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与当前境外合拍片的危机

境外合拍片的大量涌现,意味着电影创作已经置身于多种文化碰撞中,大众文化的再生产与输出是在强势资本的主导文化对他者文化有意无意的误读中进行的.国内电影产业的颓势,导致合拍片中出现文化资源匮竭、国家形象受挫等现象.我们认为,在当前的国际语境中,跨文化传播并不只是正襟危坐地高调宣扬传统文化,而且大量发生在身处其中而不自知的生活、娱乐、游戏之中;输出的文化资源并不仅是中华民族智慧结晶、精致高雅的传统文化,而且需要经由大众艺术、流行文化转化之后平民文化、草根文化,需要现代媒介参与的世俗文化.因此,我们必须重视流行文化的产业链条,并积极促成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文化的有机融合.     

影像与政治:中国后殖民电影批评论析

中国后殖民批评认为,张艺谋电影是以东方奇观迎合西方的东方主义,而西方人眼中的张艺谋则是艺术创新者和政治批判者.中国后殖民批评误读了后殖民理论,误解了西方人,也抹杀了张艺谋的文化政治意义,它反映的是中国经济崛起文化转型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面对西方强势文化既惧且傲的矛盾复杂心理.超越东方主义不是走向西方主义,而是真正吸收后殖民理论的精神和要义,把文化政治贯彻到本土文化的批评之中.     

从华侨华人参与东南亚电影产业的历程看自身社会角色的变迁

电影艺术传播到东南亚之初,华侨华人就开始参与电影的创作和传播。华侨华人参与电影产业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华侨华人从中国引进电影和戏剧作品;第二阶段是华侨华人在创作的电影中融入东南亚文化元素;第三阶段是华侨华人创作电影传播东南亚文化。华侨华人在电影创作过程中,从对单一族群的关注转变成对东南亚社会的整体关注,体现了华侨华人群体对东南亚文化从"他者"到"参与者"再到"传播者"的变化历程。华侨华人社会对电影这一古老而年轻的艺术形式在观念上的变化,折射出华侨华人自身心态上的变化。     

观众审美文化心理探究

艺术的创作一直以来就注重审美效果,这一重视发展到极致就是西方上个世纪的接受美学。在艺术领域里,接受的重要性在电影、电视剧中就更加的重要,因为其高额的投资最终需要观众来买单。如此的高风险就要求影视的创作者深入把握观众的审美文化心理,特别是民族性,努力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进行创作。另一方面,伴随着文化全球化的威胁,民族化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影视的创作,而且成了衡量影视剧好坏的一个潜在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探讨观众的审美文化心理就有了双重的意义和价值。     

微电影：网络时代电影艺术的新形态

微电影是电影艺术与网络媒介相遇而开启的新的电影可能世界.数字化技术、网络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的快速进步,创造了丰富多样的新媒体形态,带来了传播方式的变革,奠定了微电影兴起的媒介技术基础;在网络媒介技术普及应用的基础上形成的“网络文化”以及“微文化”生活方式,又进而构筑了微电影生成的社会文化基础.以网络媒介为生长基础,微电影在创作、生产、传播、审美欣赏、艺术时空和艺术表现方式等方面,开始突破传统电影工业模式的限制,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电影的一系列新特性,不仅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电影艺术形态,而且深刻地体现了当代社会文化多元发展的态势.     

刘三姐形象的层累性建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刘三姐形象建构是不同文化主体共同赋予了刘三姐不同的文化意义,是三种不同叙事模式交互生发的层累性建构,是各类文化艺术的生产主体共同塑造了刘三姐形象的整体生成.民间传说的戏曲化和音乐化提升了刘三姐的"歌仙"形象.歌舞剧和电影<刘三姐>既表述了当时国家主流的阶级话语,表征了广西壮族的文化形象,也是应用现代传媒技术建构了刘三姐形象.     

中国电影产业链优化发展策略——基于电影整体产品概念的思考

近十年,中国电影界出现商业电影题材类型单一、技术上缺乏创新、创作上漏洞百出和艺术电影票房欠佳等不良现象。这些现象反映出中国电影界缺乏电影整体产品观念,没有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中国电影进步。电影整体产品观认为:电影产品是包括核心层、形式层、概念层、延伸层四个层次相统合的整体,任何一个层次的欠缺都会影响电影整体产品价值的实现。无论是艺术电影还是商业电影,都应该树立电影整体产品观,从四个层面发力,取得艺术与市场的双赢,最终实现电影的整体产品价值,共同推动中国电影产业的良性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     

贺岁影视剧现象的文化解读

贺岁影视剧的成功除了取决于特殊档期外,还在于它有着深层的文化因素。首先,贺岁影视剧的出现与当今中国社会大众的文化心理需要有深度的契合,它以影像的方式满足了大众关于现代都市的日常生活及幸福感的文化需求。其次,贺岁影视剧结构戏剧的情理模式和对纯艺术与纯娱乐的中和取向,与大众的鉴赏模式和艺术趣味形成共谋。再次,贺岁影视剧的文本叙事中既有现代性因素,又有意识的保守性特征,二者的并置使贺岁影视剧既满足了大众对新的都市世俗人生的文化想象,又使大众对影片以市民意识为主体的并不激进偏激的思想倾向也较为受用。     

郑正秋与中国早期儿童电影

郑正秋以丰富的儿童电影活动,为中国儿童电影做出了筚路蓝缕的历史贡献.其儿童电影创作,与明星影片公司的“童星策略”、郑正秋对儿童问题的高度关注以及现代进步的儿童观之间有着密切联系.郑正秋在他独特的儿童电影世界里,歌咏“亲子之爱”,塑造理想儿童形象,表达现代进步的儿童教育观念,并且展示童真童趣,这一切构成了他对儿童/童年的文化想象.研讨郑正秋作为中国早期儿童电影拓荒者的历史功绩,不仅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郑正秋的电影活动与创作观念,同时有助于恢复中国早期儿童电影丰富而又复杂的本来面目,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中国早期儿童电影的文化形象.     

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的身份认同与文化选择

在以西方强势国家为主导力量的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民族电影文化依然弱小且身份暧昧.尽管中国电影在全球化、产业化道路的探索上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如何做到商业与艺术的双赢、如何处理好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等问题依然是中国电影尚待解决的基本问题.坚持民族文化立场,走"和而不同"的创作路线,不仅是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构建和维系文化生态平衡的内在要求.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辨"齿、牙"

一些大型字典、辞书或齿、牙不分,或认为牙是臼齿。依《说文》、古文献、动物形态,牙实为尖锐的犬齿。     

"协作"与"合作"之辨异

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及其交往关系中,合作是一种不同于协作的行为模式。然而,人们往往把它们混同起来。其实,在工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框架下,所造就的只是一种协作的行为模式,在对工业社会历史阶段的超越过程中,我们需要确立的是合作的行为模式。人们的合作关系以及行为模式的建构,将意味着人们交往活动中出现一种更高形态的“差异互补”机制,也意味着人类社会走向一个更高级的历史阶段。因此,在社会治理模式建构方面,需要根据合作社会的要求去建构起一个合作的社会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