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后耆英对外交涉述论

“力保和局,避免衅端”的思想是指导耆英主持对外交涉的基本原则。“务存大体,量为变通”是耆英主持对外交涉的重要特征,其结果使“国体瓦解,国权丧失     

试论中俄交涉阿睦尔撒纳事件

中俄交涉阿睦尔撒纳事件大致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七月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双方围绕是否引渡阿睦尔撒纳展开交涉;第二阶段从乾隆二十三年(1758)二月到乾隆二十九年(1764),双方围绕是否归还阿睦尔撒纳尸骨展开交涉。双方围绕各自的核心利益展开了激烈斗争,随着清朝在准噶尔地区统治日益稳固,清朝最终放弃了对阿睦尔撒纳尸骨的追讨。此事使清政府进一步认清了俄罗斯对中国领土的图谋和觊觎,提高了对俄罗斯的警惕。     

试论李鸿章与丁日昌的近代海防思想

李鸿章、丁日昌的近代海防思想代表了晚清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用西方先进装备武装中国海防、以抵御列强侵略的激进思想,为中国近代新式海军的建立和近代军用工业、民用工业的创立、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晚清地方对外交涉机构研究述评

督抚参与外交活动是晚清外交体制中特有的现象.为了交涉的方便,各省大多成立了督抚管辖下办理涉外事务的机构,如海关道、洋务局(处)、交涉局(司)等.研究这些机构及其活动可以使我们深入了解近代列强对中国的渗透和侵略等,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长期以来对这些机构的研究还很薄弱.了解既有的研究成果,是作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前提.     

论叶名琛的对外交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关系

1857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英法两国和清朝政府都把战争的责任归咎于叶名琛办事不力。但在事实上,叶名琛忠实地执行了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并受到清政府的褒扬。清廷之所以将广州失陷的责任归咎于叶名琛,一是在中国传统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只有没用的臣子,没有昏庸的君主;二是清廷想设法以此转圜。而英法两国对叶名琛的责难则是想以此为武装侵略中国的借口。     

丁日昌的吏治观

<正>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清王朝在殖民主义者和农民起义军的夹击下,面临其建国二百年来最严重的挑战。如何拯救清王朝免遭灭顶之灾,有的洋务派人物提出以练兵、制器为首要的“自强”的口号。与此不同,曾国藩则认为:“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造火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丁日昌认为:“欲消弭外患,必先固结民心;欲固结民心,必先整顿吏治。”其实,无论洋务或吏治,都不可能挽救清王朝免于败灭的命运。但在当时,自强口号的提出,无疑在思想上是一个突破。它促使中国朝着近代化的方向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丁日昌正是处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时期,他在洋务和吏治这两个方面“精能罕匹”,均有突出的表现。本文仅就其“吏治”,阐述如下。     

丁日昌经济思想初探

丁日昌(1823—1882)是洋务运动前期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一生经历,伴随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他从咸丰九年任万安县令起,到光绪三年获准回籍养病止,历任道台、盐运使、布攻使、巡抚、船政大臣等职,熟悉军事、外交、吏治、司法、经济等各方面的情况,成为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洋务人才。丁日昌任职期间,正是处于英法联军役后及太平军起义后的困境。为了摆脱这内忧外患的困境,他力主改革,力求从“肃吏治以清其内,修武备以靖其外”两个方面进行。为此,他对内从整顿吏治着手,在经济上主张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扶助商业,使百姓休养生息。对外从修武备出发,在经济上提倡学习西人长技,举凡轮船电报,格致制造都要悉心讲求,达到富国强兵。正因为他在内外改革上的有所作为,成为当时名噪一时的人物。丁日昌平生以主要精力从事攻务,不曾著书立说,因此仅仅只能从他撰写的奏稿、公牍、文献中发掘他的一些经济观点。加上他强词学以致用,其经济观点,多是对某一具体问题的看法及措施,比较缺少理性的分析,因而给研究他的经济思想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是综观他的有关经济问题的论述,还是能够窥视到他的许多思想特色。他的经济思想既留有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的遗迹,又呈现出鲜明的洋务派思想的特征,同时又折射过早期改良派思想的曙光。     

陈兰彬与华工问题对外交涉(1873-1881)

作为驻美公使,在出使前和出使期问,陈兰彬在华工问题上作出了积极努力,如率领调查团收集了大批关于中国劳工在古巴遭受迫害的材料;积极采取措施保护在美等国华工之人身安全;在秘鲁虐待华人事件、丹佛事件发生后,积极与秘鲁、美国政府进行交涉,等等.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客观条件的限制决定了陈兰彬在保护华工问题上的举措不可能有太大的成效,但作为派驻美国,专事华工事宜之首任公使,可以说,保护华工是陈兰彬一生中最辉煌的篇章.     

论丁日昌的洋务思想

<正> 丁日昌是洋务派里一个很重要的成员。他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终身致力于洋务运动,心力交瘁,双足残疾。临终前,他“口授遗折,唯云外患未平,国恩未报,死有余憾,无一语及家事。”其情形非常感人。考察一下他的洋务思想,对于我们了解洋务派及洋务运动,是有一定帮助的。     

试论丹东的对外政策

近年来,在我国史学界对丹东这位法国大革命中的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突破,人们开始摆脱了对丹东的传统旧说,但对丹东外交政策的研究至今仍无专文,本文试图就此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求教同行专家。     

试论黄恩彤的对外观念

黄恩彤是鸦片战争时期抚夷派中的重要人物,他的对外观念虽然还是一种建立在天朝观念基础上的抚夷思想,有着重大缺陷,但也有其可取之处:一是对于西方国家的基本情况及其复杂关系有一些比较准确的了解;二是对于当时的中西之间的巨大差距和中外交涉活动准则有一些相对清醒的认识,并且努力在对外交涉实践中维护本国利益。这些在当时都是值得肯定的。     

论丁日昌办理天津教案

1870年爆发的天津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反洋教斗争。办理天津教案是丁日昌对外交涉的实践之一。笔者拟从丁日昌对天津教案起因的认识、处理方针以及经验教训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丁日昌与江南制造总局

<正> 江南制造总局(也称上海机器局、上海制造局或沪局)是洋务运动中所创建的中国第一个大型近代军事工业,也是中国人移植外国先进生产技术、使用机器的开始。它在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然而以往一些论著在叙述这一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建过程时,往往只提倡议于上的曾国藩、李鸿章,而对从事实际筹划、组建的丁日昌却甚少论及,或者语焉不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实际上,丁日昌乃是江南制造总局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他的思想和活动对该局的创建和初期发展都曾有直接的影响。本文即试就这一问题作一些论述。     

丁日昌与持静斋藏书

<正> 丁日昌是清末历史名人,他出生于潮汕地区,活跃于全国政坛,至今潮汕民间还流传着许多有关“丁大人”的脍炙人口的故事。以往对丁日昌的研究,多着意于他的政绩,而忽视了他在清末文化事业中的成就。     

试论第四次日韩正式会谈前的预备交涉

1957年2月日本岸信介上台后,根据此前石桥湛山内阁与韩国方面达成的谅解,为恢复中断近五年的日韩会谈展开了积极的交涉。双方交涉的结果是,在韩国的强烈要求下,日本最终收回了第三次日韩会谈日方首席代表久保田所做的否认日本对朝鲜殖民统治的错误的"久保田妄言"和日本对韩国的财产请求权主张。日韩双方还就日本释放被收容的韩国人(朝鲜人)、韩国释放被扣留的日本渔民、日本"移交"部分韩国文物、重新恢复日韩正式会谈等问题达成了妥协。第四次日韩会谈之前举行的日韩预备交涉,扫除了长期阻碍日韩关系发展的两大重要障碍,日韩会谈向达成妥协的方向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该交涉在二战后长达14年的日韩会谈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丁日昌与中国首批留学生赴美

1872年中国首批留学生赴美的意义是重大的,但人们只知道当中的容闳的“留学教育计划”和曾国藩、李鸿章的功绩是不够的。事实上,丁日昌在促成首批学生赴美从而启动容闳留学教育计划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略论丁日昌在台湾的吏治整顿

丁日昌(1823——1882年),字禹生,号持静,广东丰顺人,曾国藩的学生,留心时务,通达外情,是位洋务派人物,1875年任福建巡抚兼福州船政大臣。当时台湾仍是属福建省管辖的,设两个府一台湾府和台北府。任职期间,丁日昌于1875年冬和1876年冬两次到台巡视,经过调查和实地考察后提出开山“抚番”、训练军队、奖励移民,进一步建设台湾。为了建设台湾,丁日昌特别注意对台湾吏治进行整顿。     

丁日昌、容闳与官费留学

丁日昌(1823～1882),字雨生,广东丰顺县汤坑人,是中国清末洋务运动的爱国革新家,又是梅州客家八贤之一。他以牧令起家,官至江苏和福建巡抚,所历皆有政绩。清廉为民,执法如山,秉公办事,力倡西学,培养人才的故事颇多。这里叙述丁日昌与容闳力     

试论内蒙古对外传播力的建设

对外传播力是内蒙古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传播力的建设是软实力增强的重要考量因素。对外传播对内蒙古良好形象的塑造、向全世界传达内蒙古的信息、展现内蒙古的魅力,显得尤为必要。所以,基于内蒙古对外传播的实际情况,提出对传播对象的正确把握、有效利用地区优势、调整传播手段等对外传播力建设的具体措施。     

吉会路交涉始末

吉会铁路,是指西起吉林东至朝鲜境内会宁的一线铁路。二十世纪初,日本在我国东北发动了攫夺铁路权益的狂潮,吉会铁路是日本侵略者强行修建的许多铁路中的一条。从一九○九年日本制造借口蛮横提出修筑这条铁路始,至“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北止,中日双方围绕该铁路的交涉长达二十二年,历经晚清政府、北洋军阀(包括奉系军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不同历史时期。在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全部历史中,吉会路交涉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