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霞》:文革后期文学主流及其叙事策略——《朝霞》月刊研究之一

1974年1月在上海创刊的文学月刊《朝霞》,产生于“文革”后期极其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它的创刊和运作直接而且集中地显示了文革后期以“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目标的主流文学叙事及其意识形态。通过样板媒体《朝霞》不仅可以透视文革后期主流文学的叙事策略,而且也有助于把握文革时期极左文艺思潮的来龙去脉。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笔谈[专栏]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研究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技术操作等方面的原因,对“文革”文学的研究,尽管经过许多专家学者的辛勤努力,已有了一些扎实的成绩,但相对于“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的研究相对于我们应该对其所达到的目标,都还有不少难尽人意之处,显得有些薄弱.在“文革”结束二十年之际,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某些史料又不断披露以后,为了进一步认识“文革”文学的现象和本质,从而对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当代文化有更深的研讨,本刊在许多专家、学者的支持下,在本期开办专栏,笔谈“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     

红卫兵诗歌与天安门诗歌的内在联系与历史地位

作为文革前期与后期重要的文学现象,红卫兵诗歌与天安门诗歌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和抒情模式,两者都是文革时期主流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政治语境和文化根源上看,红卫兵诗歌与天安门诗歌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天安门诗歌是文革主流文学的寻常组成部分,它不能承担揭开新时期文学序幕的历史任务。     

评《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

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研究,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热点和难点.30年代文学创作不仅在当时盛况空前,其后,它们依然受到各方面的重视.然而,从总体上审视30年代文学,却有一股明显的弥漫于创作和批评中的偏离文学审美特性的倾向,在创作实践乃至批评理路上出现了不少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化的创作主张和文学作品;同时,文学批评和文学论争错综复杂,左翼文艺内部也纷争不断.     

轨迹 经验 前景——谈江苏文学创作四十年

四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但在这四十年间,江苏省的文学创作却取得了重大成就.回顾四十年来江苏文学的发展轨迹,总结四十年来江苏文学创作的历史经验,展望江苏文学的未来前景,应是江苏文学工作者的共同职责.(一)1949年4月下旬,江苏全境解放.与此同时,实现了原在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医从事文学工作的两支队伍的会师.当时,江苏分别由苏北行政公署、苏南行政公署和南京市三方辖治,扬州、无锡、南京三地就成了两支文学队伍会师的地方,《苏北文艺》、《苏南文艺》、《文艺》(南京)也成了江苏两支文学队伍发表作品的园地.来自解放区的石言,以     

主题先行:文革战争题材长篇小说的构思局限

文革时期战争题材长篇小说在构思上存在着主题先行的历史局限,这一局限导致此类作品的主题和情节出现大面积重复和雷同。文革战争题材长篇小说的构思局限性所带来的不是文革文艺设计者所期待的振奋和昂扬的接受状态,而是一种被动、疲惫的审美状态。     

从阿伦特的政治概念看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

本文运用阿伦特的“政治”概念重新审视文学和文学理论的政治性,对于长期流行我国文艺学界的文学——政治关系观进行了反思。文章认为把文学的政治性和文学的自主性对立起来的思维定势虽然广泛流行,但却建立在对于“政治”、对文学和政治之关系的狭义理解上,它把特定时期、特定语境——中国极“左”时期——中的“政治”理解为普遍意义上的“政治”,并进而把特定时期、特定语境中的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普遍化为文艺和政治的常态关系。而实际上极“左”时期的所谓“政治”指特定的党派政治乃至政策,所谓文艺学的“政治性”实际上是指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必须为主流意识形态政策服务,其本质是主流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所实施的控制。显然,这种特定时空语境中产生的文学理论和政治的关系,并不具有普遍有效性,据此而得出的文学理论自主性和其政治性不能共存的观察同样不具普遍有效性。如果我们像阿伦特那样把政治理解为在公共领域展开的自由平等的言行,那么,一种坚持公共关怀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必然具有政治性,笼统地否定文学的政治性,或者人为鼓励文学理论研究的非政治化,存在着使文艺学知识非公共化的危险。     

一页沉重的历史记录--"五·七干校"里的中国作家

五·七干校是文化大革命中极左势力对知识分子进行政治迫害的场所。大批文学界精英文革中曾困居于此。从他们在干校时期留下的一些作品的断简残篇中 ,可以看到作家们的美好情操和他们当时矛盾复杂的心境。     

“文化大革命”时期小说的创作队伍

“文革”时期小说的创作队伍有三类：一是在“文革”前已创作出有影响作品而又被允许继续创作的，二是在“文革”前有习作练习或发表的；三是从未写过作品的。这样的创作队伍构成，反映了当时对“十七年”文艺的否定和现实政治的需要。与此相关，“处女作现象”和新时期一些有成就的作家在“文革”中开始起步，成为值得注意的问题。     

"红色文艺"的困境

"红色文艺"包括20世纪20年代发展起来的"革命文学"、30年代的"左翼文学"、40年代的"延安文艺""十七年文学"以及"文革文学"."红色文艺"的实质是权威政治话语利用文艺对农民、工人、士兵进行鼓动、宣传,发动他们的革命热情和革命意识,即文艺为政治服务.政治权威的主体性置换了作家的主体性,被改造了的作家失去表达内心真...     

当代文学史研究与"十七年文学"

说到“十七年文学”，至今还是有人停留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知识型构之中，仍然以政治/艺术的两极对立的评价模式，简单地否定其所具有的文学史研究价值，因其强烈的政治色彩而将它与“文革文学”一起摒弃在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之外，不承认它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内在连续性。我认为，孤立地从所谓的“文学性”或“审美价值”的单一角度来处理“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显然是意义不大的。因为所谓的“文学性”或“审美价值”本身就是需要质疑的。什么样的“文学性”或“审美价值”？这样一种标准是从哪里来的？是怎样历史地形成的？即…     

“文革”文学初议

“文革”结束二十年了.二十年后的今天来评说“文革”文学,应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是万恶的“四人帮”对文学的扼杀、践踏、摧残,致使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传统文化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破坏、大倒退、大摧残,使成千上万的文化人被迫害致死.另一方面,从创作实践来看,既出现了不少为“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乃至篡党夺权的政治阴谋服务的带有明显“帮”文化的作品.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好的或比较好的为人民群众所能接受的作品.只有从这两方面辩证的看问题,才能全面、客观、公允、科学地评价“文革”文学.十年“文革”,给我们党、国家、人民和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空前的灾难.从文艺方面来说,《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四人帮”在文艺领域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纲领.这个《纪要》炮制了一个“文艺黑线专政论”,于是“黑理论”、“黑作品”、“黑作家”三顶大帽子向广大文艺工作者压下来,一些正确的理论如“写真实”、“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等被诬之为“黑八论”加以讨伐;很多优秀的、深受人民欢迎的作品如《红旗谱》、《红日》、《三里湾》、《上海的早晨》、《保卫延安》、《茶馆》等在报刊上被公开批判;很多才华横溢、创作甚丰、为中国新文学做出了杰出贡献的著名作家如     

对“单向度文学”的思考

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十年是无文学的十年.对此看法,我不敢苟同.我一贯认为,“文革”十年是存在文学的,而且产生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其主流文学是单向度的文学(即政治性文学),同时,在从事真正文学的人和追求真、善、美的,有一定文学修养的接受者的心灵世界中,仍然流淌着清澈的文学泉水,最终,它必将滋润那些从迷狂的政治恶梦中醒来的人们的干渴的喉咙.“文革”十年存在文学.那么,什么是文学呢?文学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文学作品是文学家对其所拥有的原始材料经过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握后,创造出来的艺术品.通常来说,文学有三种功能: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但是,有的文学根据其功利目的不同而突出某一种或两种功能,其他功能弱化,如,政治性文学,仅强调其政治功能(即教育功能).那么,“文革”期间的文学,从其数量和其影响的广度与深度上,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占主导地位的单向度的文学;另一部分,数量较少,影响的广度与深度较小的真正文学(即其具备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造成单向度文学的主要原因是文学异化,所说的文学异化,指文学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炮制的文艺谬论的左右,从而使文学由其三维度功能(即认识、教育和审美功能)走向单向度的政治宣传、教育功能.于是,文学界呈现出主流     

伤痕文学:兴起、演进、解构及其意义

“伤痕文学”作为“文革”后的第一个文学──文化潮流,是中国文化走出“文革”的第一个重要历史逻辑环节,它应合了政治实践、社会心理、文艺模式等多方面的以“新时期”命名的中国新现代性的历史诉求。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文学继续自文学革命以来到1949年后成为主流在“文革”达到顶峰的政治──文学传统,配合新的政治─—文化变革而进行的转变,伤痕文学是告别“文革”的一次政治──文学潮流;二、就伤痕文学本是政治──文化变革本身又为文学突破旧的政治──文学模式提供了可能和前景来说,它为文学走向新的文学本性的自身的…     

论“文革”对鲁迅的研究

文革时期对鲁迅的研究,与文革特性高度一致,一切从政治需要出发,远离对象本体,为我所用、削足适履,在研究内容上将鲁迅设计为"角斗士";在研究路径和研究队伍上呈现为一种非常态,完全抛弃学术立场、学理原则,丧失了文学研究的独立品格和主体精神.     

20世纪40年代的国统区讽刺文学

20世纪40年代讽刺文学的蓬勃发展,不仅拓展了文学的表现与批评空间,而且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集体力量,产生了一定影响。由于当时国民党统治黑暗,我党对国统区进步知识分子的支持,作家讽刺文学创作的自觉及对作品的适度包装等原因,国统区的讽刺文学也蓬勃发展,并迅速占领国统区的文艺阵地。     

寻根文学:文革思维的超越与残留 --《棋王》《爸爸爸》的叙事学分析

寻报文学并没有完成其所希望的为民族文化寻根的历史使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寻根的作家们在思维方武和叙事范式上还局限于文革时期的话语霸权和思维惯性。参照叙事学理论对寻根文学话语霸权进行阐释有助于对新时期文学中的文革思维的反思与超越。     

"文革"中的周扬批判

1966年11月,在天津休养的周扬被拘押.从批判者一变而为被批判者,他生涯中特殊的9年开始了.其实,在此前的几个月,批判他的浪潮早已波澜壮阔."文革"中的周扬批判,与著名的"文艺黑线"密切相关.文化大革命的经典文献<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指认了"文艺黑线"的存在:"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周扬在这条黑线中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他被认为是"总头目"①"祖师爷"②"代表人物中的代表人物"③.周扬是文艺界的大人物、重量级人物.对他的批判,成为"文革"中的一出重头戏."文革"中的周扬批判,也为考查"文革"大批判逻辑提供了一个典型个案.     

中国新时期文学叙事视角的演变及其与西方文学的关系

叙事视角指的是一部作品看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是叙事谋略的枢纽。中国新时期文学在短短的二十余年中,完成了对传统文学“全知”视角的反叛和对西方叙事视角理论的接受:由全知到限知,由内视角到外视角,由单一视角到多元(复调)视角的转换。中国叙事视角的革新,是以西方文学的创作实践与理论著作为范式的,在创作上深受其影响。     

接受与反思:延安文学价值浅析

延安文学由于其高度的意识形态性和单一的审美性近年来受到了批评界不同程度的忽视和冷落.然而,回归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延安文学的特殊形态是历史的必然,文艺工作者的不二选择.当下,延安文学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拓展了文学的表现空间,推进了文学的大众化,塑造了延安和谐的文化环境.同时,延安文学对社会和政治的关注,延安文艺工作者对当下性的关切,都是当今文坛需要认真加以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