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从东亚佛教视角看知礼与源信的天台佛学问答

从日僧源信与宋僧知礼关于天台教义的二十七条问答中可以看出,源信对天台教典有细致钻研,但由于汉语非其母语,有过于拘泥文字的缺陷。知礼主张在解读典籍时取融会贯通之道,反映出中国佛教学者的一贯诠释立场。源信尤其重视成佛的修行问题,对天台教义的把握侧重解脱论层面,对佛、净土、《起信论》问题也有所关注,体现出日僧对净土的信仰与对《起信论》的重视,亦可见知礼在根本教义层面对天台教义与《起信论》的融通诠释,反映出北宋初期中日天台宗发展轨迹的异同及其互动。     

从天台到四明:五代宋初天台宗传法中心的转移

天台宗自创立起即主要弘传于社会相对安定的江浙一带,尤以天台一带为中心。唐朝中后期的社会动荡给天台宗造成极大冲击,至钱氏建国,天台宗在天台一带的弘传方在义寂努力下再度中兴,与此同时,得法于义寂的义通至四明弘传天台教法,使四明成为继天台之后的又一传法中心。本文从义寂、义通、宗昱、遵式四者的关系出发,对天台宗传法中心从天台向四明转移的情况进行了考察。     

高丽谛观与吴越佛教天台宗

高丽谛观在中国天台宗急需散失的教籍来寻求自身发展的情况下,应吴越王之请,高丽王之派遣而携带天台教籍来华。谛观入宋,一方面其所带来的教籍填补了中国天台宗所缺失的教籍,从而使中国天台宗得以复兴;另一方面,谛观又据智顗的《华经玄义》著述了《天台四教仪》,为天台宗僧提供了宗派入门书。可以说,谛观为吴越与高丽之间的佛教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论佛教的中国化与佛教制度的中国化

中国佛教的制度建设往往具有滞后性与非系统性。滞后性与非系统性的结果最终只能指向“中国化”向度。在这一制度中国化的过程中 ,东晋的道安、庐山慧远及南山律宗创始人道宣、禅宗的百丈怀海、天台宗知礼和遵式等等 ,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在佛教仍然能够保持其主流文化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之时 ,佛教制度的中国化革新仍然能够遵循在“契理契机”前提下的“与时俱进”。而在元代之后 ,随着中国佛教逐渐“边缘化”与“民间化” ,中国佛教制度便同时背离了“契理契机”与“与时俱进”的原则 ,佛教无论在教义方面 ,还是在各种制度方面 ,都停滞不前了     

隋唐时期佛教诸宗派在福建的传布初探

隋唐时期佛教诸宗派在福建的传布初探王荣国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发展成熟，其主要标志是形成了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慈恩宗、净土宗、律宗、禅宗和密宗等中国式的佛教宗派。由于隋唐统治者的倡导与扶持，佛教各宗派在全国各地流行。本文要探讨的是，这些宗派在福建的传...     

鉴真对日本佛教文化的影响

鉴真对日本佛教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日本佛教建立了严格的授戒制度，使其走上了有序发展的轨道；二是创造了日本律宗的祖庭——唐招提寺；三是为天台宗、密宗在日本的兴盛奠定了基础。至于作为律学大师的鉴真，为什么会与天台宗。密家发生关系？文章提出了新看法。认为传律授戒是律学师傅的宗教义务，其服务的对象是整个佛教界，并不局限于一宗一派。因而律宗很难算得上独立的佛教宗派。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考证，认为鉴真应属天台宗信徒，但他又能根据客观需要，在实践中吸收密宗的某些仪轨。     

义天在宋丽佛教交流中的贡献

义天是高丽文宗王第四子,1085年入宋求法。入宋后遍参高僧大德．研究佛教各派思想,游学14个月后返国。他在宋丽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一是入宋时带来大量华严典籍,后与其师净源深入探讨华严学,回国时把华严经论3000余卷带到高丽,后宣讲《华严经》十余遍,为宋丽华严学的复兴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在高丽弘扬天台教学,创立海东天台宗。三是继中国历代所著经录之后,编成《新编诸宗教藏总录》,依此刊刻诸宗疏抄。四是圆融诸宗．会通三教,促进了宋丽佛教思想的发展。五是提出出世与入世统一的主张,对中韩近现代佛教有积极影响。     

天台宗教育思想浅说

佛教教育的成熟是以宗派的出现为标志，天台宗因创建最早，又有其独特之处。大乘佛教教育认为“人人能成佛”是佛教徒修行的根本目的。天台宗充分肯定人人有佛性，佛性具善恶，更提出“无情有性”的命题，为“人人能成佛”的教育宗旨提供了理论依据，指明教学、修习的原则为止、观并重，不可偏废，形成“五时八教”为代表的教育方法。佛教教育乃中国教育思想史中的一部分，深入，细致探究佛教教育思想，有待来者。     

浅析放生习俗变异的现象及其原因--以四川康定为例

放生原本是从宗教中演化而来的，经过长时期的发展演变最终成为集宗教和经济为一体的民俗文化。但是按正真的佛教教义上来说，这就是一个矛盾体，在佛法中视放生是一种即慈悲又智慧的菩萨行为，但实际上放生因为欠缺慈悲与智慧，不仅正在偏离佛法，又没能形成世俗层面上的规范，从广义上看，其变异成为了一种愚痴的迷信活动。所以本人试图结合佛法来谈四川康定一带放生中典型的变异现象，并力求阐释放生的本来面目。     

释智圆《闲居编》跋

释智圆（９７６—１０２２）是北宋初年佛教天台宗的杰出代表人物，《佛祖统记》、《历代佛祖通载》均有传。释智圆居于杭州西湖孤山玛瑙院，所著孤山《闲居编》五十一卷，续藏经中收录。据书首吴遵路的书序，是书于乾兴元年（１０２２）正月编次成功，释智圆亦于是年故去...     

民俗纪原三题

放生、惜字纸、中药 ,是雅俗兼有的三种民俗现象 ,也是中国民间文化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对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具有特别重要的认识价值     

佛教对中古论说文的沾溉与影响

本文旨在探讨佛学经论对中古论说文的辐射与影响,以支遁、僧肇、刘勰的作品为分析对象,揭示了佛教影响论说文体的途径与方法,三人作品代表了中古论说文的最高成就,分别以“支理”、“肇论”、“文心”来指代.佛教对论说文的影响,在“支理”体现为：标新立异的耸听效果,论注参体的形式选择和条分缕析的论说方式;在“肇论”表现为：论序共纪的形式创新,“假致疑难”的论证方式以及华实相扶的语言追求;而“文心”则集中表现为“以兼为主”的论文观.具体来说,《文心雕龙》做到了辨体上论与说的统一、形式上理与辞的统一、创作上“弥纶群言”与“研精一理”的统一.     

从超脱到内醒:唐中后期文人的狂禅心态

唐中后期文人狂放、超脱的个性,虽然常常出现在诗文书写之中,但由于佛教南宗禅的广泛传播,往往被后世研究者归因为信仰的影响,其中儒家传统的出世观念,则常常被所谓的禅理遮薮。文章通过对这一时期文人狂禅行为特征的剖析,发现文人的超脱只是建构在人世遭遇与个人信仰交点之上的外在处世方式,当这种超脱投影到社会价值观念转型之时,则更多地彰显着士大夫文人即时的功利视角,而天命至上的伦理观业已消弭在信仰与现实之间。     

“天竺之路”与“天台之路”：中国佛教的抉择——兼谈玄奘在中国佛教中地位

作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两位伟大僧人,玄奘和智顗分别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佛教道路,其中玄奘走的是＂天竺之路＂,他远赴印度取经学习并最终成为印度佛教唯识学专家和佛经翻译家,而智顗走的则是＂天台之路＂,他来到天台山隐修以寻求适合中国人的佛教解脱法门并最终创立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宗。与玄奘只是照搬印度佛学而毫无创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智顗表现出了佛学上的巨大创造力,开启了中国佛教创造自身中国化模式的大幕。中国佛教正是在选择智顗模式而抛弃玄奘模式的基础上逐步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并发展壮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玄奘对于中国佛教的重要性还远不如智顗,尽管玄奘比智顗更具知名度。     

论严修与直隶教育近代化

严修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其教育主张及教育实践极大促进了直隶教育的近代化。他提出了改革进而废除科举制的主张,这为直隶教育向近代化方向迈进清除了最大的障碍;在学部主政期间他创立新的教育体制,为直隶教育近代化奠定了制度基础;此外,他兴办了各级各类的新式学堂,形成了直隶近代教育体系的雏形。     

佛禅思想与梁实秋散文创作

审视梁实秋的经历,不难发现梁实秋深受佛禅思想的一些影响。他不时用佛教眼光看待人间世事,一些散文内容呈现出"随缘任运"的达观态度、慈悲为怀的宽厚心性及勤勉精进的上取心。散文创作风格也以其精简雅致的语言文字和适意恬淡的艺术风格永久散发着醉人的沁香与魅力。当然,他对佛禅的敬仰仅止于顿悟的修行和道德的推崇。他对佛教轮回、斩断爱根等宗教性质还是心存置疑的。     

明代南直隶各县举人地理分布的考察

明代南直隶大致包括今天的江苏省、安徽省和上海市,其举人人数在有明一代各大政区中人数最多。通过辑录和考订相关文献,获得明代南直隶举人的籍贯信息。对举人籍贯按县和散州进行统计后发现,明代南直隶举人分布集中,主要分布于华亭、武进、常熟、长洲等县,这也是南直隶各府的府治和一些在地理、文化方面较为重要的县,在举人分布上具有较强优势。因明代南直隶是首都、陪都的所在,这种钩沉、考核一定程度上能从一个侧面看出明代科举分布的一些真实情形。     

佛禅之石与绘画之玉——论佛禅思想对张大千绘画创作的影响

从张大千一世佛缘看,禅宗思想在张大千绘画创作中具有明显的导向性作用,其绘画内容、绘画形式、绘画理念和创作机缘、绘画创作的升华等方面都被深刻地打上禅学精神的印记,张大千思想意识中＂佛禅之石＂成就了其彪炳史册的＂绘画之玉＂。     

指归宗教的英雄气息与自由精神--《西游记》的主题倾向及其佛教文化渊源辨析之一

主张“断尽烦恼,解脱成佛”的修行观念,是佛学的核心,是对古代小说创作(尤其是宗教题材小说的创作)影响至深的一环。本文以佛教“修行”观念影响《西游记》主题倾向发端,从英雄、自由两大母题入手,运用比较和分析的方法,对《西游记>的佛教文化渊源进行研究,揭示《西游记》世俗思想与佛教“修行”观念之间的隐秘关联,论证二者之间的相容性特征,以及以往学者对此问题产生误读的历史与文化根源。     

《马可讲义》: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立与融合

《马可讲义》是德籍传教士花之安为了向影响中国社会的官绅和文人学者传播基督教思想而写成的,但《马可讲义》对于中国文化核心问题的批判和评价的确值得我们借鉴。本文通过对花之安在《马可讲义》中对于中西文化所进行的以儒释耶、耶儒互释、耶佛道墨关系等的分析,认为花之安的传教动力驱使他深入地研读中国文化,从而使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在一些根本的理解上虽有对抗但最终达成了融和,《马可讲义》是花之安"孔子加耶稣"思想的躬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