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文论选（1949—2000）》

相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整理与出版的成绩而言,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的整理与出版显得步履蹒跚。这种情形很可能是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当代性”有关的,这一时期的文学在“当代人”的视野中还够不上“过去”,因而也就难以唤起人们的“修史”激情。另一种相关的可能性是     

沉潜考索之功，理性思辨之作——评赵逵夫先生主编《先秦文学编年史》

由赵逵夫先生主撰，贾海生、韩高年、裴登峰诸先生共同编撰的《先秦文学编年史》，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的先秦文学编年史著作。其学术价值建立在对原始资料大规模的挖掘、整理、钩沉和辑佚的基础上，博采新论，辨惑释疑，廓清事实，辨明真伪。作为文学编年史，其具有“史”的特征，试图在时问的点上，来寻求各种史料的相关意义。而作为文学史的另一种书写形式，其借助以年纪事的方式和体例，在丰富的史料中呈现出文学史的基本线索，凸显出文学事实本身的客观性和权威性。这是一部开拓与开创兼备、创新与总结并举的著作，是一部填补先秦文学编年史空白而又集先秦文学研究之大成的著作。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发展历程与学科属性

自从1985年学界提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倡议以来,以实际行动响应者络绎不绝,但也存在比较明显的理论贫乏。建构现代文学史料学自身的理论体系、话语模式、评价标准,确认其学科属性,真正从"史料"走向"史料学",成为当下紧迫而具体的任务。现代文学史料学具有超学科性,体现为"现代文学"含义与史料学融合、研究方法多学科性、"边际性"与"开放性"交叉及与电子数字化技术密切相关等特征。现代文学史料学亟待于在现代文学文献学、古代文学史料学、当代文学史料学之间进行互动和打通。只有既注重学科性,又充分肯定超学科性,才能使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学科定位得到统一,理论得到发展,实践得到深化加强,从而促进现代文学研究及其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构。     

重新解读被当代文学史书写遗忘的名家精品——郭澄清现象论

郭澄清以自成一家、成就卓越的短篇小说和史诗性的《大刀记》而跻身中国当代文学著名作家行列。但是由于所谓“文革文学空白论”、重写文学史反而对郭澄清产生了某种遮蔽与误读，这就是“郭澄清现象”。通过对郭澄清小说的解读，可以发现其对中国当代小说史的独特贡献，认识“郭澄清现象”的文学史价值，恢复其历史的本真面貌。     

杨贵妃籍贯系广西容县考

本文就我国古典“四大美人”中，唯唐明皇杨贵妃的籍贯历来见仁见智的问题症结所在，不囿于正史上记载的定势，甚至以逆“定势”的思维，钩沉于史海中鲜为人知的有关杨贵妃的“碑记”，以及从里居、遗址、传闻诸方面加以考察，期间又在志书与别的典籍里撷英，进行了历史而客观的探讨。观点鲜明，史实丰富，论述缜密，不失为“一家之言”。这虽非为历史上宏旨之事，却有助于史料更翔实，且也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杨贵妃这个历史人物。     

方法·成绩·意义——“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研究概观

自2005年以来,＂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研究逐渐成为一种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新型学术思潮。＂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研究以知识考古学和文学社会学作为研究方法,强调文学＂周边＂语境对文学的控制,历史化地、＂有距离地＂研究1980年代的种种文学问题。这一学术思潮重新清理了1980年代的重要文学事件以及相关文学史叙述,重读1980年代的重要文本,使得那些曾经是不证自明的观念呈现出一种＂陌生化＂的新面貌。＂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研究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带来了一场重大变革,它必将催生出一种全新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现代性视角 全景式关照 创新性追求——略论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在新时期以来30多年的教学和教材编撰的经验及科学研究成果积累的基础上完成的一部具有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总结性的教科书和研究专著。它以现代性为选取史料、描述历史和理论阐述的基本价值参照,对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进行了全景式的扫描,在史料的发掘、新的研究成果的吸收和理论观点的创新等方面均有突出贡献,尽管由于编写者的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学术研究的态度使其作为本、专科学生的教材而显得偏难或不适用,但其对整个现当代文学学科总结性的把握和丰厚的学术原创性带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上的重要突破。     

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必须以史料为基础。史料的新发现,特别是地下文物史料的发现,丰富、拓展了文学史料,能够修正、补充甚至改变以前研究的结论,影响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导致新的学科的形成,有助于文学史料的训诂。文学史料是文学史研究的基础,但不能把文学史料同文学史研究等同起来。历史的真相很难保存。现存的史料同历史实际相比,是局部的、片断的,存在着固有的偏向。人们在研究文学史时,不会停止在史料上,主观的介入是自然的,是不可避免的。史料是有限的,人们对史料的认识是无限的。某些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出现和运用,往往能直接影响对某些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在文学史研究中,我们应当承认和重视研究者主观的作用,正确地体悟分析和评价史料,同史料本身有同构性和统一性。不以史料为基础,就会轻易地陷入意图哲学和相对主义。     

走近与走进:两种文学史论的描述研究

意识形态的文学史论与文学对话的文学史论是本世纪50年代至今,我国文学史界影响最大的两种文学史研究的观念论和方法论。意识形态的文学史论将文学史的目的设立为对文学规律的揭示,力求运用主体认知功能,通过认识活动建构文学史,认识论方法和社会学方法是其主要的方法论构成。文化对话的文学史论则将文学史建构视为当代文学经验与文学史实的对话,追求在直觉、领悟和阐释的个体语境中显现文学规律,视文学史研究为在文化学方法的运作下,传达当代文化价值与文学经验的表意活动。两种文学史论各具有历史存在的合理性,同时又存在着重大缺陷。对它们的反思与扬弃将可能使我们产生新的文学史论。     

唯物辩证法对西方科学合理性理论的超越

科学的证实主义、证伪主义以及舍弃证实与证伪方法的非理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各流派都面临着两难困境,主要是由于科学哲学家选择科学合理性解释模式的单一化造成的。用辩证观点来理解证实和证伪、历史和逻辑、价值和理性之间的互补互斥的多元关系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可以实现对西方科学合理性理论的超越。     

经世以为学,创新以求是——黎虎先生史学研究述评

黎虎先生从事史学研究60余年,一直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学术成就卓著。综观黎先生史学研究,“独立思考,推陈出新”为其治学思想,“经世以为学,创新以求是”为其研究原则。黎虎先生不仅开创了“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这一新学科,还结合走马楼三国吴简等新史料,对魏晋南北朝“吏户”“吏民”等问题进行重新诠释,构建起“吏民”问题研究的全新学术体系。黎虎先生非常重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有机结合,在其研究中完美地诠释了“二重证据法”,从而在史料的运用上为我们树立了典范。     

近代解读黄宗羲思想的法学视角

近代学者以法治、宪法、法理、法史为视角描述和分析了黄宗羲思想的法学意义。通过回顾与整理这些文献,可知当下反思黄宗羲现代法学形象需做到三点:一是在研究中应谨慎运用现代法学概念,二是应尽可能地还原思想的历史原貌,三是应提炼符合中国传统思想特征的理论框架。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刻画黄宗羲的中国法律思想史形象,并为构建“法的中国性”提供理论给养。     

从中国古代文论的学科初创反思其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只有目录学的意义,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科门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产生得益于西方科学思想和20世纪初期的“整理国故”运动,它是中西文化濡涵的结果,因此,学科必须坚持中西两个维度。中国古代文论衍生于中国大文化的土壤,郭绍虞等学科奠基者从繁浩的经、史、文中梳理文论的脉络,而尔后的大学学科建制使得这门学科研究日益封闭于纯文学领域。要想实现转换,我们有必要恢复“大文论”的传统,从文史哲的整体中进行研究,还原学科的真实面目,避免古代文论与传统文化的脱节。中国古代文论体现了民族的思维方式,在治学方法上,郭绍虞等人“各照隅隙”的治学方法在当代仍然值得借鉴。     

谭嗣同的史学思想

作为戊戌变法时期富于哲学气质的思想家,谭嗣同力图糅合古今中外的思想学术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史学思想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进化论的历史哲学、唯意志论的历史动力论和“民史”思想构成了谭嗣同史学思想的主要面貌,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试论“寻根文学”的发生与1980年代的知识场域

在当代文学史上,“寻根文学”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有重要的文学史和思想史的意义。本文以知识社会学的方式,勾勒了1980年代“文化寻根”前后的知识谱系和历史语境,并试图把问题历史化,在“清理”中寻求“寻根”的“自我批判”,在历史反思和批判中,考量“寻根”的历史轮廓和意识形态诉求的复杂性。本文要讨论的重要问题是：在1980年代复杂的历史场域中,“寻根文学”是如何发生的？它的历史出场携带着怎样的问题史？这些问题对当下文学、文化、思想有怎样的启示或借鉴意义？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下中国文学史之结构

中国文学的“显在的样式”包括各民族文学不同的表达形式、语种、文学样式、不同的传播介质。中国文学的多民族特征表现出“独享”向“群体共享”的发展趋向和复杂的“独享”、“群体共享”与“部分共享”并存的多重特性。中国文学的“隐性式样”则是制约和影响中国文学精神形成与文学发展历史轨迹的各民族复杂的文化形态和关系。传统文学史写作中线性的历史时序,忽视了共时性的历史空间各民族文学间的影响和融通。文化、语种、文学形态的多样性以及不同民族文学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融并整体推进的特征,是中国文学史结构中四个基本要素。     

现代文学研究的史论关系的再认识

20世纪在思想上是一个重主观轻客观、重主体轻客体的时代 ,这样的背景决定了在学术研究中产生忽视史料的弊病 ,只有社会环境的改变才可能在整体上改变这种状况。学术工作存在“我思故史在”和“史在促我思”两条路线 ,这两条路线都一样重要。“论从史出”的关键是“出论”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未能出论 ,是它的更大的弱点。     

坚持用唯物史观批判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观问题是影响人们能否正确认识与借鉴历史经验的重要问题,是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内容。唯物史观作为指导无产阶级认识历史、探索历史发展规律的根本观点和方法论,它是唯一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历史研究方法。当前,我们对历史虚无主义以学术研究的名义企图动摇唯物史观的科学地位,颠覆、改写人民创造历史的企图必须予以彻底揭露,而只有运用唯物史观对历史虚无主义展开批判,才能在理论上彻底揭露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实质及其虚伪性、误导性和强烈的政治诉求,为巩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健康而正常地发展服务。历史虚无主义以“反思历史”“重新解读历史”为名否定中华文明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否定中国近代以来一切革命尤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历史,否定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带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倾向;它宣扬资本主宰决定一切——一切都要服从服务于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资本逻辑”,否定革命,推崇改良,宣扬抽象人性论和极端个人主义,是地道的唯心史观,归根到底它是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     

从胡风现象反思中国现代文化精英的历史悲剧简

胡风问题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乃至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文化现象,是现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悲剧。对胡风现象的历史反思仍徘徊不前。导致胡风悲剧命运的“主观战斗精神”是胡风的现代文化性格和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包含世界观、人生态度、文学创作方法三个层次的意义,主要是当时历史背景下左翼内部文化思想斗争的产物。在新文学的历史任务、接受世界先进文化、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等问题上,胡风文艺思想与左翼主导思想存在一系列分歧,自身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他的主要缺点和错误,不是右倾而是左倾。从传统文化心理的自我束缚中解放出来,疗救“精神奴役的创伤”,锻炼独立、健全和理想的人格,是胡风现象给后人的最深刻的启示。     

大历史的转折——60年前的北平“零和博弈”和谈

以七集电视连续剧《北平和谈》为影视分析对象,从博弈论的角度展现60年前北平和谈的那一幕大历史转折,这是一次"不许讨价还价"的和谈,也是最后的机会,但根本无法进行调和折中。《北平和谈》瞩目于和谈双方两个阵营中人物的情感世界,调动各种艺术表现手段,对历史史实作了相当情感化的处理。历史当然不能假设,但是,把合作性博弈的愿望转变为合作性博弈的行动,零和博弈负结局不是不可能实现的,或许中国近现代史也可以被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