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事权贵到世家大族———以明代河南归德府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对河南商丘的田野考察和民间历史文献分析,可知明代河南归德府的地域支配体制,经历了从军事权贵到世家大族的演变过程。明代前期,拥有特权的军事权贵势力强大,在归德地区占据地域支配地位。明代中叶,赋役改革与清理军屯的措施,限制了军事权贵的政治特权,同时,大批军事权贵的后代经由科举入仕,逐渐形成了以士绅为中心的世家大族,确立了明清之际士绅阶层的地域支配地位。这种以军事权贵和世家大族为中心的地域支配体制,显然不同于华南地区的民间宗族组织,呈现出明代河南地域社会的特殊发展形态。     

清代河南黄河水患中的民间自救

清代河南黄河水患频繁发生,以地方士绅为主导之民间自救通过多种方式蓬勃开展,究其原因,主要与地方士绅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政府的劝谕褒奖及黄河水患时的社会形势相关。其特点表现为地方士绅之桥梁作用、乡里亲族为主之救济范围。民间自救虽仅为政府救灾之补充,但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黄河水患来临时灾区的社会秩序,同时也成为清代河南地方绅权日增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明代河南旱灾与社会应对

明代河南旱灾具有频率高、持续时间长、后期重于前中期、空间分布广、地域和季节分布不平衡等特点。频繁的旱灾,引发了严重饥荒、诱发了其他灾害、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荡。为应对旱灾,河南社会采取了兴修水利、积粮备荒、蠲免赋税、组织赈救、祭祀祈雨等措施。但在明末罕见旱灾的打击下,在政治腐败、财政空虚的大环境中,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西汉黄河水患与防治制度的变迁

西汉黄河暴发多次水患,原因是多方面的。黄河本身多沙、自然环境变化、气候变迁及主河道发育的影响仅是部分原因。在实践过程中创立的水患防治制度得不到有效坚持也是黄河多灾的重要原因。西汉政府在黄河水患时创立了一系列防治制度,起初效果明显,但至成帝以后,制度僵滞,致使河患得不到有效防治,成、哀、平、新莽时期都有水患发生。直至东汉王景重新坚持防治制度,加上环境变化等原因,黄河才得以长时期安流。     

明代河南地方精英参与灾荒应对的动机分析

地方精英是指除当地政府官吏之外对地方公共事务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群体。明代河南地方精英参与灾荒应对的动机是多方面的,儒家思想长期熏陶形成的道德约束,国家奖劝产生的政策激励,地方官员忠于王事的努力劝谕,以及因果报应信仰带来的强制都对他们的救荒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对自身经济、安全、名誉等利益的考量则是明代河南地方精英积极应对灾荒更为现实的因素。     

北宋都水监治河体制探析——以黄河水患为视角的考察

北宋中后期,黄河水患频繁,其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都具有集中性和反复性的特点。这促使北宋中后期主要治水机构都水监通过分化与整合,逐渐建立起一套从中央到地方层级严密的治河体制。与此同时,其又不断阻碍北宋政府为合理优化治水体制结构,调整事权分配矛盾的努力,显示了北宋都水监在黄河水患压力下构建一个行之有效的治水体制的艰难历程。     

论明代地震灾异与地方治理——以嘉靖乙卯陕西大地震为例

有明一代发生过数百次的地震灾异,其中尤以嘉靖乙卯陕西大地震最为惨重。明政权面对这种惨烈的自然灾害,往往采取发银赈济和蠲免税徭等措施,在地方,大灾之后的饥荒和病疫往往引起地方社会秩序的严重混乱,而在地方的震后救济中,赈济和救助成效的好坏,往往只能依赖于州县官的个人素质和能力,并以维持社会稳定为地方治理的首要目标。     

明清时期开封地区黄河水患与河神信仰

中国古代河神信仰由来已久,不但在民间极为盛行,亦为中国历代统治者所推崇。明清时期,开封地区频发的黄河水患给沿岸民众带来深重灾难,同时也使当地河工不断。黄河水患的严重危害以及频繁的河工使得开封地区河神信仰极为盛行。在官方和民间崇祀的众多河神中,以金龙四大王信仰最为盛行。河神信仰的盛行对开封地区黄河水患的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祭拜河神成为官方治理黄河水患的重要手段,修建河神庙宇则成为河工告竣后酬神报功的重要举措。河神信仰在民间有着极为广泛的社会基础,修建河神庙宇成为官民情感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略论黄河水患影响下北宋河北地区的人口迁移

北宋时期,地处黄河下游沿岸的河北地区,在黄河水灾的不断影响下,长期呈现出一种人口大量外迁的局面。这种状况的形成,除了黄河的频繁决溢造成河北境内民众河役负担极度沉重外,黄河水患所引发的人员大量伤亡、农业生产条件严重破坏、城镇严重损毁、财富大量损耗,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人口的大批外迁,给北宋河北地区的社会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促成了经济重心的南移。     

明代文牍之风对地方政治的影响——以书吏舞弊为例

明代文牍之风盛行,其影响之大,危害之深,前所未有。它对地方政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各级衙门中的书吏利用文牍之弊从事各种舞弊活动,方式主要有化简为繁、篡改公文、改写招草、毁弃变卖公文和挟制愚弄长官等。对此,明代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防范和治理措施,如提倡删繁就简、制定统一格式、要求各级官员亲理政务、加强立法等,无奈由于文牍之风愈演愈烈等因素影响,书吏之弊不仅未能消除,反而积重难返,给地方政治造成了极坏影响。     

明代王府香火院的土地优免问题——以山西太原崇善寺为例

明代分封制度的施行不仅使地方出现大量王府香火院,其寺产问题亦随之变得复杂。洪武年间晋恭王授封太原府,对府城内的崇善寺备加垂青,不仅组织重修工程,亦拨赐田土为寺庙供奉香火。但永乐后,王府政治权势发生变化,崇善寺的寺产及纳税问题也随之受到质疑。为了逃避赋税,崇善寺不得不在依靠王府力量与撇清同王府关系间摇摆,在朝廷试图进一步控制地方寺庙土地的过程中与之展开博弈。崇善寺内所存碑刻在逐渐清晰其香火地界限、范围及收益去向的背后,既展现了王府在地方生存空间受到挤压的一面,也反映出寺庙在应对政治环境变化时的灵活特点。     

明代地方医学的教育功能——以广东为例

明初王朝对地方医疗颇为重视,规定府州县均设医学,成为地方官衙一部分.医学的职能主要是培训地方医疗人才、负责地方卫生事宜.明代广东县级政区几乎均设医学,对医学文献整理、人才培养均有积极成效,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信巫轻医的习俗.     

明代河南风俗的传承与转变初探

河南民风民俗在明代中后期发生了变化，主要是受到地理环境、移民迁徙、商品经济发展的冲击及明政府在中原所采取政治措施的影响。通过对比，分析了明代河南风俗传承与转变的原因。     

布政司与明代司法——以明代《四川地方司法档案》为中心的研究

明代布政司掌一省之政,主管民事,既往研究对于明代布政司在司法中的作用鲜有关注。通过《四川地方司法档案》这一目前仅见的明代地方司法档案,可以发现明代布政司在立案、审问以及详谳等司法过程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明初设计的省级司法格局中,布政司、按察司、都司均有自己的位置和职掌,省级司法没有、也不可能全部归属按察司,布政司在司法中的作用不可替代。在司法实践中,因为百姓告诉相对自由,案件司法权相对开放,在追求公正无枉的目标下,布政司、按察司与都司在司法中的协调与牵制明显。本文从讨论布政司在司法中的作用出发,分析和展示明初的地方司法格局;并以此视角,重新审视明初地方最高机构,即都、布、按三司之间的关系。     

明代华北的卫所建置及对地方文化的影响——以直隶河间府为例

据明嘉靖《河间府志》记载,明代河间府内卫所为“河间三卫”,即河间卫、大同中屯卫（寄治）、沈阳中屯卫（寄治）,另外还有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和沧州守御千户所。“从征”和“谪发”是河间府军户的特色。明初卫所人口迁徙对地方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水患与黄河流域古代城市的变迁研究——以河南汜水县城为研究对象

黄河流域是古代中国河患较为频繁的地区,由于黄河水患的加剧,致使这一地区古代城市的面貌、前途和命运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河南汜水镇的前身是著名的虎牢关城,由于黄河的南移,位于大伍山顶的虎牢关城被黄河所侧蚀,使虎牢关城不得不迁徙至今汜水镇一带.由于新的汜水县城濒临汜水,黄汜水患常常冲入新城,使汜水县城的水惠延续了600年之久.历史上汜水镇曾与河阴、荥阳、成皋等城并列,俱为县城,但由于水患的危害,汜水由县而镇,地位不断下降.汜水县城的衰落说明城市周围生态环境的优劣是决定城市兴亡盛衰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生态环境和地理条件的恶化使得黄河流域古代城市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失去了必要的条件和基础,因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明清以来黄河流域古代城市的衰落和城市地位的不断下降,由汜水镇的变迁可见一斑.     

明代宗族与地方教化——以山西潞安府仇氏家族为例

山西潞安府仇氏家族在明代曾显赫一时,其家族并无达官显贵,乃以孝义著称于世,仇楫等五兄弟所立的《仇氏家范》、《乡约》也得到了广泛的赞誉,被视为宗族学习的榜样。在规范家族成员活动的同时,仇氏家族还特别关注公众事务,所作的诸多慈善事务为仇氏家族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可与崇高的声誉。到明末时,该家族迅速衰落,可作他人警醒之戒。     

李佳白在华慈善事业研究——以治水和赈灾为例

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在华传教的45年间,正是中国黄河水灾频发时期,他目睹了中国受灾人民的惨状,后在《万国公报》等报刊发表多篇文章,探寻黄河水灾之原因,及其治水、赈灾之方法。虽然他的治理方法在当时没有受到重视,但对于现今中国黄河水患的治理仍有借鉴意义。同时,对于研究外国传教士在华活动也有重要意义。     

两汉时期河南地区的水患及其治理与救助

两汉时期,河南水患严重,在数量上几乎占全国水患的一半,在危害程度上也大大高于其他省份.在地域分布上西汉水患主要集中在豫西、豫东,东汉主要集中在豫西,其中豫西水患主要由长时间降水引起,豫东水患主要由黄河决口、改道造成.在时间上水患大多发生在雨水集中的夏、秋两季.西汉时期,河南水患大灾多,东汉王景治河以后有所改善.水患分布集中的原因,除了气候、地理、农业开发、黄河淤积等因素外,还有一定的政治因素.河南水患危害严重,不仅冲毁房屋和农田,造成浮尸遍野,疾疫流行,还造成一系列政治、社会问题.汉代采取的堵塞、疏通、分洪、蓄洪等治水思想与实践在今天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两汉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救灾措施对安抚受灾民众、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明代社会世态人情的裸露--《金瓶梅》与明代社会新思潮

明代中叶,随着社会经济经基础的深刻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精神状态、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也发生了种种变化。产生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在对当时社会世态人情的描绘中,已经比较明显地体现了这一时期社会思潮中的某些重要方面:商业活动中社会各阶层对商业利润的趋之若骛,商贾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传统四民关系的转变;两性关系上人们打破了文化传统中那种社会性、伦理性对人的个体心性的禁锢,而表现出对非理性情感和欲求的渴望与追求;服饰上撼动了高压在人性上面等级观念的磐石,表现出一股“去朴从艳”、逾礼越制的社会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