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的“九品文化”

“九品文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特有的文化现象，几乎无处不在。以“九”为模式的文化源远流长．大量史料说明，“九品文化”发端于远古夏禹时代．“九州”的划分不仅仅是地理概念，也使“九”深深植根于华夏民族思想意识中。班固以九品叙录古人，陈群立九品官人法，“九品模式”开始形成强大的辐射力，影响涉及中国古代文化、文学、政治等各个层面，形成了中国古代以“九”为大．以“九”为最的“九品文化”。     

商族起源新考

商族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大族之一.在该族与其他各族共同创造我国先进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于后来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认真探讨商族的起源,不但对于商族史本身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有助于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及其特点.因此,长期以来,一直是学者们热心研究的重要课题. 古人命名,或"以类命为象",或"取于物为假".研究商族人的起源,不仅与其族源和原始发祥地直接相关,并且同其之所以称"商"有密切联系.由于迄今学者所研究的目标都主要集中在对于契的初居之地的探讨上,而有关商族起源的早期传说却只言玄鸟生商,并不说生契,因而契实际上不是商族的真正始祖,所以距离它的起源还相差甚远.在研究方法上,显然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从尽可能大的范围和较多的层次上研究商族的起源,无疑已经成为当前的迫切需要.     

论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中“礼治”与“法治”的互相渗透——兼评《中国法律思想史纲》(上卷)

本文结合读《中国法律思想史纲》(上卷)的体会,论述我国古代法律思想中“礼治”与“法治”的关系。全文共有八个要点,观点比较鲜明,引用资料比较集中。作者通过考察“礼治”与“法治”的萌芽和发展,分析“礼治”与“法治”在夏、商、西周奴隶制社会,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及在秦、汉、隋、唐等封建社会的具体表现形态和特征,比较系统地表达了自己对“礼治”与“法治”相互渗透这一历史现象的看法;同时把研究古代问题与探讨今天伦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的问题联系起来,对建设和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作了思索。     

D.D.高善必《印度古代文化与文明史纲》中译本出版

印度现代著名学者Ｄ．Ｄ．高善必的《印度古代文化与文明史纲》,是其在历史研究领域中的代表作之一。该书向为我国从事南亚历史与文化研究的学者所推重。季羡林先生认为该书“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并盛赞其作者“一空倚傍,独立创新”的精神。他进而指出,印度和世界学术界给该书以很高的评价,因而将其“译为汉文,实有必要。”该书行文简约,不足二十万言,但内容却涉及印度古代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宗教、文化和艺术诸方面,勾勒了印度从原始时期到封建社会前夕的历史轮廓。作者力图从生产发展和经济活动的角度来探寻印度古…     

Nation,Buzu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Huaxia Nation

民族可以划分为“古代民族”与“近代民族”两种类型,古代华夏民族在形成过程中经历了从“自在民族”到“自觉民族”两个发展阶段。夏、商、西周时期的华夏民族属于“自在民族”,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民族属于“自觉民族”。作为“自在民族”的华夏族之所以能够在夏商时期出现,是因为夏商王朝具有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国家结构,王朝国家框架内能够容纳众多部族。夏代之前的五帝时代,则属于华夏民族的滥觞期,这一时期经过族邦联盟,众多的部族国家最后走向多元一体的民族国家。     

兼蓄宇内古今多元文化商贾士儒重建和谐社会

在古代,山西人崇尚“学而优则贾”,不少读书人“弃仕从商”、“辍读习贾”。晋商世称“山西帮”(或称晋帮、西帮)。追求“义贾”、“善贾”。善于“通权变”、审时度势,以“诚信”为本。采用“人弃我取,人无我有”的策略,积极发展商品经济。对当时全国的物资交流、互通有无、活跃市场、促进生产都做出了很大贡献。思想、文化是多元的,经济也应是多元的。“商”和“士”,本来就是异术同心,晋商现象”和“晋才现象”有利于建成生态化社会。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各个民族的历史,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生存与发展的条件。从而把各类社会资源联合起来,形成合力;现代民营企业是焊接在陈陈相因的历史链条上的一环,它的发展与消费支出之间仍然存在着与晋商基本相同的函数关系,晋商的商业发展轨迹告诉我们,现代民营企业要想取得良性发展,就必须避免陷入那种非理性的消费陷阱。     

连接神话与现实的桥梁——论牛女故事中乌鹊架桥情节的形成及其美学意义

<正> 牛郎织女的故事,典型而概括地反映了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家,作为一个经历了长期封建社会、受到封建礼教长久统治的国家的文化的特色。而且,它的孕育、产生和发展演变,同我国几千年古代经济和社会历史的演变有着形影相随般密切的联系。“牵牛”“织女”两星名最早各代表着商、秦两族的一个祖先。“牵牛”即《世本》、《天问》、《山海经》、《吕氏春秋》等书所载最早“服牛”的殷先公王亥,他的名字见于甲骨文。“织女”即《史记·     

人文中国

王夫之（1619～1692），中国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字而农，号姜斋，又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他所生活的时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百家争鸣”的高潮．他一生坚持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以开“六经”生面而振兴民族为己任。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位富有创见的大师，其学术成就精深博大。他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阐发其精华，     

论东北亚一体性──从古代传说论起

东北亚是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远在几十万年前，原始人群就在这里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迹，成为后人寻觅古人类发展进程的重要依据。特别是古人类在迈入文明时代门槛的前后，编造出许多美丽动人的故事，成为宝贵的传递历史信息的资料。透过这些传奇的故事，可以窥见东北亚人类史的一体性。一、古代传说的相类性据传，商族的祖先是帝誉高辛氏，以鸟为图腾，故有卵生的神话传说：“天命支鸟，降而生商。”商族居住在东北地区的南部，夏朝时被封为商族。史书记载，帝管曾游于渤海之滨，“留少子厌越以君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即今老哈河…     

论西方古代自然法观念的特征

自然法是西方政治法律文化中最具持久性的概念和范畴。作为一种观念,它源于古希腊时期,并且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受特定的政治和历史文化条件的限制,古代自然法观念具有这样几个方面的特征:(1)以“自然”,即以隐匿于事物之中的本质属性,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事物的“本性”为其观念的基础;(2)以追求一种规范性的完美秩序为其“至善”的目的;(3)义务本位。古代自然法观念所具有的这些特征与古代社会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密不可分的。     

试论孙中山的历史进化观

本文认为,历史进化论是孙中山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是他阐述人类历史发展的一种进步的观点。文章从四个方面,展开了作者对孙中山的历史进化观的见解。文章认为:孙中山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进化是“后来居上”的思想,是他的历史进化论的核心。孙中山用“民生”来解释社会发展的契因,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基本一致的。孙中山关于物质文明和心性文明“相待”社会才能进步的观点,反映出孙中山历史进化观的辩证思想。孙中山把“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看成是一个统一体的三个部分,他对工农群众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在生产与革命中的作用问题的评价,是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吻合的。     

中国古代传统地缘政治的思想评析与现代启示

中国古代传统地缘政治思想偏重于实践,主要包括：北守南融、以藩为屏、以夷制夷、合纵连横、屯垦戍边、富国强兵等。中国古代传统地缘政治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服事观”确立了中国古代地缘政治层次的治理模式,其对维系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大一统”格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认为,中国古代传统地缘政治思想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中国中心”的地缘观逐渐演变成一种狭隘的世界认知模式;重陆轻海的地缘观导致海权观念淡薄、海洋权益丧失。当代中国特色的地缘政治理论应在继承古代传统思想的同时,对其进行再造和升华。     

论陶鬲向北方的延布

陶鬲造型独特,美观适用,是我国古代中原文化中特有的炊煮器之一。由于它具有三个与腹部连接的中空的足,不仅可以不依赖炉灶随地固定进行炊煮,而且炊煮时火沿着足间凹槽分布于整个器壁,比之任何平底或环底器皿接触火面都大,更易于煮熟食物,因而也就适应特定时期人们生活的需要,曾被大量烧制和使用。根据考古发现和专家们研究,陶鬲开始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广泛流行于商、周时期。在商、周时期的中原地区竟达到“似乎是人各一鬲”①。在商、周的甲骨和钟鼎上,已出现“鬲”的象形文字。甲骨文有:(?);钟鼎文有:(?)。陶鬲早期分布于黄河中上游地区,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民族迁徙、战争和文化交流,逐渐四向延布,北方、东北、西北及长江中下游等地,都有不同数量的发现。最北到达后贝加尔湖地区,东北到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松花江中游、嫩江下中游等地。这种历史现象,一方面反映了古代北方和东北地区物质文化与中原存在密切联系,另方面也反映了拥有     

王徵死因订正

王徵死因订正林乐昌１９９５年１２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王徵”条（第５９页）,在述及王徵的死因时称,王徵“晚年避乱居西安,城破被农民军执杀。”此说与史实出入甚大,且事关王徵生平大节,故略作订正如次。王徵,字葵心,又字良甫,...     

顾颉刚与吴越文化研究

顾颉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奠基者。早在二十年代初,他在考订古代史料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形成了“古史辨”学派,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瞩目。由顾颉刚先生的助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煦华辑录整理的《苏州史志笔记》,集中反映了顾颉刚先生对吴越地区历史、经济、城坊、山川、园林、古迹、方言、歌谣、风俗、民间传说、地方文献等方面的研究成就和独特见解。它的出版,有助于吴越文化研究的深入。     

历史在沉思——日本文化发展的轨迹

一、古代文化形成期的基本线索 7世纪到19世纪是日本古代文化逐渐形成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水利设施不断增修,主要河流得到治理,耕地广泛开拓,南北为条及东西为里的“条里制”得以实施。于是“务农事桑”,“繁殖户口”,中央和地方的生产都有较大发展。以此为经济背景,王族和豪强角逐频生,地方豪族兼并不休,逐渐形成了以大王为最高统治者、豪强参与政事的古代国家。与此相对应,超越各地区社会在生产斗争和政治斗争中产生的风俗、礼仪、行为习惯、信仰及其各种外在形态表现,列岛上基本造就     

“治水社会”和中国社会——兼评K·A·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

本文以中国古代史籍中有关地理、气候等历史记载为依据,认为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所提出的“治水农业”不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史实,他的东方“治水社会功能导致专制社会”的立论在事实上和理论上也都是站不住脚的。作者认为,造成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深层原因,是以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族社会组织和结构为内因,以抵御外敌和北方游牧民族的长期侵扰为外因,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文章还就如何历史地评价中央集权制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特征以及中固历史发展道路的模式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商港城市明州兴起原因探析

明州(今浙江宁波市)地处东海之滨,位于奉化江与余姚江会合处的市江两岸,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沿海贸易港。据古史记载,明州一带原为夏禹第五代孙夏王少康的庶子无余的封地,称“甬句东”,在夏、商、周三代均为越族活动地区。秦始皇统一六国,“悉定荆江南地,降百越之君”,在明州一带正式建立鄞、鄮、句章三县,属会稽郡。但当时这三县的治所均不在今宁波市城区内。至东晋隆安四年(公元400年),晋将刘牢之为了防御当时的孙恩农民起义军,才第一次在“三江口”(奉化江、余姚江、甬江会合处,今宁波市城区内)筑城,“刘牢之筑以塞三江之口,西城外有城基,上生竹篠,俗称篠墙”。不过刘牢之所筑之城,     

论"法治"与"德治"精神理念的归一

本文就我国法制与道德演化进程的简单描述 ,重点论述了单纯依靠“法治”和“德治”的局限之处以及法、德结合而治的必要性 ,最终以人民群众利益这一“法治”与“德治”的精神内涵为契入点 ,为二者的紧密结合提供了本质依据     

赣商慈善特点与思想探究

赣商作为中国商人重要分支,自古至今热衷于慈善,为江西和全国慈善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能够为构建当代慈善文化提供思想资源。本文阐述了古代赣商和现代赣商的慈善特点,分析了赣商慈善活动的思想基础和行为动机,最后针对当前的现状,提出赣商由商人向慈善家转身的若干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