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八道湾十一号（上）

八道湾十一号是一所三进的四合院,坐落在北京西城。中国现代著名作家鲁迅、周作人和社会活动家周建人--人们称为“周氏三兄弟”或“周氏兄弟”曾在这里住过。     

鲁迅与八道湾十一号(中)

八道湾十一号是一所三进的四合院,坐落在北京西城.中国现代著名作家鲁迅、周作人和社会活动家周建人——人们称为"周氏三兄弟"或"周氏兄弟"曾在这里住过. 周作人被国民政府判刑后,八道湾十一号里陆续住进别的人.尤其是唐山大地震后,搭建了很多临时建筑,致使院子凌乱不堪.新中国进行的两次全国文物普查,这所院落都没有被登记注册.1996年6月间,《光明日报》刊登了八道湾胡同随东冠英小区的开发将被拆毁的报道.消息一传出,立即引起一片议论之声.不少文化界知名人士撰文呼吁开发商"手下留房",并希望有朝一日将八道湾的现有住户搬迁出来,恢复这座院子的本来面貌,保留一段历史,保留一种文化,保留一部分城市的记忆.据报载,北京市规划局为此发函给负责东冠英危改小区规划建设的房地产公司,要求报告原规划方案.由于政府部门的干预,房地产开发项目暂停.     

论周氏兄弟的早期翻译

1909年《域外小说集》的出版是周氏兄弟在晚清最重要的文学活动。在《域外小说集》中,周氏兄弟审慎地选择了代表唯美主义、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世纪之交文艺思潮的小说作品,来践行以文艺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目标。《域外小说集》能够在1909年出版,与周氏兄弟之前较长一段时间里在翻译领域的摸索和准备是分不开的。周氏兄弟的早期翻译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03—1906年是裹挟在晚清译介潮流中的摸索阶段。在晚清译界登场以后,周氏兄弟大致选择了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进行翻译。1906—1908年是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的酝酿阶段。在合作翻译《红星佚史》的过程中,他们提出了"文以移情"的翻译理念。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此时他们开始关注俄国文学。周氏兄弟最早关注并认真译介的弱小民族文学是匈牙利文学。     

章太炎对周氏兄弟早期文学翻译之影响——以《域外小说集》为例

东京留学期间,周氏兄弟曾师从章太炎,并深受其思想的影响。章太炎的"文学复古"思想,不仅拓宽了周氏兄弟的文学视野,而且影响了他们的早期文学翻译风格和翻译方法的形成,这种影响在《域外小说集》中体现得最为明显。鲁迅在早期的文学翻译中追求文风古朴,周作人崇尚"名从主人",周氏兄弟的文学翻译成就在一定程度上与章太炎的影响密不可分。     

缺席与在场之间：周氏兄弟介入《新青年》考论

考察鲁迅、周作人与《新青年》杂志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二者在同人团体中的位置介乎缺席与在场之间。根据史料显示,周氏兄弟并非处在轮值编辑之列,而是自居于"客师"的地位扮演具体执行者的角色,他们既要配合杂志文化革新的总体要求,又与作为权威的话语中心保持着相对疏离的态度,对思想启蒙持有自身独特的看法。正是这种若即若离的文化站位使得周氏兄弟能够后来居上,从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两个方向共同合力奠定了《新青年》"立人"的文学传统,进而引领了"人的文学"的思想潮流。从另一层面来说,《新青年》也为周氏兄弟提供了介入现实的文化空间,其作为现代出版物的媒介属性影响了二者五四时期的文体选择。周氏兄弟与《新青年》的双向互动,是作者与现代报刊互相成就的典型案例。     

长子文化背景下的鲁迅和周作人

周氏兄弟在童年时期几乎共同经历了家庭败落、丧父等一系列人生遭际,承接着几乎相同的文化滋养.但由于他们在家庭中兄弟排行位置的不同,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长子的文化规约,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感受和情感体验.周氏兄弟在家庭中的角色意识、责任担当和人生体验的迥异,致使他们最终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形成了不同的人生现、价值现和文学观.     

周氏兄弟的担当和逃离——从隐逸看鲁迅与周作人的人生和创作道路

周氏兄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各以其独特的贡献和成就成为文学史研究无法避开的重镇。周氏兄弟的为人为文有着极为强烈的反差,尤其是在五四退潮以后,鲁迅转向左翼,而周作人走向隐逸。但在五四新文学革命前,周氏兄弟都过着隐逸生活,而且经历了相当长的时期。这段隐逸生活对他们后来的文学创作和文学道路产生了直接的导向作用,并影响了他们后来的人生和文体选择。纵观周氏兄弟在不同时期的创作题材、审美风格和情感倾向,都与他们的隐逸有着密切的联系。     

向谁复仇，如何复仇？ ——重论鲁迅《复仇》《复仇（其二）》

周氏"兄弟失和"以后,《语丝》周刊创办,两人是最关键的筹划者、出资者和撰稿人,几乎每期都有署名文章。鲁迅从不参与《语丝》同人的聚会,从而避免与周作人相见的尴尬。被八道湾赶出带来的伤害和被围观带来的愤激,使他陷入极度的孤独和痛苦之中。这构成了《复仇》《复仇(其二)》最重要的创作情境。由此出发,分析文本中的复仇对象和复仇方式,可以看出他对亲情与友情的彻底绝望,并以最决绝的咒咀与过去进行着告别。它集中展现出最具鲁迅特色的复仇哲学。     

周氏兄弟早期小说翻译的成就与失误

鲁迅和周作人都是跨越晚清和民国文坛的著名翻译家,他们包括《域外小说集》在内的早期小说翻译可谓得失参半,文学评论界的看法也不一致。详察周氏兄弟早期译作,可以看出其早期代表作《域外小说集》是我国翻译文学史上的重要成就。鲁迅自从事文学翻译之初就特别重视文学翻译的社会功能,同时,又要求翻译家重视译文的审美价值。周氏兄弟均为翻译大家,他们的小说翻译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如语言的欧化等,但其理论主张是进步的、超前的,尤其他们坚持"硬译"、"直译"的翻译作用,对后世的小说翻译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     

鲁迅·周作人·胡适

1991年初，我在《鲁迅研究月刊》第一期发表了《两峰并峙，双水分流──胡适与周作人》一文；后收入美国李又宁教授主编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们》第二辑，台湾业强出版社1992年出版。1991年10月，我又在《文学评论》第五期发表了《鲁迅与胡适：从同一战阵到不同营垒》一文。这两篇论文近六万汉字，把胡适跟周氏兄弟的关系分别作了比较研究。这次我把这三位文学大师综合一起来谈谈。大家知道，在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周氏兄弟和胡适都是同开风气的人物，各自作出了为对方无法取代的历史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了解周氏兄弟与胡适，就不了…     

周作人散文新论--兼与鲁迅散文比较

将周作人从"文学革命"到"抗战前夕"散文发展的三个阶段,与同时期鲁迅的散文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从人品的高低和从时代的需要来看,周作人的散文固无法与鲁迅的相提并论;但如果仅就文学作品的本身而言,那么,应该承认,周氏兄弟确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两大派别的代表.也就是说,周作人的散文远远没有得到它所应得到的地位.     

鲁迅的"大家庭"梦——由八道湾家庭的建立及崩溃看鲁迅的代父情结

本文通过介绍八道湾大家庭的建立及崩溃过程和相关当事人如周作人、羽太信子、周建人、朱安等在这一过程中的想法和遭遇,试图从现代家庭伦理观和女性心理学的角度阐释发生在八道湾的兄弟失和事件,希冀能够给历史当事人包括其中的每一个普通人一个公平的解释,从而也窥探出鲁迅性格中一些复杂之处,如代父情结、性心理转移、一心为他人计而又一意孤行、缺乏沟通能力等。     

同路未必真同志——鲁迅、周作人前期人生道路之比较

本世纪二十年代末,正值中国社会面临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周氏兄弟因各自对于社会人生和哲学艺术的特定观念,决定了他们对人生道路的选择:鲁迅“以集体主义为主”,“由寻路到得路,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到了共产主义”;周作人则“以个人出发为主”,“从寻路到迷路,从民族主义、民主主主义走到了日本法西斯手掌,成为民族的罪人”。“寻路”当是周氏兄弟人生道路上志同道合、“兄弟怡怡”之时;而“得路”与“迷路”以致歧路,则是他们分道扬镳、“兄弟反目”之期。其实,就在他们的“合中”,已隐含着     

周作人译《戚施》与《塞外》的底本考证

周树人、周作人兄弟最早接触俄国作家契诃夫,是在日本留学时期。彼时日本译者翻译的契诃夫小说,大多是根据英国译者罗伯特·朗的翻译集《黑衣僧及其他的故事》转译的。通过文本对比和史料佐证,可以确认收录于《域外小说集》第1册的周作人译《戚施》《塞外》的底本也来自于罗伯特·朗的英译本《黑衣僧及其他的故事》,该翻译集是周氏兄弟留日时期阅读契诃夫的一部重要资料。而周氏兄弟选择《戚施》和《塞外》的原因,就在于《戚施》反映了俄国社会等级森严的状况、《塞外》描述了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二者均呈现出《域外小说集》所选小说“结构缜密、情思幽眇”的文学特征。     

羽太信子可信乎?——日本当代女权主义者对中岛长文质疑的疑义

羽太信子是造成周氏兄弟决裂的关键人物,但她没有留下自己的说法,研究者只能旁敲侧击去探讨周氏兄弟决裂的原因。一些女权主义论者因羽太信子是女性而为她抱不平,并无新论据去为她辩解,仅以当下性骚扰事例去质疑。本文认为,我们不能用当代日本人的眼光去看过去中国人的事情,应该设法把事情放回当时的历史场景去考察。鲁迅与羽太信子在管理周家的开销问题上有矛盾是肯定的,而所谓羽太信子可能遭鲁迅性骚扰的推测,从鲁迅对女性的保守态度来看,可信程度甚低。     

谁是"五四"新文学的对立面——试说梁启超与"新民体"

"五四"新文学运动自周氏兄弟加入以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提倡"活的文学"到进而提倡"人的文学",新文学运动的对立面在这时也已有了根本的不同.至少,从文体演变的角度看,新文学所要否定的,并不只是古代文学,更不只是桐城派古文或八股文,而应同时也包括近代文学,包括梁启超所鼓吹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新民体".因为后者事实上已经否定了前者,已占据了主流的地位.虽然新文学对后者的再否定,没有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或钱玄同、刘半农的<奉答王敬轩先生>那般热闹而剑拔弩张,但这种事实上的批判,以及新旧文体上的对比和交替,还是相当激烈的.     

别有魅力暗处生

郁达夫曾用窃贼入阿拉伯宝库来比喻自己欣赏周氏兄弟散文时的沉醉,那是一种单纯的喜悦与本能的激动。读完王波先生的自传体散文《往事悠悠》,我对郁达夫的沉醉心领神会。     

鲁迅周作人的文学语言观比较

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同为现代白话文写作的倡导者与优秀实践者,但周作人强调汉语的不可更张的继承性,留恋于汉语的趣味性。鲁迅认为文言文承载了太多旧有文化的＂踪迹痕＂,反对读中国书,甚至主张废除汉字。殊途同归的是：周氏二人都有面对语言的无奈甚至不信任。但最终周作人走向了自言自语的文人＂闲谈＂;鲁迅则选择与旧式文人彻底决裂,最终成为现代知识分子。     

《义府·冥通记》"道义"条辨误

梁代陶弘景的<周氏冥通记>是重要的道教文献.该书卷一云:"亲属道义,赍其上果,要往看之."清代黄生<义府·冥通记>:"道义,谓同事道法之义友."<汉语大词典>采用了黄氏之说.然以<中华道藏>及其它文献来看,"道义"无此义.在中古吴方言中,"友"和"义"读音相近,抄刻道藏经典的茅山道人受方音影响,把"道友"误写为"道义",黄生又对此"道义"牵强解释,<汉语大词典>则原封照抄.对<周氏冥通记>中"道义"一词的考辨,能为今后研究<义府>和修订<汉语大词典>提供一点参考.     

周氏兄弟的儿童文学教育思想

在"儿童是独立的人"的认识基础上,周氏兄弟提出了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学教育思想,强调儿童文学教育功能实现的前提是对儿童文学儿童性和文学性的尊重。由于强调儿童的成长与国家、民族未来的联系,鲁迅更关注儿童文学的思想教育功能,其儿童文学教育思想带有实用主义色彩。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教育思想则建立在对儿童文学的文学主体性的确认上,他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对儿童文学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研究,探讨儿童文学与儿童成长的关系,他对儿童文学教育功能的理解超前、成熟,更具现代意识与科学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