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第三次修改:从"流行经典"到"历史经典"

金庸小说第三版修改已经完成,学者们各有其说.汤哲声认为,金庸小说既然已经定型成为经典,就不应再随意改动.卢敦基认为,金庸修改小说是他个人权利之内的事,再次修改金庸小说,给作品打开了更大的想象空间.韩云波认为,金庸再次修改小说,体现了他从"流行经典"走向"历史经典"的努力.马睿认为,金庸再次修改小说,并未对武侠文体做出新贡献,这只是一场通俗文学、大众传媒和世俗化社会的互动.     

试论何心隐的成仁之路

何心隐是泰州后学的中坚,与颜山农一起被视为狂侠派代表,并被视为异端之尤。然而,深入探究何心隐及其思想,可知他并未走出王学话语,而是深契阳明精神, 合孔孟之道。何心隐以仁义为本,以孔子为师,不断超越自我,最终杀身成仁,走完了他一生的成仁之路。     

十六世纪心学家的社会参与——以泰州学派的何心隐为例

16世纪20年代崛起的泰州学派,大多以讲学为手段,广泛涉入社会,积极推动平民教化运动,何心隐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人物.他的前半生在家乡实施了一场名谓"聚和会"的改良运动,结果以失败告终,他的后半生在流浪漂泊中度过,直至猝死狱中,然而他却坚决声称他是以"讲学"贯穿一生.本文认为,何心隐并没有想过自己是一位思想家,而甘愿自认为"名教中罪人",可以说宋明以来的儒学传统实已难以规范其思想格局.     

同途殊归:论戴震对朱熹理学的继承与发展——以朱熹和戴震的《中庸》诠释为例

受乡贤朱熹实事求是思想的影响,戴震认为儒学经典包含着古圣贤对自然、生命和社会规律的体认,主张以文字训诂为手段发掘经典文本之义,运用心证方法探讨古圣贤立言之旨。尽管朱熹与戴震走上了相同的经典诠释之道,但是由于心证方法的运用,面对同一部经典,他们往往做出了大相径庭的诠释。经典诠释明显地带上了个人偏好和时代意义。然而仔细比较朱熹和戴震的《中庸》诠释差异,我们可以发现,戴震思想来源于朱熹理学,并发展了朱熹理学的合理内核。戴震对朱熹理学的发展既是其个人思想的表现,也是时代发展在他思想中的反映。     

试论人类学理论中"结构-能动性"的对立与接合

人类学理论探讨社会、文化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时,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理论.结构论重视整体性的宏观研究,认为个人行动都是社会结构或文化规范制约的产物.能动性观点认为个人及其行动起决定性的作用.布迪厄的实践论力求在结构与人的能动性之间搭建桥梁.     

陆九渊"心即理"的一种读解

陆九渊在科举制度严重破环士人的人格,浮论虚说的学风盛行的时代条件下,为回归孔孟儒学之真精神,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心即理"要求学者收拾精神在内,以明得本心,也即明得天地赋予人心之"实理"。人们在实事实行中依理而行,才可谓通向圣贤之路。象山"心即理"命题提出了一种相异于程朱学派的心性理论,有其特色,也有其缺憾之处。     

论李贽的"成人说"

李贽思想的真正核心是“成人说”。“成人说”要求人们摆脱僵化的儒家伦理教条的限制,自由地成长为对国家有用的圣贤之才,而这就需要社会提供一个宽松的育人环境,同时更需要个人的胆识。李贽的“成人”标准表明了他的思想局限性,但他对“成人”思想的自由探索,也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     

论欧阳修的“圣贤情结”及其影响

在北宋以前,期许成为圣贤的人不在少数,但就整个社会而论,还没有形成一个普遍的风气,以圣贤自居的做法也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但北宋的欧阳修扭转了这一局面,欧阳修具有浓重的"圣贤情结":第一,他热衷于对"圣贤"之道的体认和阐释;第二,他有着浓重的自觉比拟圣贤的文化心态;第三,尤其重要的是这种"圣贤情结"表现在他一生的实践中,他在"立德"、"立言"和"立功"等方面都堪称典范。欧阳修所具备的这种"圣贤情结"有着深刻的认识价值:它充分表明了宋初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再次高扬;在欧阳修"圣贤情结"的影响下,众多知识分子坚定地认为成为"圣贤"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他们认定自己通过努力完全有成为"圣贤"的可能;另外,欧阳修散文简约明白风格的形成也与他有意识地追摹圣贤经典风格有相当大的关联,甚至影响到了宋代众多"拟圣派"作家的出现,这可以看作是欧阳修"圣贤情结"对其散文创作,乃至于宋代散文风貌的形成最直接的影响。     

屈原形象的历史诠释及其演变

两千多年来,不同时代、不同学者的笔下有着不同的屈原形象。两汉人心目中悲剧的屈原,宋代以后逐渐被塑造成为忠君爱国的圣贤,明清之际遗民学者笔下的屈原则是富有民族气节、满怀孤愤的爱国志士。20世纪以来,随着中西文化的整合与融汇,传统的屈原形象发生深刻的裂变,屈原被分别描写为一个纵横家、巫官、有洁癖的殉情者、法家诗人,还有人认为屈原是一个“病态狂人”。屈原形象的接受史既反映了接受者的个人心史,也折射出历史群体的政治及文化心态。     

清初思想家唐甄"富民"说考略

唐甄是清初较有影响的思想家,他的"富民"观,尤为学者津津乐道.在对其进行研究时,不少学者认为他的这种思想反映了市民阶级的要求,甚或认为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反映.对此,笔者提出了异议,通过对其"富民"观的考释,认为唐甄的这种思想,实质上是地主阶级自救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论《庄子》的"道"与"技"

庄子之"道"重在对人生理想境界的追求.然而,"道"又难以言说.故庄子以"技"论"道",用通俗易懂的故事来使人更易悟"道".庄子本无心于艺术,可是这些故事却对后世的文艺创作与艺术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中追求"虚静"的审美心胸.二是在写作方法和创作技巧上强调天人、合道艺,以实现"人艺"与"天工"的自然融会.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