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格物”“致知”说分疏——以《传习录》为中心

王阳明从自身的生命体验出发,其对“格物致知”说的阐释颇具革命性,不仅突破了程朱理学的解释框架,而且因此发扬和深化了心学一途的学思脉络。与朱子相比,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训释的反动体现在：将朱子训物为客观物质实体与人类道德行为二义窄化为道德事为,物成了心之物,并且相应地穷理被局限于体认天理或良知,即格心。与此同时,所谓致知,仅仅变成了克除私欲,发明本心或使天理流行充塞,最终导致了贯通心与物、心与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王阳明与朱子学说分道扬镳,但也因此以简易直接的方式宣告了自己心学理论的特色,并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     

论李顒学术思想的王学特征

李(禺页)吸收了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以“致良知” 为本体,并以朱子“主敬穷理存养去欲”的工夫对其加以补救,但他所谓的朱子的工夫从一定意义上讲是王学化了的。在以“致良知” 为本的基础上,李(禺页)提出了“悔过自新”说,更进一步体现了其以王学为本的思想特征。     

试论丁若镛的天理人欲思想

丁若镛是朝鲜实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学思想具有“反朱子学”、“脱性理学”的特性。他认为朱子的人欲观是消极的,天理、人欲具有二元论价值体系,主张人欲是人所固有的要素,而且是支配人类行为的原动力。朱子与茶山在天理人欲观点上的不同,究其根源就在于他们对人性看法上的不同,即朱子主张“性即理”,而丁若镛主张“性嗜好”。     

何心隐人欲观论析——兼及中晚明人欲观之流变

中明时期,王阳明及王门诸子对人欲的态度,大致可分为两种倾向:一是着眼于人的本质属性,认为至善的良知本来"无欲";二是扩大"天理"的外延,使之涵盖"人欲".何心隐较为全面地探讨人欲问题,从正面肯定了人欲,并提出"寡欲"和"育欲",主张对人欲进行引导,以维系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李贽又继承并发展了何心隐的人欲思想,提出"各遂其千万人之欲",从而对晚明人欲思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道德主体性视域里的王阳明“良知”学说

王阳明心学中的“良知”学说是整个学问的核心,体现了整个阳明心学的深刻内涵。良知体现了王阳明对于人的终极意义的探求,已经摆脱了仅仅关注外在“天理”的阶段,开始注意到了理在融入人心之后所产生的道德上的力量。我们认为,阳明心学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学问,它关注的重点在“人”,实现了人的道德性存在的意义。良知,是主体自觉的道德意识,是社会的客观道德义务,经过道德规范从他律转化为自律的结果,是道德主体以内心的道德法则对自我的行为进行自控的能力。强调良知的作用,就意味着强调道德自律,强调道德现象中的主体地位,所以说,“良知说”是主体性哲学在伦理学领域的集中表现。     

归太虚而成圣人——大盐中斋的太虚境界探析

大盐中斋在思想学术上以阳明学为立足点,兼收程朱,其思想以＂太虚＂为核心,归太虚就是要遵从天地万物之理,成就圣人境界。要归太虚,必须致良知;而良知为气质所拘束,只有变化气质,消除气拘物蔽,达观生死,才能使心复归太虚本体,真正达到致良知;与致良知相对而言,去虚伪也是归太虚的一个方法,即祛除人欲虚妄以显现灵明良知。     

试论阳明“吾之心与晦庵之心未尝异也”

阳明学与朱子学无疑是有巨大差别的,但是阳明也明确说过"吾之心与晦暗之心未尝异"这样的话。本文试图从围绕阳明选编《朱子晚年定论》的是是非非以及两人在"存天理、灭人欲"问题上的认识,来论述阳明这句话的所指,以此阐明阳明学与朱子学除了相异的面向以外其思想观念一致的某些方面。     

走向自由乐感境界的“圣人”:阳明心学的审美之维

王阳明在反思“天理”给人带来的紧张对立基础上,建构起以“心”为本体、本源的心学理论体系。阳明心学旨在倡导人们在心上做工夫,存天理,去人欲,实现人生境界的提升,最终成为“圣人”。在王阳明看来,圣人是人欲尽除、良知昭然之人,圣人爱无等差、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圣人境界指向审美境界。当人进入了审美的圣人之境中,“良知”复得,与物一体,与物无对,心中毫无贵贱之分、得失之计较,人由有限进入无限,“乐”油然生于内心,而此“乐”乃超越七情的精神之乐、自得之乐,所以作为审美境界的“圣人”同时又是一种自由的乐感之境。阳明心学以成“圣”为指归,不仅揭示出中华美学具有人生美学的特质,还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引导人们超越种种束缚、强制而走向无限、自由,感受超越的精神之乐。     

从“格物”、“诚意”到“致知”——王阳明的《大学》诠释与“致良知”的提出

对于《大学》的诠释重点,王阳明从"格物"出发,经历了从"诚意"到"致知"的转移过程,它蕴涵着"致良知"提出的内在逻辑。一心求道的王阳明,早年困惑于"格物",因为朱子"格物"夹杂的知识诉求之方式达不到终极之道;龙场悟道后的阳明重视"诚意",以"意"涉"物"、训"物"为"事",将"物"明确为人的生存情境而非客观之物,对应之"理"则为德性形态的是非之理,"格物"被纯化为通过德性涵养达到心体的绝对自明而占有终极之道;宁藩之变后的阳明提出"致(良)知",则德性涵养过程中的是非标准被明确澄清,对朱子"格物致知"理论的彻底改造也得以完成。     

为善何以难？——宋明理学中的“道德意志”问题及其他

朱子理学主要是以关于天理的“真知”作为增强人道德意志从而行善去恶的保障,王阳明的良知学则主要是以人人本有、人人自信自知的良知作为增强人道德意志的保障,而罗近溪及晚明的很多儒者则有着以外在超越的、有人格意志的上帝或天公作为增强人道德意志保障的倾向.宋明理学家怀抱现实之关切,对道德意志问题的思考逐层转进,从理论上穷尽了如何解决这一道德哲学议题的各个维度,体现出了相当的思想深度.     

论心学对“良知自由”传统的复兴与发展

中国的自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式的良知自由。良知自由富于伦理意义而对政治自由缺少自觉意识。明朝中叶兴起的阳明心学对程朱理学构成了一种反动,在道德主体的觉醒意义上复兴了传统的良知自由思想。之后,李贽追问了私人利益与公共道德之间的关系,他一方面将政治事务从僵化的儒家伦理评判中解脱出来,肯定政治统一与秩序稳定的首要价值;另一方面批判简单执一的良知标准,承认个人合理的私利欲求和不同主体的多元价值追求,继承并发展了阳明心学的良知自由思想,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现代自由的思想因素。     

朱子学的自我批判、更新与朱陆合流——以吴澄中庸学为中心

朱子学在后世传衍中逐渐显出异化为记诵口耳之学的一面,元代吴澄传承晚宋以来勉斋学派的批判创新精神,对朱子思想加以修正,彰显了潜伏已久的朱陆合流之思潮。以《中庸》诠释为例,草庐批评《中庸章句》过于精详而流于分裂,对全书章句作出了新的划分,突出尊德性对道问学的优先性,重新诠释“本心”概念,显示出宋元时期朱子学者经典诠释的创新能力,表明元代“朱陆合流”实为朱子学内部自我更新调适所至。     

不动心与不动气——中年王阳明的静定工夫论

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到揭示致良知宗旨之前,是其思想上的中年时期。“不动心”与“不动气”作为主体精神稳定和内在力量成熟的体现,在阳明这一时期的生存境域中出现频繁,二者共同构成其静定工夫论言说的重要脉络。在应对军事与政治的双重危机中,心气不动之所可能,与阳明自信本心以及义理担当密切相关。气的顺适与心的静定,乃为同一事件,皆指向主体对生生不息的本体之探索与契会。阳明教揭良知之后,二者皆被纳入致良知工夫中去。从不动心（气）到致良知,阳明的学养造境从中日显邃密精微,圆熟自然。中年时期的王阳明最终得以突破自我生命的限制,在生活世界与思想世界中实现了双重开拓与转进。     

治心：王阳明心学的主要实践环节

王阳明心学不仅是哲学的建构,而且是实践的学问.由王阳明心学主要思想中“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个方面表明,王阳明心学在实践中主要解决知行关系问题,并着重于个体内心的逆觉体证,转化人心从而安顿生命,因此可以说治心是王阳明心学的主要实践环节.在治心中,王阳明提出四句教的治心方法,针对三种品级采取相应进路,循循渐进,实践可以体会良知的妙用,体验心体之乐,提升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人人可以成圣.王阳明治心方法圆融,但有走向情欲横流的危险,而且这种觉民行道的路线理想化,在现实中有较大局限.     

朱熹理学范畴初探

本文探索了朱熹理学中无极、太极、阴阳、理、气、天理、人欲、混沌、社会秩序、格物致知、阴阳互根、理道、义理象数、理一分殊、性体分用等范畴,并把这些范畴按照朱文公之意串联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从而形成理学的＂范畴之网＂,以探索理学的本质与意义。     

从《大学》“格物”、“致知”的阐释看泰州学派的演进——以王艮、罗汝芳、李贽为例

儒家经典《大学》本为《小戴礼记》中的第42篇,是倡导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修身为本的先秦儒家典籍。自从朱熹《大学》改本的出现和定型,此后数百年间,人们阅读《大学》时,一直受其影响。明代王学的发展是伴随着《大学》的不断解读而逻辑不断缜密的过程,也是对《大学》核心概念诠释不断变化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过程。泰州学派的发展尤具有代表性,从王艮的“淮南格物”之说发展到李贽的“童心”说,既是对阳明先天预设之“良知”的不断消化的过程,也是对“良知”系统不断重建的必然;把“良知”先天预设还原到后天实践的演进,既是消融和降低“良知”动态性的过程,也标志着阳明心学的终结。     

孟子“守约”及其在宋明理学诠释中的分歧与流变

“守约”是孟子提出的一个概念,“守约”就是“守心”。和孔子的“心性”之学相比,“守约”过分地强调了“仁”,而忽视了“礼”,有“重内轻外”的特点。孟子认为,只要能“守约”、“发明本心”,就有了成圣成贤的可能性,“守约”开启了“心学”传统。在宋明理学中,朱、陆在解释“守约”时产生了分歧,反映了理学与心学在经典诠释上的差异,陆象山还把“守约”发展成“易简之学”。阳明心学也继承了“守约”,但其“致良知”学说,更加丰富完善了这一理论。     

从博学、养生到致良知——陆原静为学进路的展开及其意义

作为阳明高弟,陆原静素以喜好修养工夫为人所熟知。《传习录》收陆原静的问学内容,较为清晰地展现其从博学、养生到致良知的学思转进。转进始终围绕如何认领良知的为学进路问题展开,并反映出追求良知、体悟良知过程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知识化追求与对象性体认。而这种追求的特殊意义在于:使得良知在知识进路与对象性体认的主导下演变成一种思辨话语,从而丧失成德工夫的有效性。陆原静在为学进路上的困境与转进,既是王门弟子广泛出现的问题,也是阳明倡导致良知教所要解决的重大弊端,从侧面显现致良知教作为为己之学的本质特征。     

从王阳明诗一首看阳明心学的谱系观

王阳明创立的心学学说在儒学正统性上一直存在争议.通过《别诸生》这首诗,王阳明表达了心学在谱系上与正统儒学一脉相承的观点。一方面,在儒学学说演变史上,他倡导回复理学兴盛之前本已存在的于儒学学说中的"心性"观:另一方面,王阳明提出了与正统儒学"修己治人"目标相一致的实践方法。王阳明之所以强调他的学说与儒学正统一脉相承的关系,在于使其学说本身更具有完整性并具有可信性和说服力。     

心学道统论——以“颜子没而圣学亡”为中心

王阳明的“颜子没而圣学亡”这句论断有悖于理学道统论所建构的“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的道统传承谱系,被认为是儒学史上的“千古大公案”。阳明及其弟子王畿从良知心学的立场出发,通过对颜子学的重新解释以重建“心学道统论”,强调道统须建立在“心体”的观念基础之上。由于心体是普遍超越的,故道统不再受时空局限而具有不断传承下去的连续性,但这种连续不是个人化的私密传统,而应具有向任何人都敞开的开放性;它作为儒学精神传统既是历史文化的产物,同时存在于人们“生身受命”的过程中,故道统又具有实践性;道统也绝不是少数掌握儒家经典的知识权威才有资格接续,更不是拥有“政统”的政治权威者可以独占,因而道统具有独立于知识领域和政治领域之外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