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鹿素行“异端对策”成立的再检讨

山鹿素行认为,以佛教和天主教为代表的异端势力得以在近世日本大行其道的原因,是圣人之道受到了异端在意识形态(道德)和社会规范(风俗)双方面的挑战和侵蚀,所以“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暴力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山鹿素行从根本原因出发,提出了以道德风俗的画一化为主要内容的异端对策.而这样一种异端对策的成立是在素行受容了明代儒学者丘濬的异端批判思想的基础上得以完成的.     

试论朱舜水与胡安国的《春秋》观之异同

朱舜水的《春秋》观对《大日本史》编史意识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其《春秋》观又深受胡安国《春秋传》的影响。比较分析二人《春秋》观,对于《春秋》学史和《大日本史》史观的理解都很有价值。我们认为,二人的《春秋》观之间虽有渊源关系,但学术重点不同,学术风格各异。胡安国意在“尊王”之统绪,以谨始通贯他旨;朱舜水意在通过“尊王”之阶序,以虚君敬奉天命。胡安国的《春秋传》作为科举定本一直影响了元明清三朝,在政治上强化了“尊王”的论述;朱舜水指导编纂《大日本史》对德川日本的体制和儒学话语变迁都有所影响,其“虚君”问题一直延续到明治时期。二人在《春秋》观上的差别有身份、地域及历史境况的原因。胡安国的《春秋》观作为朱舜水《春秋》观的重要来源是需要加以说明的,但更重要的是揭示二人《春秋》观之“异”的《春秋》学意义。     

山鹿素行著作中的实用主义与民族主义关联

日本“古学派”(Kogakuha)鼻祖山鹿素行(Yamaga Sokou)的实用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集中体现在他的两部著作———《圣教要录》(Seikyoyoroku)和《中朝事实》(Tyutyojijitu)中。其思想流脉的倒叙特征,较早地呈显了日本人的“发展论”诉求和“华夷名分”逆转的“去中华”意识。它间接地催生了日本的实学事功派“徂徕学”和“国学神道”派“宣长学”,成为江户(Edo)时代整体思想流脉中的关键一环。     

日本武士道的演变及其理论化

武士道是日本封建时代武士阶级所特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其作为历史范畴,有一个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最初它只是以武士生活习惯为基础的行为准则。到了江户时代,山鹿素行等儒学家,以中国的儒学理论为指导,把儒学中的"道"作为哲学基础,构建了自镰仓时代以来一直都缺乏理论性的武士伦理,使传统的武士道发展成为理论化、系统化的士道,成为武士阶级的主要生活指导原理。     

韩柳孟子观之分歧及其思想史意义———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

韩愈、柳宗元围绕孟子“夷夏观”“义利观”“心性论”等思想展开论辩.韩愈高度赞扬孟子,认为他是“孔子之道”的正宗传承者,因此主张将其列入“道统”;柳宗元则极力贬低孟子,认为他违背“孔子之道”的真精神,因此反对将其列入“道统”.韩柳二人孟子观分歧的原因与实质在于二人对当时儒佛道三教关系及儒“道”内涵的不同理解.二人孟子观的分歧,是对“儒学是什么”这个中唐“时代之问”的不同回答,这一分歧在宋代产生响亮回声,对宋代儒学发展方向的选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学》：文本、思想史与当代视域——以“诚”、“明”为核心

历代对《大学》之“诚”“明”的解释,在思想史上有重要意义。而这些解释构成的阐释链虽有历时的变形,但将之与《中庸》作横向的比较,又可以发现其相对的一致性。《大学》文本的文献学问题,实际上可以归之于思想史的问题。而思想史的问题,往往与儒学的时代背景与命运紧密相关。《大学》的“诚”“明”比较鲜明地体现了心性儒学的特点。无论内圣是否能开出新外王,儒学的现代命运都值得当代人认真思考。     

庄子及庄周学派的孔子观——从“庄子”一书谈起

在《庄子》一书中,谈及孔子、孔子弟子,以及儒家仁义礼乐的地方,可说比比皆是,几乎每篇必具。由于《庄子》一书多“以寓言为广”,许多故事的确是作者编造出来的,无事实的根据。但是,我们不能因其无事实根据而忽略了它的理论意义和理论价值,它是研究庄学同孔孟儒学的思想分歧的主要依据和材料。《庄子》书中有如《渔父》、《盗跖》、《胠箧》等篇,专“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必然反映孔、庄在思想上的分歧,而书中也有许多“颂扬”孔子的地方,这应如何看待呢?其实《庄子》书中所称赞孔子的大都打上了庄学的印记。如“仲尼日:‘……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犹其有物也’”。(以下凡引《庄子》只注篇名)“仲尼日;‘自其异者视之,肝     

石田梅岩对儒学伦理的扬弃

石田梅岩被尊为“石门心学”的始祖。他的思想构成主要来源于儒学思想,但是他作为町人代表,在当时日本社会改革的背景下,并不是全盘地接收儒学思想,而是在儒学的思想上进行扬弃,提出“知心”、“知性”、“形即心”的思想理论,打破了“重本抑末”、“先义后利”、“重义轻利”为主旨的儒学伦理,构筑了独特的“商人道”思想。     

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深思──读王家骅著《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

东亚诸国的现代化中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即如何对待以儒学为代表的东方传统文化，儒学与现代化是势不两立，还是可以融合？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纷纷撰文探讨这一“世纪之谜”，作为“中华社科基金”研究项目的最终成果、王家骅教授所著的《儒家思想与日本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从历史的深处和理论的高度，对此谜给予了系统的解答，使人耳目一新，启迪良多。其主要之点是： 第一，选题重要、意义深远。日本是实现现代化最早的东方国家。早在一千多年前，儒家思想便传入日本，经过历代学者的吸收、消化，它已深深积淀在日…     

本居宣长对儒学思想的否定

本居宣长是日本复古国学的集大成者,在日本被誉为江户时期四大国学名人之一.他以“完全摆脱中国思想”为治学目标,极力排斥儒学思想.其一,探求“古道”,否定儒学思想.本居宣长通过日本的古文辞学,根据日本的古典著作阐述“古道”,认为儒家思想和佛教曲解和遮蔽了日本“古道”的真意,试图摈弃儒家思想和佛教.其二,推崇“神”,否定儒学思想.本居宣长否定中国儒学中重视天命、轻视“神”的思想,推崇“神”,割裂儒学与日本神道的关系,并且在日本哲学史上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其三,提倡日本精神,排斥儒学思想.本居宣长主张通过古神话、古传说了解日本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探求日本精神的文化的本质和源泉.他推崇的日本至上优位论,以及日本精神,被后来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所利用,成为军国主义者向外扩张的理论来源,给亚洲人民造成了灾难和无尽的伤痛.     

儒家的人本主义性别观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导致对儒家文化的误读,儒家文化被贴上性别歧视的标签,但儒家文化并非是性别歧视主义的。在性别问题上,儒家坚持的是一种人本主义的性别观,儒家不是抽象地谈论性别关系,而是着眼于具体的性别角色,儒家的“礼”为每个性别角色规定了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并且规定了不同角色和不同性别的人之间互动所遵循的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道原则和“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恕道原则。     

理学史公案《朱子晚年定论》平议

儒学发展到北宋出现新的变化。新儒学者们探求儒学经典义理,发现真正的儒家之道,当时称新儒学为“道学”。南宋中期道学分为两派,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在“遵德性”与“道问学”的治学途径方面发生分歧,致有“朱陆异同”之争。明代中期王阳明发挥心学,创立“致良知”之说,学术界再次发生理学与心学之争。王阳明为平息与调和争论,认为朱熹于晚年对其曾从事的传注训释的治学方法感到悔悟,同于心学之旨,亦合于“致良知”之说,遂编著《朱子晚年定论》。此论虽受到学术界的批评,却有助于阳明学之盛行。然而朱熹与友人的书简中偶有表示于“尊德性”工夫的欠缺,但这属偶然自谦之辞,在其去世前数年犹致力于儒家经典和其他典籍的训释考证,并不存在悔悟之事。《朱子晚年定论》在事实上不能成立,而借此欲调和或会通“朱陆”与“朱王”则属于主观的勉强牵合,于学理上也是难以成立的。     

沈光文与儒家文化精神

被誉为“台湾孔子”“台湾文化初祖”的沈光文对台湾儒学的奠基与儒家文化精神的传承做出了卓越贡献。沈光文毕生坚守夷齐之节,彰显了以儒家忠义观念为底蕴的遗民忠义精神。作为明末最早入台并在台湾少数民族中推行汉文与儒学教育的士大夫,沈光文堪称台湾儒学最早的传播者与启蒙者。沈光文身为遗民而“不废当世之务”,体现了仁民爱物的儒者胸怀与儒家“三不朽”的价值追求,无愧为儒家文化精神的践履者与传承者。     

新诂与重建:康有为"新经学"的特征与意义

康有为认为,西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之观念等中国古已有之,只是由于荀学之拘陋、刘歆之伪谬,未能使其延续。因此,在其整个的经学诠解中,他尽可能地将西方民主思想与儒家学说结合在一起,力图将西方政治思想引入经学文本之中。康有为这一“移花接木”的做法,无疑为西方政治学说蒙上了一层儒学的外衣。但实际上康有为并不是要“西化儒学”,而是要“儒化西学”。这种西学的“儒化”诠释方式虽造成了诸多牵强附会之误,但在全球化的今天来看,不仅有助于释放研究者的主体精神,而且也囊括了文本之外更广阔的意义世界。      

"儒者气象"——宋代理学视野下的诸葛亮形象及其思考

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给予诸葛亮极大认同,誉其具"儒者气象".在程朱理学看来,诸葛亮的"儒者气象"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审去就、知义利、效忠贞、行王政、为王佐、安天命;指出诸葛亮具"儒者气象"的原因是个人"天资甚美",不足在于"学术甚杂","习申韩之术",程、朱在治国、修身上亦受诸葛亮影响;诸葛亮具"儒者气象"带给我们的思考有:其"儒者气象"实为东汉儒家文化教化之结果,故儒学未来发展当回归教化之路;儒、法关系在一定程度可相互融通;当今吏治亟须强化官员的道德自律.     

梁漱溟的“以道德代宗教”思想研究

梁漱溟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以道德代宗教”。儒家主要通过伦理名分和礼乐揖让代替宗教的功能,伦理礼乐具有情感安慰、意志勖勉的作用,通过情感扩展和情感的客观化、制度化,实现“以道德代宗教”。梁氏沿袭儒家重情主义的路线,与西方休谟的经验论情感主义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梁氏不仅注重情感经验,而且强调人类理性的重要性,主张即情即理、合情合理。在他看来,在约束的强度上,宗教具有更强大的力量;在适用的广度和纯度上,儒家道德则超过宗教。梁漱溟关于儒家与宗教关系的研究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阳明后学“无善无恶”说对晚明学术范型的影响

为研究晚明“无善无恶”说之于是时学术范型的影响问题,以王龙溪、李贽、黄道周等的思想为中心进行阐释。研究认为,李贽通过“童心说”传承王龙溪的“无善无恶”思想,试图寻找具有本体意味的天理良知;黄道周等掀起回归儒家经典的学术运动,提出儒学重建在于由理学、心学向经学的过渡与转型,将经学的过渡与理学打通,贯通其中的“无善无恶”说成为晚明学术新范型——理学向经学转向的先导动因。     

方孝孺“志于道”思想探析

方孝孺自幼研读儒学经典,明初政治严峻,其父亲遭遇牢狱之灾,由此激发了方孝孺强烈的“立法”意愿。他藉建文帝给予的为帝师机会积极地为“君臣”关系立法,弘扬“立法”精神。方孝孺认为君主要有度量容得下才华横溢的士大夫,并具体化了朱熹的“格物”思想以便士人更好地提升自我。朱棣取代建文帝而登基,方孝孺用自己的生命去坚守儒家的仁道精神,去捍卫应有的君臣法度。     

牟宗三判定朱熹别子为宗标准的疏解与反思

在儒家系统内部,牟宗三判定朱熹的思想系统是别子为宗。牟宗三认为朱熹将道德的最高本体体会为“只存有不活动”,在功夫上强调格物致知的顺取,是儒家发展的转向和歧出。这种判定活动深化了朱子学研究,但是这种判定标准割裂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的一贯性。     

章学诚“六经皆史”与阳明“五经皆史”之关系探究——兼论礼制儒学与心性儒学

Zhang Xue-cheng’s theory that “six Confucian classics are all historical works” was based on his theory of Dao which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levels: the Dao of producing everything, the Dao of managing things as indicated by Zhou Gong, and the Dao of Confucius as recorded in the classics. Zhang Xue-cheng preferred to the Dao at the second level. His theory that “six Confucian classics are all historical works” is the backtracking of the Dao of third level to the Dao of second level. Zhang Xue-cheng’s theory that “six Confucian classics are all historical works” is different from Wang Yang-ming’s theory that “five Confucian classics are all historical works”. Zhang Xue-cheng is the successor of Zhu xi but not of Wang Yang-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