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民”意识论——兼论臣民意识与惰民意识之异同

文章在提出与公民理念相对应的"非公民"理念的基础上,认为"非公民"包括臣民与惰民,同时"非公民"意识包括臣民意识与惰民意识两个组成部分.文章认为惰民意识从本质上来讲从属于臣民意识,但又有别于臣民意识.无论臣民意识还是惰民意识都是"非公民"意识,都应升华为公民意识.     

孔、墨、韩义利观比较

孔子以周天子的利益为义的内涵、以周礼规定的正当利益为私利的内涵,主张利在义中的义利关系,运用道德的手段建设义利关系。墨子以民众利益为义的内涵,以利他为私利的内涵,主张义利等同的关系,运用兼相爱、交相利的手段建设义利关系。韩非以诸侯国利益为公义的内涵、以臣民合法利益为私利内涵,主张义利相生的义利关系,运用法律制度来建设义利关系。     

秦汉人的富贵追求

考察秦汉时期的社会意识,可以发现热切追求"富贵"的倾向.这一情形,同经济生活的进步有关,也是与当时社会文化"闳放"、"毫不拘忌"的风格相一致的."富贵"追求,成为人生进取的动力.而帝王控制的权力,主宰着臣民得"富贵"是否可能.秦汉时期已经有开明的思想者对全民的"富贵"追求持冷静的态度.若干有关"富贵"的认识闪射着理智之光.逸民的言行表现出"骄富贵"的社会意识.所谓"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很可能表现了较在"志"与"道"的约束下坚守"高尚"原则的士人们更为潇洒旷达的人生态度.     

义利互动模式与社会良性运行--对义利关系的一种理论和实证的社会学分析

义、利作为既定社会秩序中不同社会主体的价值追求与选择,是两种既相互冲突又相互整合的价值取向.当义、利分别作为工具价值和目标价值发挥作用时,可以得到义利互动的各种可能模式.一般地说,其中义利互动的整合模式有利于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而冲突模式则可能阻碍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转型期多种义利互动模式并存的现状,是符合社会运行规律的,宏观上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性;同时需要确立主导义利模式,使多元义利取向服从主导义利观.     

荀子义利观及其现代转换

荀子的义利思想,既继承了传统儒家的重义论,又有别于管子的功利主义,而是把义与利、公与私紧密而辩证地统一于荣辱思想的价值判断中,以先义后利为荣,先利后义为耻;同时,又主张义对利的制约性、先导性,以义胜利、以义克利。荀子重视制民之产对道德的促进作用,把义利统一起来强调道德与利益的一致性。荀子的义利思想对于今天建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仍具有重大的价值启示。     

《韩非子》工具性关系剖析

利益至上是《韩非子》工具性关系的人性基础，也是其建立的原动力。《韩非子》工具性关系的前提是相互性，双方只有都是对方难以替代的有价值的工具，并且彼此尊重对方的利益，才能建立工具性关系。《韩非子》工具性关系的关键是同利，双方应在同一事件中同时成为对方难以替代的有价值的工具。《韩非子》工具性关系具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与动员力。     

论中国公民教育复兴的文化阻滞力

公民教育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但公民教育在中国的复兴却遇到强大的文化阻滞力.从哲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视角来看,这种文化阻滞力主要来源于传统日常生活的深层结构和内在文化模式.复兴公民教育、克服文化阻滞力,必须实现从"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变,实现从巨民人格向公民人格、臣民身份向公民身份、臣民存在向公民存在的转变.     

韩非的人才管理思想略论

韩非子哲学思想体系中具有现代管理的合理内核,他的人才管理思想对君主而言是“治吏不治民”,这实质上是一种重君、保君、役使臣民的思想。围绕这个主题,韩非子从多个侧面为保障君权,行使君术以役臣民,提出了种种设计,这其中君对自身的管理和对吏的管理是他论述的主要内容,从而形成了其“君…臣…民”的管理系统。     

正确把握义利关系的价值取向

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义利关系,在价值取向上至少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１、社会主义义利现：义利统一的价值导向;２、“三个有利于”：义利统一的价值标准;３、实现共同富裕：义利统一的价值目标。     

日据时期台湾籍民教育探微--以福州和厦门为中心

日据时期的台湾籍民教育,是日据当局为福建、广东等地的台湾籍民举办的教育,是一种旨在使第二代籍民成为忠君爱国之日本臣民的教育,是日本在台湾实施殖民地教育的延伸.但是,这一目的最终并未达到.     

论韩非人情论的价值观意蕴

韩非的人情论不是没有善恶判断的价值中立,置于“相为”关系中就会发现,它蕴含着鲜明丰富的价值观。韩非认为“父诮子怨”的自为心是依赖相为关系而产生的,因而主张“以利之为心”的利他价值观。韩非不是将利他作为善恶的标准,而是作为维护相为关系的方法,它具有工具性价值,终极目的在于通过相为关系凝聚国力、统一天下。只有坚持长远利他,才能增进不同主体的共同利益进而巩固相为关系。富强也是相为关系中不同主体的价值观共识,君主的利他体现在满足臣民的富贵愿望,臣民的利他体现在满足君主的霸王愿望。韩非更深入地认识到自为心会导致君臣利异,根源在于臣民想获得法律制度规定之外的利益。针对君臣利异,韩非提出了公、私之分,公利是践行法治所增进的国家利益;私利不是一般意义的个人利益,而是破坏法制所获得的个人利益。君主要守护公利,要防止臣民破坏法治。韩非强调把公利作为需要维护的核心价值观。     

试论黄宗羲对"民"的解析

判断黄宗羲的思想是"民本"还是"民主"需要考察他对"民"的界定和解析.黄宗羲强调"民"本性上的不完善性,肯定了"民"的价值中心地位,明确了"民"的阶层分化和"民"追求自身利益的合理性.但是他认为"民"还不是自我解放的行动主体,依然是君主"教"、"养"的对象.因此他论述的"民"依然是"民本"范围内的臣民,而不是"民主"意义上的人民.     

试论黄宗羲对“民”的解析

判断黄宗羲的思想是“民本“还是“民主“需要考察他对“民“的界定和解析。黄宗羲强调“民“本性上的不完善性,肯定了“民“的价值中心地位,明确了“民“的阶层分化和“民“追求自身利益的合理性。但是他认为“民“还不是自我解放的行动主体,依然是君主“教“、“养“的对象。因此他论述的“民“依然是“民本“范围内的臣民,而不是“民主“意义上的人民。     

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论析

推进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需要实现七个根本的范式转变:根除人治意识,弘扬法治意识;破除权力本位意识,树立权利本位意识;根除臣民意识,培育公民意识;摈弃官本位意识,树立民本位意识;根除全能政府意识,弘扬有限政府意识;破除国家本位意识,树立社会本位意识;破除扬善为主意识,树立制恶扬善并重意识。     

“三纲”源于法家

西汉董仲舒首次明确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①强调上下等级的绝对臣服关系。对这一维护封建专制的伦理教条,学术界多以为源自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实不然。孔子固然没有、也不可能有取消君臣、贵贱之别的思想,仍希望上下有分,等级有序。然而,他所理想的等级名分是在上者尊贤礼士、施泽于民;在下者安分守已、不犯上作乱。因此,在君臣、君民关系上,孔子首先强调的并不是臣民对君主的绝对盲从,而是君主对臣民的义务和责任。他要求为政从自身做起,国君必须“正身”。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②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     

论中国近代的义利和谐理念

为了给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历史借鉴,采取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统一的方法,对中国近代的义利和谐理念予以论述.中国近代是传统艾利现的转型时期,其义利和谐理念,倡导义利并重、义利统一,代表了由重义轻利向义利和谐发展的社会趋势.又利和谐理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精神文化基础,对树立社会主义义利现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义利活动·义利关系·义利论

义利活动·义利关系·义利论张国钧义利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问题，在当代的社会变革中，也关乎确立民族价值导向、塑造民族精神，从而关乎民族的生存发展、繁荣富强，因此具有重要的意义。主体在追求和创造价值的活动中，形成了义利活动这种独特的活动形态；与此同...     

推进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之基本路径论析

推进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推进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需要在六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根除人治意识,弘扬法治意识;二是破除权力本位意识,树立权利本位意识;三是根除臣民意识,培育公民意识;四是摈弃官本位意识,树立民本位意识;五是转变全能政府意识,树立有限政府意识;六是转变扬善为主意识,树立制恶扬善并重意识。     

船山义利论与正确义利观

<正>义利之辨是贯穿中国思想史的一个重要论题,历代思想家都曾对这一范畴进行过研究和探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墨道法诸家围绕义利关系就展开相互辩难,大体形成了重义轻利论(儒家),重利轻义论(法家),义利并重论(墨家),义利俱轻论(道家)。迨至宋明,义利之辨更是成为社会价值导向和价值取     

身体观视野下的儒家政治义务观分析——以孟子为中心的考察

儒家政治义务观的一个典型特色就是从形而上的思维出发,通过一种身体隐喻,将国君与臣民之间的关系比喻为心与手足四肢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来分析臣民的政治义务问题.因此,儒家形成了一种身体隐喻视野下的政治义务观.其显著特点就是通过心与手足四肢的互为主体性,来阐释国君与臣民的互为主体性,在国君与臣民互为主体性的语境中来分析臣民所承担的政治义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