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时期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

西晋时期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张承宗公元２６３年，司马昭派钟会、邓艾灭蜀。两年后，司马炎代魏建晋称帝。公元２８０年，晋灭吴，中国重新出现统一的局面。西晋太康年间，全国出现了繁荣景象，史称“太康之中，夫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     

张汤:廉吏酷吏的人生起伏

<正>张汤,西汉杜陵人。张汤因为办理陈皇后、淮南王、衡山王等三王谋反案,得到武帝赏识,先后晋升为太中大夫、廷尉、御史大夫,与赵禹编定《越宫律》、《朝律》等法律著作。用法主张严峻平一,常以皇帝意旨为治狱准绳。助武帝推行盐铁专卖、告缗算缗等政策,打击富商,剪除豪强。颇受武帝宠信,多行丞相之事,权势之大在丞相之上。张汤的父亲做过长安县丞令,分管刑狱。张汤从小受其影响,在这方面表现出很高的天赋。     

石崇诗浅论

石崇，西晋诗人。字季伦，渤海南皮（今河北南皮县东北）人。与二陆、潘岳、左思等事贾谧，为“二十四友”之一。工诗能文，《诗品》列之于中品。《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六卷，已佚。现存诗十首，其中，《王明君辞》是现今传世最早的咏昭君诗。一西晋初期，武帝司马炎实行了一些有利的措施，以保持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加之，太康元年灭吴，实现了天下统一，社会出现短暂的繁荣局面。太康年间的诗坛踊跃非常，作家异彩纷吴。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茂先（张华）摇笔而散珠，太冲（左思）动墨而横锦，（潘）岳、（夏侯）湛曜联壁…     

司马炎的度量

"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但,如果老虎觉得那是享受,则例外。有史学家评论说,晋武帝司马炎本不是一个胸怀大志、雄才大略的主儿,只是他幸运地继承了祖辈和父辈两代人积累下来的基业,"捡"了个现成的开国之君。265年冬,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位,建立晋朝,史称西晋。之后,他凭借魏国积攒下来的雄厚国力,于280年派遣王浚南下石头城。一举灭吴,从而结束三国鼎立局面,一统华夏。客观地说,司马炎是少了一些文韬武略,但他不缺度量。当初,司马炎虽逼魏元帝曹奂     

“哀毁骨立”,注释有失

修订本《辞源》一册第509页“哀毁骨立”条,注释云: “因亲丧悲哀而瘦损异常,如仅以骨支拄身体。晋王戎和峤同遭亲丧,司马炎(武帝)对刘毅说:‘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见《世说新语·德行》。”按:此注释失误有二,可商者一。请分项述之。 1、书证并非语源。《后汉书》作者范晔(398—445)虽与《世说新语》作者刘义庆(403—444)同为南朝宋人,但《世说新语》所述乃晋人事,故居后。《后汉书·韦彪传》:“彪孝行纯至,父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庐寝。服竟,羸瘠骨立异形,医疗数年乃起。”此为语源,而《世说新语》为定型化。书证当先引《后汉书》,后引《世说新语》为当。 2、概述《世说新语》书证,并非“晋武帝对刘毅说”,恰相反,乃是刘毅(字仲雄)回答晋武     

北魏公主婚姻考

北魏公主制度建立于道武帝时期,公主虽然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却无法主宰自己的婚姻,皇帝在为公主选择驸马时更多地考虑政治因素,从而使公主的婚姻有着鲜明的政治性、广泛的民族性、亲属关系的重叠性以及婚姻的不可逆性等特点,也正是如此,才使公主的婚姻对其个人以至于北魏王朝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西汉大赋发展与皇权变迁

文景时期赋的创作者主要集中在诸侯身边,显示了诸侯王本身的强大实力。武帝收回诸侯的权力之后将赋家招揽到了自己身边,要求他们用大赋彰显皇帝的权威,并以赋家作为安抚各地的代言人,以此达到通过文化渗透集中皇权的目的。宣帝时期大赋已成皇帝专用的颂赞式文章。成帝则因后宫乱序、频繁扰民而逐渐失去皇室在民间的威望,皇权开始衰落,故而此时大赋以讽谏为主题。西汉末王氏篡权,大赋也失去了政治功用,转而成为个人创作。可见西汉大赋的发展与当时皇权的变迁息息相关。     

两晋宗室司衮要论

两晋宗室任诸公者均爵为诸王,高官、高爵形成对应,且宗室担任诸公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西晋宗室任职八公者多为勋旧贤能、望实俱显者,东晋宗室任职诸公者多因地近属尊,以亲亲司衮。西晋宗室任职八公者大都兼领实职,尤其永熙后多以衮职或参与中央决策、或出任要州都督,且屡有以诸公专断朝政者。相较西晋,东晋宗室任职诸公者人数锐减,任职时间缩短。西晋时期,宗室诸王、宣帝旁系诸王担任八公者人数、任职时间均多于武帝嫡系诸王,东晋时期则是元帝系诸王担任八公者人数、任职时间皆占多数。凡此种种,对两晋政治格局变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周武帝灭齐统一北方可能性探析

周武帝灭齐统一北方可能性探析杨翠微北周武帝建德六年（５７７年）灭北齐后，结束了北方长达四十多年的分裂历史，为隋王朝统一全中国打下了基础，同时也迎来了隋唐盛世的曙光。本文将分析探讨北周武帝灭齐的可能性，以揭示这一时期统一进程中的历史条件。一、汉化政策对...     

从泰始四年籍田礼看晋武帝的黄老思想

晋武帝于泰始四年举行亲耕籍田的仪式,推行了诸如务本俭用、约法省刑、因循任下等一系列具有清静无为特点的政治举措。这是晋武帝有意模仿汉文帝的黄老无为之治,为缓和前朝所遗留的政俗诸弊而采取的手段。这些举措确实起到充实西晋国力的作用,也为伐吴之役及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对这些政治现象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司马氏标榜儒学名教之治的表面下,黄老思想实际上推动着晋初政治的进程,并对当时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西晋时期的地方军府与州府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军府为核心的军事行政体制逐步楔入国家行政体制,军事行政体制侵蚀民政,出现以“军”代“民”的情况。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西晋实为关键时期。西晋武帝时期,军府制度先后经过两次重大改革：一是都督制与封王制度相配合;二是罢州郡兵。平吴之后,晋武帝改革的重点在于军政分途,逐步恢复汉代地方制度,即刺史负责监察,民事由郡国守相管理,军事主要由都督负责。西晋后期,政局动荡,地方军权和行政权相互渗透,重新出现军政高度合一的态势,导致都督之权极度扩张,出现了多州都督与郡都督,都督区域的盈缩变化表明了都督本身军政职能与权力的变化。西晋末期,刺史加将军号拥有军权,都督也领刺史而有相当之行政权,拥有军事实力的都督,可以选置刺史、郡太守这一级别的行政官员。都督制度的变化对东晋南朝军制的影响十分深远。     

从“皇帝下海”谈起

下海之事,古已有之。东汉皇帝刘宏,可说是“下海”者的开山鼻祖。据史书记载,他“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帝作商贾服为东。”“列肆”者,即今之“商场”也;“商贾服”,乃“工作服”之雅称也。其后,晋惠帝司马衷也醉心于摆摊设点,小本经营;惠帝之子也子承父业,热衷于杀猪卖酒……堂堂一个皇帝,由着性子去“练摊”,是兴之所致?还是为钱所驱?我想,     

马嵬哀魂,千古奇冤——唐代马嵬诗再研讨

马嵬坡,地名,在陕西省兴平县。相传晋人马嵬曾在此筑城,故名。马嵬坡本是一平常所在。唐时因“安史之乱”龙武将军陈玄礼及士卒在此围困玄宗皇帝,进行兵谏,并缢死杨贵妃,故闻名遐迩,载于诸多史书。历代、特别是唐代墨客骚人,过此者,无不赋诗咏叹,     

唐代赐宅述论

本文论述了唐代赐宅的对象、来源、形式、程序及仪式，分析了唐代赐宅的特征，指出赐宅与皇帝所处时代的国内状况及民族关系密不可分，又与皇帝的升平政术及情趣相关，赐宅是唐朝皇帝激励臣民的一贯手法，通过它的蛛丝马迹可管窥当时社会的状况及皇帝的政术。     

汉宣帝“武帝正统”的树立与戾太子案之昭雪——从夏侯胜诽谤案谈起

卫太子刘据死于巫蛊之祸,此后,武帝醒悟太子无意谋反。但囿于太子与他兵戎相见的客观事实,以及皇权交代之际的政治忌讳,汉武帝在其有生之年仅仅为太子做了极为有限的平反。昭帝之立以卫太子败亡为前提,这决定了辅政的霍光只能采取只做不说的方式恢复卫太子之孙的宗室身份,客观上迈出了卫太子平反的重要一步。宣帝即位,与霍光合作树立"武帝正统",为达此目的,宣帝在不违背礼制的前提下,首先为卫太子正名。紧接着,"武帝正统"最终确立。     

＂节俭＂道光改变不了官员豪奢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坐拥世间富贵荣华。可是也有皇帝崇尚节俭，并且毕其生如一日的，在这些皇帝中，道光帝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他不仅把节俭看成是人生的乐趣和目标，并以此作为衡量大臣能力和品德的标准.     

两晋后妃地理分布研究

分析《晋书·后妃传》所涉两晋32位后妃,可见司马氏皇帝的婚姻对象在家族发展的不同阶段各有不同。在地方门户阶段,婚姻对象主要是河内知名之世家;融入曹魏核心阶段,主要是曹魏政权的支柱性家族和重臣之女;巩固核心阶段,主要是司马氏政权的核心家族和重臣之女;维持核心阶段,皇帝的婚姻对象为中原地区稍次一等门阀的女子。这些后妃的籍贯或郡望主要分布在以洛阳为中心的司、豫、徐、兖四州,兼及外围之并、雍、青、扬各州。这一分布特点与当时的政治、文化、士族地位升降以及司马氏政权的权力分配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来历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在宫廷戏里大家耳熟能详，那么，是否真的在皇帝的圣旨上皆由这八个字开头呢’     

百川看人物 康熙

康熙，姓名爱新觉罗·玄烨，史称清圣祖，男，满族，1654年5月4日生，属相马，金牛座，北京市人，无学历，清朝第四代皇帝，历史上被誉为“千古一帝”。笔者总结了康熙的“六个历史之最”：一是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统治清王朝61年：     

汉武帝创建年号及改元规律考述

武帝年号，始建何时？历来话说纷法，至今仍是疑团。如果仅仅视为一种纪年方法，本身并无多少意义。倘若将它恢复到原有的历史位置上，则是中国古代年号纪年法的原点，而且深久地影响过日本、朝鲜、越南等国。赵翼说：“古无年号，即有改元，亦不过以某年为元年。如文帝十六年，因新垣乎侯日再中以为吉祥，乃以明年为后元年……，至武帝始创年号，朝野上下俱便于记载，实为万世不易之良法”①。这里“万世不易”之说，不必苛求古人的历史局限，而其历史意义显然是始终存在的。然而，这一历史创举，《史记》缺少明确具体记载。这当与司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