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话语在司法裁判中的局限性探析

权利话语在司法裁判中具有不确定性,具体包括权利存在与否不确定以及权利与利益诉求之间的对应性不确定。为降低权利的不确定性,应在立法中尽量使用明确的词语,并通过法律解释细化权利的内容。权利冲突是权利话语在司法中局限性的第二个表现,区分权利位阶与利益衡量是解决此问题的两种主要方式。权利滥用是权利话语的又一种局限,可以通过举证责任倒置解决此问题。     

法律方法视角下新兴权利的司法困境类型与应对

新兴权利是指那些具有一定法理正当性或现实共识基础但缺乏直接明确法律依据的新兴利益形态及其诉求。基于类型化思维,新兴利益诉求向新兴权利转化的司法过程可分为“权利确认”“权利定型”“权利论证”等三个存在逻辑递进关系的环节。新兴权利司法困境的应对与法律方法的运用存在密切关联,法律方法运用不当会对新兴权利类案件的裁判实践造成诸多消极影响。完善法律发现、利益衡量、法律解释、法律修辞与法律论证等法律方法的运用,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司法在促进新兴权利法治化进程中的价值和功用。     

民事证明责任分配体系刍论

本文以规范论为理论基础,辅以修正规范理论、盖然性理论、危险领域理论、危险提升理论、多样原则理论、利益衡量理论等,依托我国内地法律规范,初步构建了我国内地的民事证明责任分配体系,认为证明责任分配体系应包括一般原则和特殊规则。证明责任分配一般原则根据当事人主张的不同,令其分别承担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形成要件事实、权利障碍要件事实和权利消灭要件事实的证明;证明责任分配特殊规则则从证明责任转换和证据评价领域特殊规则两个方面对证明责任分配一般规则进行了修正和变更,以缓和一般原则的僵硬,降低当事人的证明难度。      

重新考量权利的冲突与救济

纷繁的个人权利间的冲突愈演愈烈,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对权利和权利冲突这两个概念的不明确。从实践与理论的双向层面对于冲突的具体救济提供解决路径,并最终归结为:立法上可以对各权利平等看待的同时规定各权利行使的限度,司法中不追求每一个具体的原则去指导案件,用总体的大原则指导案件的审理。由司法者在案件中依据最大利益原则具体考量每个案件。     

我国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中的利益衡量

随着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进程的推进,利益识别不全面、利益形态模糊、利益失衡等问题逐渐显现。与传统审判不同,环境资源审判中生态风险日益中心化,利益关系愈加繁杂,由此带来了利益调控与裁判客观性之间的分歧,利益衡量的功能价值可有效应对这一困境。然而,不可否认,利益衡量本身缺乏统一标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其技术性问题也一直未得到改善。对此不妨在环境资源审判中,通过审判模式转型实现多元利益的同平台呈现,将利益对象类型化,以二元关系为基础,分类归纳、化繁为简,通过递进式方法细化衡量技术、优化衡量理念,结合规制措施提升衡量效能,实现责任的公平分配,进而满足环境资源领域多元利益需求。     

公司人格否认:裁判逻辑、检视与导正

法人独立人格与公司人格否认是现代公司责任制度的基石,公司人格否认是对股东有限责任的修正及补救。债权人为实现其债权,往往考虑最大限度增加可求偿的主体,公司的股东甚至关联主体进入其视野。《公司法》第20条就股东在一定条件下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成为债权人要求股东和/或关联主体承担清偿责任的法律依据,也成为股东或关联主体抗辩之要点。分析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公司人格否认的裁判认定,人格混同、资本显著不足、过度支配和控制的案件所占比例最高,这与《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具体规定呈现部分契合;最高人民法院第15号指导性案例亦为关联公司之间人格否认的认定,提供了类案参考价值。但是,不管最高人民法院第15号指导性案例,还是《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仍无法全面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亟需从理论上对公司人格否认的适用问题进行深入梳理和研讨,以推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之完善。回归公司责任制度的基本法理,公司人格否认的内核是股东有限责任与债权人利益保护的法权博弈与公私角力,是公司股东责任的有限性与股东权利滥用之间的法益平衡。公司人格否认并非是为了消解公司的法人独立性,而是将滥用权利的股东排除于股东有限责任的保护之外,将其与公司视为同一责任主体,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制度完善的考量因素,当以权利滥用定性公司人格否认的正当性基础,不仅"正向刺破",亦或是"反向刺破" "关联刺破",权利滥用都可为法院的裁判提供正当性。而权利滥用的抽象化与形态化的相互增益,可以打破制定法条款的局限性与滥用行为各形态的救济困境,使人格否认从立法向司法跃进。司法审查股东滥用权利行为与损害债权人利益之间的因果关系,并赋予债权人公司人格否认与损害赔偿的法适用选择权,既符合法理又可以避免债权人的权利滥用;司法裁判要对股东权利滥用进行扩大解释及导入利益衡平机制进行法益衡量,在股东有限责任与债权人利益保护之间寻求平衡。     

人身损害赔偿若干法律问题探讨

人身损害赔偿是侵权行为法领域的一个重要的实践性问题,对此类案件的公平、公平的裁判,直接关系到对人身权利因侵权行为而受到损害的受害者的权利保护,也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对司法系统特别是法院的看法和评价。目前我国法律对人身损害赔偿中人身权利的法律界定存在缺陷,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中保险公司的法律地位和责任承担问题混乱,人身损害赔偿项目的具体确定问题不够规范,为此,应从司法审判的具体实践的角度加以进一步完善。     

司法公正与中国司法的价值追求——基于理念和制度实践的一个梳理

司法公正是正义准则在司法领域的贯彻和体现,是通过司法方式对人们的纠纷进行裁决,以实现权利和利益在人们之间的各得其所。司法改革是中国司法的价值追求逐步形成和完善的过程,司法公正应该成为中国司法和司法制度价值目标的一种整体概括的表述。把公正作为司法的终极价值和整体目标,司法效率、司法权威等则是司法公正的内置命题。应该以融贯地坚持司法公正的原理推进中国司法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     

患者隐私权保护中的权利冲突

目前患者隐私权不断与其他权利产生冲突,这种权利冲突的本质是利益或价值的冲突。患者隐私权难以界定的调整范围、传统医学主义的影响、法律自身的缺陷以及患者对隐私权的认识误区都是产生冲突的原因。通过立法的权利配置和司法的利益衡量可以使这种冲突得到缓解和协调。     

夫妻间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冲突与平衡

夫妻间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冲突是权利冲突在现实生活中的突出表现之一,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利的涉它性以及权利边界的模糊性,同时我国隐私权与知情权立法的缺失增加了两权利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因此,平衡夫妻间知情权与隐私权冲突可从完善立法、明确权利边界和个案利益衡量等角度进行尝试。     

论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

权利与权利的冲突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而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情权的立法已刻不容缓.解决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已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要协调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首先应区分不同领域内的隐私权与知情权的矛盾,并区别对待.然后根据社会公共利益优先原则和平衡于利益、宽容协调的原则解决冲突.     

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冲突与协调

隐私权作为一种新型的具体人格权,包括隐私隐瞒权、隐私利用权、隐私保护权和隐私支配权。知情权在法律上具有普遍性、双重性、基础性、综合性、对等性的特征。隐私权和知情权具有法律的冲突与权利的冲突。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协调要遵循社会政治及公共利益原则、利益衡量原则、权利协调原则、人格尊严原则。     

浅谈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保护

阿娇被偷拍事件引发了理论界对保护公众人物隐私权的热议,现就公众人物隐私权的界定、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冲突与平衡等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司法建议。     

论隐私权

对公民的隐私权进行法律保护,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隐私权包括隐私保密权、隐　私支配权和隐私保护权。在处理好隐私权与知情权关系的同时,应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在我　国有关立法中承认隐私权并对其予以完善的保护。     

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隐私权作为一种典型的私权 ,是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是一种独立的人格权。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隐私权的保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然而 ,遗憾的是 ,时至今日 ,立法仍未明确将隐私权作为一种法律权利予以确认 ,有关隐私权的保护散见于若干法律之中。由于立法的缺陷 ,隐私权的保护往往于法无据 ,致使公民隐私权的司法救济显得相当尴尬和被动。因此 ,建立健全我国的隐私权保护制度势在必行。     

刍议隐私权与知情权

在现代社会中,权利与权利的冲突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隐私权和知情权便是一对相互冲突的权利,正所谓"你要隐私,我要知情"。因此如何解决两者之间的冲突,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论美国公开权制度与中国民事权利体系的不可兼容性

人格要素的商业利用并没有改变人格权的性质,只是将人格要素的财产性利益显露出来。从美国公开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可以分析出,公开权的创设是为了弥补隐私权的缺憾。美国法中隐私权在普通法中出现,并一步步确立为成文法,难以提炼出关于一般性的人格权概念。通过对比美国公开权制度与中国一般人格权制度中对于姓名、肖像人格等要素的保护方式和保护效力,探究是否需要对人格要素的商业利益采取单独设权的保护模式。在中国,通过姓名权、肖像权、商标权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可以有效地对人格要素的财产利益进行规制,从而达到与美国公开权制度类似的保护效果。所以不需要引入公开权制度,以免对中国现有的民事法律体系形成不必要的冲击。应当在大陆法系的传统下解释人格权商品化的现象,促进人格权的积极利用。     

论患者隐私权的限制

在权利本位的现代社会,患者隐私权日益为人们所关注。患者隐私权受到法律的应有保护。但从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上讲,患者隐私权又是应当有所限制的。基于患者生命健康利益、第三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需要,患者不可能享有绝对的隐私权。     

受教育平等权与司法保障

法律上所确认的权利能够得到司法上的实现,才更具有现实意义。宪法上的平等权在受教育领域具体化为受教育平等权。实践中,公民受教育平等权因法律适用不平等而受到严重侵害。目前出台司法解释的时机基本成熟,建议通过司法解释,将受教育权明确纳入司法审查范围,以此更好地解决受教育权法律适用不平等及受教育权可诉性之难题,使受教育权得到有力的司法保障。     

一般人格权争议问题我见

从一般人格权的产生角度看,一般人格权只是在为法律明确列举之外的“其他人格权”落实一个请求权(特别是抚慰金请求权),并为法院裁判该类案件提供依据时创设的一个概念。一般人格权实际上是一种法律技术,它所体现的价值取向———对人格权进行全面保护———可以通过人格权立法的多元模式实现。如果我们坚持人格权立法的多元模式,从立法技术上不采纳一般人格权的处理方法,那么可以将人格尊严权与人格自由权视为个别(具体)人格权。将人格尊严权和人格自由权作为个别人格权,也能为人格权的广泛保护提供一个可操作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