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都市化中的民间法与国家法冲突

根据法律多元论揭示了我国社会客观存在的国家法与民间法多元法律格局;运用乡村都市化理论分析了我国乡村都市化的实质,指出乡村都市化侧重于村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国家法制度和观念由此大幅度进入都市化的乡村;考察了乡村都市化背景下发生的典型纠纷及其解决方式;依据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决定论分析了民间法与国家法的文化背景,从而解释了这些纠纷及其解决方式实质上是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的文化冲突;最后提出对策建议,在法的制定和法的实施上通过文化整合来处理冲突,建设和谐社会。     

中国乡村都市化中的民间法与国家法冲突

本文根据法律多元论揭示了我国社会客观存在的国家法与民间法多元法律格局。文章运用乡村都市化理论分析了我国乡村都市化的实质,指出乡村都市化侧重于村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国家法制度和观念由此大幅度进入都市化的乡村;考察了乡村都市化背景下发生的典型纠纷及其解决方式;分析了民间法与国家法的文化背景,从而解释了这些纠纷及其解决方式实质上是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的文化冲突;最后提出对策建议,在法的制定和法的实施上通过文化整合来处理冲突,建设和谐社会。     

论民间法及其与国家法的关系

法律乃是一种使人类事业受规则治理的事业。完整的法律是国家法和民间法的有机统一。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国家法还是民间法,都不是自足的规范体系,它们各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局限性。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我们绝不能忽视民间法有效调整社会关系的社会功能,要充分认识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在保证国家法的权威和尊严的同时,逐渐消解国家法和民间法的矛盾与冲突,实现两者在法制现代化这一历史前提下的互动整合。     

略论法律信仰的塑造

法律信仰是法制社会最坚固的支持系统 ,是主观心理和客观行为两方面的统一 ,也是信仰主体与信仰对象的有机统一。塑造全民法律信仰是实现法治的必由之路 ,但由于法律文化因素 ,法律制度的某些失误和不完善 ,权大于法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塑造法律信仰也充满曲折 ,只有从内在基础和外部条件两方面着手 ,才能真正塑造法律信仰 ,为建设现代化的法治国家奠定坚实的基础。     

我国乡土社会法治化进程中民间行为规范的完善

在当代中国,民间法不仅是乡土社会的内生秩序,更是乡土社会法治化进程中的重要本土性资源.鉴于目前国家法不可能完全取代民间法的国情,我国乡土社会的法治化应善待民间法,给予民间法一定的生存空间,强化民间法的司法功能,发挥民间法的司法功能,完善民间法的惩罚功能,重塑民间法的权威,同时,还要进行乡村治理,为民间法的运行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浅论社会转型期民间法的命运

相对于国家法而言,民间法在组织社会生活、维护社会秩序中起基础作用。但在社会转型期,民间法自成体系的封闭系统被打破,实施机制遭到破坏,其约束力呈现出减弱的趋势。在法律现代化过程中,应充分利用传统的民间规范性资源,重视民间法的作用,谋求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合作和协同治理,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     

悖反与整合:法律与社会现实的思考

在当今中国社会的诸多法律案例中,往往国家制定法并不能得以完全的实施,而民间习惯、地域文化和社会环境对法律事件处理却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本文试从社会学的视角,客观地探究法制建设中的经济与社会现实条件和人文环境,尤其是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的行为方式与非正式的法律方式。对于实现本土资源与法律制度的整合,寻求一条适应中国社会特色的法治之路是十分必要的。     

和谐司法中的本土资源借力与转化——以中国传统司法话语“情理”的现代再植为核心

"情理"是中国司法中的特有本土资源,"情调理处"是中国特色司法知识,传统上,地方士绅是缓冲国家与民间紧张关系的重要环节,是"情理"演绎中的必要角色。在我国法律体系尚不完善,社会各阶层境况迥异,法官释法能力尚显粗疏、机械的现实情况下,将其演化为现代司法"善良与公平的艺术",使"情理"重新回归司法,是实现法律规范与生活事实有机契合的必然选择。     

诺思制度变迁理论对我国法律发展的启示

法律发展是一个非线型的运动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法律和其他社会因素之间隐含一种互动与制约的关系。因之 ,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法律发展与其他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着法律发展的进程。而新度经济学代表代表人物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分析工具 ,特别是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在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法律发展的价值和意义问题、国家地位问题、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的关系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民间法与国家法作用新论

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民间法与国家法的矛盾较为突出,法制现代化西方化范式在中国法治化进程中出现很多矛盾,不利于法治秩序的建构与法律权威的树立,因此反思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中民间法与国家法的作用,十分必要。     

论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现代化途径

少数民族习惯法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与民情基础,是一种经过数千年的传承、积淀和整合了的制度形态。在当前推进依法治国和实现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有必要对少数民族习惯法予以足够的重视与关注。少数民族习惯法是承载历史传统的本土法律资源,在研究的过程中应该以少数习惯法为基础,推动国家法与其的良性互动,使国家制定法符合我国的民族传统文化,真正实现法制的本土化,实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转换。     

论法制观念的更新

社会主义法制观念，既是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法制观念是指人们对法和与法有关的法律现象的观点和态度的总称。法制观念和法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整体．法制观念不仅是法的制定的思想基础和保证，而且是法的实施的思想基础和保证。因为一切符合市场经济客观规律要求的良好的法律，都应有科学的法制观念作指导。“徒法不能自行”，良好的法律必须要由能正确理解法的含义和精神、具备优良法律素质的人去执行，才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我国目前正面临由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向新的…     

试论民间法的性质及其效力基础

站在法律多元的立场上予以审视,社会的法律秩序不是一个由国家决定的单一的、系统的等级规范体系.在法律体系中,不仅包括国家法,还包括与国家法并存且一起起作用的民间法.民间法具有活法的性质,意指独立于国家法之外的其他法律的活生生的存在.民间法的效力基础在于社会权力、对主体需要的表达以及对"对象规定性"的尊重.     

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文化溯源

人民调解制度是我国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间纠纷的法律制度,是儒家"和合"文化的产物,是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当之无愧的本土资源.在介绍调节制度在我国的发展脉络和人民调解制度的文化成因的基础上.指出人民调解制度的时代价值.     

商韩法家思想与传统帝政专制

法家是中国传统帝政专制的建立者与捍卫者,在实际上完成了中国传统国家政治制度的规范化与制度化。传统中国专制社会的君王权术和官僚体制、整体主义以及帝政经济体制都直接来源于法家。中国传统帝政专制社会下的“法令”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恰好与法律发生学是一个逆向的过程,它是以帝政专制统治为基本出发点的社会生活群体性行为规范,以道德伦理和刑罚手段为制度保障,实现传统专制社会整体秩序。因此法家的本有理论和现实制度并非是本土法制的理论基础,相反是中国现代本土法治的对立面。     

构建和谐社会的刑法保障

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法律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完善法制是对和谐社会的支撑。刑事法律作为我国法律制度体系中一个重要的部门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应当发挥出与其他部门法不同的重要作用。     

设立证人拒绝作证制度刍议

证人拒绝作证制度是现代法制国家的一项重要的法制制度 ,而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却没有相关规定。面对关于设立证人拒绝作证制度的激烈论争 ,通过考察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 ,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 ,不难发现 ,只有设立证人拒绝作证制度 ,才能完善我国证据法律制度 ,加强对证人人权的充分保护 ,推动社会主义法制化进程。     

清代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互动

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需要社会秩序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社会控制,而且,社会控制的方式和手段多种多样.清代,特殊的社会环境使得习惯法与国家法在少数民族自治权、旗民交产、宗族法规、民间契约、典卖女子、官方审判等方面互动并进,相互弥补,共同实现社会控制的目的.由此可见,中国乡土社会的法制现代化,既要借鉴、吸收、变通世界上先进的法制经验与技术,为我所用,又要尊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仍然存在且发挥巨大社会功效的精华.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道路.     

构建和谐社会的刑法保障

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法律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完善法制是对和谐社会的支撑.刑事法律作为我国法律制度体系中一个重要的部门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应当发挥出与其他部门法不同的重要作用.     

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冲突和互动——关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项法社会学实证研究

中国社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人治社会。从大传统上讲是礼治社会 ,从小传统上讲是“权治”社会 ,约束人们日常行为的主要是民间规范。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政府大力推行法治化 ,大量蕴涵西方传统的国家法律势必与中国的民间规范在互动中产生冲突。从小传统看 ,我国法治化的目的是实现从政府权威向法律权威的转换 ,从大传统看是实现从民间规范到国家法律的转换。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密切互动的背景下 ,本文通过在北京进行的法律与社会问卷调查的实证数据 ,提出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越轨的三种类型 ,分析了人们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不同关系下违法的原因 ,指出了我国法治化的道路实质上是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冲突、协调与妥协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