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凉的沉落——论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小说的转型与作家心态

哀伤构成了以徐枕亚为代表的清末民初鸳蝴派小说的情感基调,这渗透着作家对现实的失望与对革命的悼亡。在渐进现代文学语境中,包天笑、周瘦鹃等人新的题材、形式的鸳蝴派创作,开始显示出家国意识的式微与现代市民世俗意识的渐兴,而徐枕亚等老派鸳蝴作家在这种语境中却呈现出焦虑与矛盾的心态。徐枕亚等人与包天笑、周瘦鹃的创作呈现出鸳蝴派自身的历时性嬗变,其中嵌透着传统文人在渐进现代文学语境中的不断调适与最终的悲壮沉落。     

民初鸳鸯蝴蝶派哀情小说背后的潜流与漩涡

研究者大都将民初鸳蝴派哀情小说的风靡归结为与新文学趋同的反封建题旨,并在该层面迎合了市民的阅读心理,这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实际上,哀惨的故事与婚姻不自由的题旨嵌入了作家们对革命的悼亡和对现实的失望,并通过小说中病态意象的添加与"革命+恋爱"模式的设置呈现出来,构建起了民初鸳蝴派小说中的哭悼氛围。鸳蝴派作家以这种不被看重的文学样式确曾留下了那个风云激荡年代的"中国表情"。     

论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作家的文化选择

清末民初的鸳鸯蝴蝶派作家通过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建构以及＂情＂与＂礼＂的冲突模式设置,表现出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认同,但这种认同在晚清以降的社会文化思潮及文学创作潮流中却呈现出＂逆转性＂。对于他们的这种文化选择,应放置在20世纪初的复古主义思潮及社会现实的激变中考察,鸳蝴派作家认为传统文化观念,而不是西方文化理念,更适合作为转型社会必需的价值规范。他们在对传统文化观念的开掘与转化中,形成了区别于五四文学吸收外来文化资源实现现代转型的另一种潜在传统。     

十七年期间的鸳鸯蝴蝶派作家

1949年革命胜利后不但鸳鸯蝴蝶派作品以各种形式长时间"残存",而且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多数仍以笔耕为业。虽然成绩未必可以高评,但作为一个曾经风云际会的文人群体,鸳蝴派在建国后十七年间仍然存在。其"流风余韵"直到六十年代后期才彻底消失。自新文学运动肇兴以来,鸳鸯蝴蝶派文学始终受到五四知识分子的贬抑与排斥。1949年后机关报政权通过新组织制度、出版制度发动了对鸳鸯蝴蝶派的打击,平、津两地鸳蝴作家受损严重。1952～1955年,鸳蝴作家沉寂无言,一片凋零。1956年毛泽东发动整风,鼓励知识分子"鸣"放"。鸳蝴文人处境得到披露并获明显改善。不过,这种复苏毕竟来得太迟,新的鸳蝴创作已只能充作文坛点缀。     

鸳鸯蝴蝶派与早期中国电影的本土化接受

鸳鸯蝴蝶派用小说化的艺术修辞手法书写电影人的寻常家事，通过制造心理共鸣和情感共振，为市民最终接受电影这一新的“媒介物种”铺平了道路。他们以电影人的悲欢离合为素材创作了不少小说，使公众熟悉了电影人物与各种电影空间，加深了观众和电影的情感联系。他们的电影评论从传统戏剧和文学艺术中吸取养分，是早期中国影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起到了启蒙教育观众的作用，也为中国电影本土化架构了理论基石。他们以报刊为载体，以评论、杂记为渠道，用合乎中国人审美心理的方式将电影引入人们熟悉的日常生活中，将电影这一冷冰冰的技术物件与公众可感知、可理解的身边事物、生活经历、社会交往融合起来，推动了早期中国电影的本土化。     

简析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的艺术新变

鸳鸯蝴蝶派是近现代著名的文学流派,以创作言情小说为主。言情小说在继承传统因素的同时,在艺术审美、艺术创作等许多方面呈现出新的追求,体现了嬗变与发展的特质,突破了传统美学的既定规范。鸳蝴派作家以其创作实践推动了小说的现代转型。     

苏曼殊与鸳鸯蝴蝶派关系重论

苏曼殊和鸳鸯蝴蝶派的关系向为学界关注.苏曼殊小说确实与鸳鸯蝴蝶派在审美体系上有不少共同处,如言情体、人物类型化、注重文学的主体性,其对当时通俗文学创作的影响也很深远,但苏曼殊并不属于鸳鸯蝴蝶派.本文从其出身和教育背景、叙事范型和表现主题上的求索、文学观念以及超越现实人生的审美笔致和悲剧叙事的收束方式四个方面论定苏曼殊创作在更大程度上属于纯文学范畴,体现的是精英化的审美现代性追求.     

“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历史定位与文化心理分析

鸳蝴派小说是一种在民初共和语境下的追求个人感性解放的文学潮流,革命与言情对他们来说并不矛盾,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情爱乌托邦在共和时代具有了新的特色,那就是一种将情爱乌托邦付诸实践的诉求。爱情在鸳蝴派小说中具有一种超越性的精神意味,是作为精神信仰的替代物而出现的。鸳蝴派小说代表着一种审美主义的生存方式,它在文学史上的命运沉浮,与现代性文化的内在差异与张力有关。     

中国都市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性爱观念与市民形象的塑造——以鸳鸯蝴蝶派与新感觉派小说为例

市民形象的塑造是都市文学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征,鸳鸯蝴蝶派和新感觉派因为其不同的性爱观念决定了他们小说中市民形象的面貌。性爱道德的游移性使鸳鸯蝴蝶派塑造了新旧交替的市民,而对现代都市性爱观念的肯定则使新感觉派笔下的市民在都市的商业规则中游刃有余。这也是他们在中国的现代性题域中不同选择的结果。     

论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中的理性色彩

本文指出言情小说中缠绵悱恻的感性故事背后浸透着理性色彩,且在内容上含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性,提倡个性解放,渗透反帝爱国情怀。     

民初艳情尺牍与写情小说

民国初年各类书信尺牍的出版一度高涨,而其中的艳情尺牍因其骈四俪六的绮艳文风尤为一时风尚,特别是以徐枕亚等人为代表的旧派小说家陆续发表的一些"创作型"、"代言体"书牍,在一笔操办往复书信的过程中,竟使其具有了小说的情节和架构,具有了类似于《玉梨魂》一派写情小说的特点。然而到底是此类艳情尺牍的创作和出版催生了《玉梨魂》一类兼具书信体特点的小说的出现,还是民初《玉梨魂》等写情小说的流行刺激了艳情尺牍的出版和流行呢?笔者通过比较明清以来言情小说的基本情况,认为尺牍在小说中的运用一直存在,民初艳情尺牍的出版和风行应该是源自于写情小说的影响。     

交通部与民初邮政基础设施建设述评

交通部对民国初年我国邮政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邮政局所建设方面,各邮局总数皆呈明显上升趋势,支局、邮政代办所和次要局所数目增加十分明显。第二,邮政线路规划方面,邮差线增长最快,航船线次之,铁路线即铁路里程数相对保持稳定。第三,邮政运具发展方面,车辆包括铁路邮用行车、邮用自行车,另有船舶及骡驼等形式,均有相当发展。总之,交通部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邮政事业的现代化。     

试论民国时期的邮政储蓄(1919-1937)

近代中国的邮政储蓄始办于1919年,1930年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在上海成立.此后,随着邮政储蓄体系的发展,邮政储蓄在民国经济金融中的地位及功能也不断发生着变化.本文拟从微观金融机构、中观金融市场组织及宏观金融变迁的角度对邮政储蓄在民国时期的发展演变展开论述,主要厘清邮政储蓄与近代金融业的关系.     

民国初期山西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近代以来,在天灾人祸的影响下,山西农村的人力资源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民国初期,山西省公署根据山西的实际情况,在禁烟和天足等方面采取了积极有力的措施,使山西农村的人力资源得到了一定的开发;同时在山西的垦荒造林、兴修水利和栽桑养蚕等事业中有效地利用了这些人力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山西农业经济的发展。     

民初崞县民间日常生活禁忌

民初崞县民间日常生活中的禁忌,包括服饰禁忌、饮食禁忌、居住禁忌和出行禁忌等类型。日常生活禁忌除表达"避凶趋吉"的愿望外,更具有标识角色、规范行为、维护健康、构建和谐与传播文化等诸种功能,对乡村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民初云南绅耆的社会地位与角色

民国建立,云南绅耆不仅没有边缘化,地位反而越居显要,无论在政坛还是地方社会中都充当重要角色,活动甚形活跃,绅耆通过重新分化组合,趋时应变,变化身份,保持了既往的权势地位,这一历史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辛亥革命虽完成了政治上的鼎革,社会鼎革似未出现,历史的延续性仍然很明显。     

民国武侠小说的泛滥与《武侠党会编》的误评误导

民国武侠小说绝大多数粗制滥造、品位不高,它的泛滥成灾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严重教训。《武侠党会编》一书的编者推崇民国武侠小说是对中国新文学读者的一种误导。今天,我们理当站在新的时代高度总结这一教训,对《武侠党会编》对民国武侠小说的误评误导作出理论上的批评和矫正,以开拓中国文学的新境界。     

民国时期唐继尧地方实力派与西南军政府的关系

民国初期云南地方与中央关系,其实质即唐继尧地方实力派与西南军政府之关系。以往由于简单地将唐继尧归为军阀一类,对其与孙中山处同一阵线进行的西南护法、对孙中山西南军政府的支持及相互关系等有关问题的研究显得不足。作者在文本及档案资料基础上,通过对该时期史料的重新梳理与进一步解读,希图更全面地揭示出当时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复杂与多面性特征。     

乱世中的稳健势力:民初广州的银钱业及其组织

民初是广州银钱业及其组织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关键时期 ,至 30年代初 ,其发展达于巅峰。由于新式银行的业务发展尚未成熟 ,故银钱业仍执广州商贸之牛耳。银业同业公会的成立与活动促进了本地域内金融资本家由分化走向整合 ,加之追求和平与有序 ,故成为近代乱世中之稳健因素 ,并在地方经济社会事务中经常发挥重要的作用     

清末民初冀中土地税契中的规范与不规范——以直隶任邱县为例

清末民初,社会动荡,政权更迭,民国政府为稳定统治,安定人心,初期冀中地区仍用宣统三年颁行的官契,契税税率依旧;后来随政局渐定,遂推出新契纸即买契,这样虽简化了形式,但漏洞颇多,在规范税契手续的同时也显现了诸多不规范,税率名减实增,故民间土地买卖不税契者日多,白契日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