之误,以期有助于治史者。     

从河北隆化县鸽子洞元代文书谈元代的失剌斡耳朵

考古工作者在河北省隆化县鸽子洞发现一批元代文物 ,其中有一墨书文献 (已残 ) ,上书汉字若干 ,内有“失剌斡耳朵”。现就失剌耳朵及相关问题简述如下。在元代文献中 ,“失剌”又写作“昔剌” ,都是蒙古语“黄色”一词的音译。“斡耳朵”是蒙古语“营帐”之意。“失剌斡耳朵”就是“黄色的营帐”。在蒙古汗国时期 ,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汗在和林建有一座避暑用的营帐 :“它的墙用格子木制成 ,而它的顶篷用的是织金料子 ,同时对它整个覆以白毡 ;这个地方叫昔剌斡耳朵。”(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 ,第 2 79页 )这座大帐“其中可容千人” ,“…     

徐幹《中论》及其文艺观索解

徐斡汉末哲学家、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字伟长,北海(今山东寿光县东南)人。其所作《中论》历来被视为宣扬儒家道德论的学术著作,无人顾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此,结合徐斡所处的历史状况,社会思潮与当时的文化心理去辨识《中论》的产生及对其文艺观之影响,殊为必要,而择此研究课题,还须从魏文帝曹丕对徐斡的两则评论谈起。一、从曹评谈《中论》的产生及性质曹丕对徐斡的第一则评论是作于建安22年的《典论·论文》,首次提出“建安七子”和对七子文学风格的分述:“王粲长于辞赋,徐斡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     

辽代的驸马都尉

驸马都尉本为皇帝近侍显官,后为帝婿的专属官职。辽代的驸马都尉最晚在景宗朝已经出现,景圣之际,驸马都尉的授予趋于定型、普遍。辽代的驸马都尉虽为虚衔,但由于成员大体出自后族,加之与皇族的联姻,凭借驸马都尉一职可得以较快晋升,官至枢府。驸马都尉的授予伴随着丰厚的政治利益,影响驸马的个人前途和家族势力。     

阿萨拉格齐蒙古史(续二)

忽察儿别乞、阿勒坛斡惕赤斤二人派遣答该、速格该二人为使者前往王罕之斡儿脱,告以成吉思为可汗事.王罕日:“汝等立吾子为可汗,甚是.其勿毁汝此议,其勿解汝此盟.”其后,鸡儿年(1190)①合答斤部、撒勒只兀惕部、以合赤温为首的四部塔塔儿、亦乞烈思部、弘吉剌惕部、以乞纳登·察合安为首的豁罗剌思部;乃蛮部之不亦鲁黑罕、篾儿乞惕部之脱黑秃阿别乞之子忽秃、泰亦赤兀惕之塔儿忽台乞邻秃黑、斡亦剌惕部之忽都合别乞等,于刊河流入额尔古纳河之洲隅,共誓为盟,举札木合为可汗,议约征伐成吉思可汗及王罕.时,豁罗剌思部之豁里歹将此谋驰告成吉思可汗.     

文史新释(二则)

1.释“乾坤” 乾坤二字,《周易·系辞》及《说卦》均谓指天,地。(《周易·说卦》:乾,健也,天也。坤,顺也,地也。) 然乾何以称天,坤何以称地,旧说多未确。兹分论之如次。乾字古音读幹。闻一多说:乾为干、湿之于的本字,繁文作斡。卦名之乾,其正字当为斡,(见《闻一多全集》第二卷第四五页)其说甚确。唯斡字古音与今音亦不同,当读“管”。(屈原《天问》:斡维何系一句,斡字古本作管。)则乾一斡一斡盖以形音相近致讹。     

萧朝贵是桂平瑶族

太平天国官书《天情道理书》中,对太平天国首义诸王的籍贯均有明确记述,唯独对西王萧朝贵的籍贯记载很笼统,说:“西王僻处山隅。”似难下断语。萧朝贵的籍贯,向来有说武宣人,有说桂平人。《李秀成自述》说他“武宜卢陆峒人氏”,《武宣县志》也说“邑(武宣)之东乡花雷人,传说或云桐岭人”,“后移居(桂平)紫荆平隘山与杨秀清比邻。”《桂平县志》也说:“萧朝贵原籍武宣,移居邑(桂平)之宣二里平隘山”。县志说法基本一致。清方的《平定粤匪纪略》也说:“萧朝贵,武宣人,亦家于桂平。”以上记载,均说明萧朝贵祖     

周邦彦及其《清真词》(上)

周邦彦字美成,自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杭州)人。北宋著名词人。生于宋仁宗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卒于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享年六十六岁。有《清真集》传世。《宋史》卷444,《东都事略》卷116,《咸淳临安志·人物》有他的传记。 一、家世和青少年时期 邦彦父、祖以上事迹无可考。他的叔父周邠字开祖,嘉祐八年进士。熙宁间,苏轼为杭州通判,多与唱酬,《东坡集》中所谓“周长官”者即其人。邠元祐初知管城县,后知吉州,累官至朝请大夫、上轻车都尉。元符末上书入邪等。事迹见《咸淳临安志·人物》。据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以下简称《遗事》)所考,《茅山志》所载周邦彦佚诗《芝术歌》中“庐陵太守蕴仙风”句所谓“庐陵太守”就是指周邠,因为周邠尝知吉州。周邠之孙周莘字     

南方民族虎图腾遗俗浅说

<正> 我国南方多丛山峻岭、草木丛生,为众多猛兽出没之地.人们在与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尊虎为祖,以求其保护.南方诸族盛行虎图腾崇拜,自古而然.分述如下:一、楚人以虎为氏楚人的一支以虎为图腾,是有史可征的.据《左传·宣公三年》载:“初,若敖娶于(云阝),生斗伯比.若敖卒,从其母畜于(云阝).淫于(云阝)子之女,生子文焉.(云阝)夫人使弃诸梦中,虎乳之.(云阝)子田,见之,惧     

蒙古帝国的斡耳朵

所谓斡耳朵是指“汗与可敦居住的帐幕”,或设在其中的“宫廷”。成吉思汗以来,即从蒙古帝国时代到元朝,汗的斡耳朵原则上是由四位主要可敦统领的旧个斡耳朵组成的。例如成吉思汗时有称为“太祖四大斡耳朵”、“成吉思汗皇帝四个大斡耳朵”(《元史》巷29泰定本纪)、“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中译本第321页)的四个斡耳朵(见表1).     

光武帝刘秀研究辨疑

在对光武帝刘秀的研究中,认为刘秀之母姓张、樊重是光武帝之舅、刘秀母卒于元始三年、刘秀父先为南顿县令、刘秀与族兄刘嘉为太学同学、刘敞是刘秀的族兄、刘秀屯田在建武四年、刘秀"省并西京十三国"为"八国"九国"十国"等说法,皆为对史料的误解。而对刘秀入太学读书在"天凤"何年的千古之谜,也做了具体的考证和破解。     

宋代晁氏文人作品混淆辨正

历来文献和研究成果对宋代晁氏文人及其作品的记载存在不少混淆和失误。晁载之不是晁遘后人,他与晁冲之同属晁迥直系子孙,晁遘一支在宋代不称“西眷”;晁说之、晁咏之兄弟常被彼此混淆;“进道四弟”为晁损之,并非行第相同的晁说之;晁氏家族分支系排行,而非举族统一排行;在晁氏文人之间有十余篇作品混淆了作者。     

冯友兰学术思想新探

文章综合分析了冯友兰在各个时期的理论,对其新理学的内容进行了新的界定,并对这一哲学体系进行了一些新的论证。对廖平之学做了初步介绍,提醒人们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上册和下册中某些观点的不同,冯友兰其实是以廖平之学而非康有为之学做为“经学时代”下限的。文章还尝试对冯友兰建国以后复杂混乱甚至自相矛盾的哲学思想进行初步的分析、说明。      

朱元璋对台阁体形成的基础作用

明代台阁体是威权政治的产物,由儒家叙事传统与皇帝威权结合而产生。明王朝缔造者朱元璋,以祖训和大诰的形式,为后世子孙垂宪立法,直接影响了明初文学的走向,在洪武时代就形成了台阁体的潜流。     

《荒书》校勘补

费密为蜀地新繁人,其所著《荒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历史上,《荒书》最早的刻本当为怡兰堂丛书本,此刻本是唐鸿学根据新繁严渭春所藏钞本付梓,刻成后又得新繁杨氏之钞本,遂据以雠对,复出校记35条。1985年2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太和县御寇始末》一书,又以“外一中”的形式,把费密的《荒书》也一并出版。此书由谢伏琛标点,并作校注。然而此书又出现了不少新的错讹。本校记以经唐鸿学校勘过的怡兰堂丛书本为底本,以《明史》、《平寇志》、《滟囊》、《明史纪事本末》、《圣武记》等有关著作为校本,另行出校35条,而谢伏琛已校者则不在其内。     

“监修国史”与“兼修国史”考

“监修国史”与“兼修国史”是唐代史馆中两大不同的史官名称。考证清楚二者的区别,对了解唐代的国史修撰制度有重大意义。     

当代侗族择偶习俗的变迁

侗族有其传统的择偶习俗,一般实行民族内婚、房族外婚,有的侗族盛行姑表婚,即姑女嫁舅男;有的侗族禁姨表婚,认为姐妹的孩子是亲兄弟姐妹,不可通婚。择偶时,注重对方的家世,即"根骨"要正。20世纪80年代后,侗族年轻人多有到外地打工,他们成为传统择偶习俗的"破坏者"。一些侗族年轻女性也趋向于远嫁他乡,既满足自己"趋外"的心理,又能为娘家换来一定的经济收入。侗族择偶习俗从"同类匹配"向"资源交换"转变,由此引发了社会文化其他方面的变迁。     

略论契丹族女性之参政心态

辽国的政坛上出现过一群功绩卓著的女子,她们有着强烈的参政意识,积极地实现着自身价值,为辽国的兴盛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契丹族人的生活习惯、传统习俗、相对滞后的文化等因素不仅为女子参政提供了可能,也决定了她们独特的心态。     

《史记》与姓氏名字

在西周王朝确立的宗法制度中,"姓、氏"体现着人的血缘关系与贵贱身份,即"姓所以别婚姻,氏所以别贵贱"。此制度在春秋、战国之后被新兴的地主封建主义制度所取代。司马迁在《史记》中有意地混淆了姓、氏之别,既是尊重历史之变,更是对奴隶主贵族政权的否定。"名、字"(包括其他称谓)的使用则体现着人物的尊卑关系与作者的褒贬态度。《史记》通过对历史人物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的名、字、称谓的使用,准确地记录出了历史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真实身份,既体现着历史的本来面貌,更体现着作者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与道德评价。     

有关袁世凯史料三件考证

《历史档案》1992年第3—4两期所刊发的《袁世凯驻节朝鲜期间函牍选辑》(上、下)之中,《上朝鲜国王书》、《致朝鲜政府函》、《上清廷<朝鲜大局论>》3项史料在校勘及整理方面均有不同错误,兹根据中、朝等国相关文献而对其题目、文句、时间等进行考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