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金岳霖在译学领域的建树

文章对金岳霖在我国译学领域的建树做了探讨。金先生的《知识论》15章专题讨论了语言和翻译,从新的视角阐述了两种不同的翻译方法。他摒弃了传统的"直译、意译"的提法,首次提出"译意"和"译味"的概念。文中对"译意译味说"做了分析探讨,认为与传统的"直译、意译"相比,它更能切中要害。它不但拓宽了研究的视角,而且更能揭示出问题的本质,减少不必要的纷争。更重要的是,金岳霖用哲学家的睿智为后人奠定了一种新的翻译模式和思维方法。文中还用翻译实践的译例对金岳霖的"译意译味"的现实意义进行了验证,进而肯定了金岳霖对我国译学建设所做的开拓性贡献。     

译意与译味——读汪榕培英译《牡丹亭·闺塾》

汪榕培在戏剧《牡丹亭·闺塾》的翻译上运用了3种翻译策略:舍意取味、意味兼得和化意入味。译意是基础,在译意和译味不可兼得的情况下,译味是他翻译的主旨和目标取向。在译味过程中,他不拘泥于原作的表达形式,在忠实原作意味的前提下,大胆地进行再创作,表现了原作的神韵。     

中国传统译论的“中庸”之道

面对西方译论重理论的强势形象,中国传统译论因其偏重经验和感悟而曾一度被边缘化,然而在时间上已经结束的中国传统译论对于重新认识当代翻译理论具有深远意义。分析内化于传统译论的翻译思想、翻译策略和译者身份定位等三方面的哲学基础,即"中庸"之道,旨在揭示传统译论的无穷魅力以及对当代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指导意义。     

“乡音”与“新声”：论商标名之翻译

商标名具有多重属性特征、价值及功能，这使得其翻译标准及原则具有多元互补性。针对当前商标名翻译实践中难以兼顾商标的多重属性这一不足，提出在翻译过程中应当遵循最佳关联原则，以此来有效地指导商标名翻译。具体而言，在商标名的翻译策略上应当坚持仿译与创译并重的原则，可在动态优化组合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翻译方法来达到“综合”的、也即最佳的广告效果。     

杨宪益诗歌翻译的中庸之道

杨宪益的诗歌翻译思虑严谨，注重语言的美感，具有自己的特色，“诗体译诗”还是“散体译诗”并不偏执于一端，而是一种彰显了中国传统中庸哲学的调适性选择。杨宪益的翻译实践对20世纪80年代成长的诗人在诗歌语言方面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杨宪益诗歌翻译思想的中庸之道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翻译理念追求真、美、善的统一；翻译原则遵循允中的信达观。     

“失本成译”和译之“化境”:钱钟书的翻译文本观

在钱钟书所有文艺学研究中,有关翻译的论述所占篇幅极少。然而,相比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他对翻译问题的关注算是持久和深刻的。关于钱钟书的翻译思想,我们大致可以用三个关键词进行概略:"换器弹曲"、译之"化境"和"失本成译"。"换器弹曲"乃译之名,译之"化境"乃译之归,"失本成译"乃译之实。"失本成译"是钱钟书对翻译史上翻译文本总体面貌的概括性描述,亦是钱钟书整体翻译观的核心;译之"化境"则是他对翻译概念特别是文学翻译属性的理论性规定。用"归化"顺畅的目的语表达换易原文从而使译本臻至"化境"固然是文学翻译的使命和理想,然而"化境"的"丰满理想"时常遭遇"无失不成译"的"干瘪现实"。     

从两元对立角度看郭沫若的“风韵译”

两元论是西方传统思维方式。 用三组两元对立关系，即诗人与译者、语言与意义、翻译与创作，分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思想“风韵译”，探讨其深刻内涵，并借助《英诗译稿》中的译诗，看“风韵译”在翻译实践中注重原诗人与译者的统一、注重诗歌内在的语势神韵、注重翻译与创造并举等在诗歌翻译中所表现出来的整合艺术审美观。     

汉语成语可译性初探

文章试图在现代语言学和相关翻译理论的基础上，对汉语成语的可译性的理论依据提出了若干探讨，由于汉语成语大都有其文化特殊性，因此在翻译中我们很难确定一种唯一的翻译方法，所以，为了最终能够达到功能对策，我们必须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成语的可译性应当以它的思想内容为前提。     

论清华大学人文的译学历史渊源

文章对清华大学人文的译学历史渊源进行了梳理,通过对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朱自清、闻一多、金岳霖、贺麟、钱钟书等8位清华代表性人物的开拓性翻译研究,论述了清华早期人文学科从各个不同方面对我国译学所做的贡献     

从“现实-认知-语言”模式看翻译中的可译性与可译度

翻译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一直是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争论的话题。本文运用唯物主义反映论，结合认知语言学“现实-认知-语言”模式及其所内含的滤减现象，重新分析和论述了可译性和可译度问题。笔者认为：可译性是绝对存在的．语言与语言之间可以互译，只是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存在不同的可译度，受语言、文化、历史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信息和意义在语言与语言之间不可能完全对等移译。     

本雅明翻译思想批评研究——基于《译者的任务》文本价值的思考

本雅明提出的纯语言翻译观在形式与内容、原作与译作的关系以及文本的可译性等一些翻译的基本问题上颠覆了传统观念:消解了原作与译作的二元对立关系,打破了“可译”与“不可译”之间的壁垒,并提出直译是最好的处理方式。翻译不单是为了传递内容, 而是为了传递真理等思想,这与文学作品语言的无限创造性、文本的高度虚构性以及随后衍生的文本解读的开放性等突出特征共同构成了文学作品的文学性。     

英汉互译中的文化可译性限度及其补偿策略研究

等效翻译理论在现代翻译理论中占有决定性的推动作用,等效翻译理论强调原作对读者的影响,注重语言思想 的倾向性,在翻译过程中尽量使译文达到原文的效果。本文以等效翻译理论为切入点,研究等效翻译理论下英汉互译的可译 性限度,最后探讨可译性限度翻译技巧。     

文化的可译性限度

译学前辈们多次论述了文化的可译性,提出翻译可以做到等值,否认文化的翻译存在限度,站在可译性一极.做为译学后进的本文作者认为翻译存在可译性限度.翻译是一种跨语言的交际活动,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文化的差异性往往很大程度地制约着翻译的等效性.重点研究和讨论文化的可译性限度这一问题,从问候语和称谓语等八个方面阐述了文化的可译性限度,说明文化的可译性限度是翻译实践中不可回避的客观现实,同时又认为文化的可译性限度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动态变化的.     

戏剧翻译的动态表演性及其可译性限度

可译性限度即指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时原文信息被传达的程度。文章从戏剧翻译的动态表演性出发,通过比较《茶馆》的两个英译本,分析了由于汉英两种语言存在的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而导致的语际翻译的可译性限度,并指出具体翻译中译者应持有的原则和方法。     

可译性问题的新视点:语言共性论

可译性问题是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从语言共性论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可译性这一问题。首先介绍了生成语法学派的强势语言共性论的主要观点,涉及了先验与经验、语言与思维等问题,认为翻译理论的研究必须采取先验性的进路,而非经验主义的进路,而且,人类语言和思维上的共性成为语际间实现可译的必要基础。然后,以强势语言共性论的观点,尤其运用其最新的发展阶段——最简方案(Minimalist Program,MP)的思想,对可译性问题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和思考,论证翻译是可行的,不可译是相对的。     

可译性、不可译性还是模糊性

通过可译(最低层次)与不可译(最高层次)的对比分析,从人类认知思维的模糊性、人类自然语言的模糊性等主客观因素出发,认为模糊性能在翻译过程中把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有机结合起来,是解决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争论的有效办法。文章把模糊的翻译过程理解为从不可译到可译又向不可译迈进2个阶段,并初步进行形式处理,为下一步用模糊隶属度评价译文与原文的关联度进行量化提供依据。     

语言不可译性与文化不可译性--兼评卡特福特的可译性理论

文章主要讨论了翻译中的可译性问题,并对卡特福特关于文化不可译性最终将由语言不可译性来解释的倾向提出了异议。通过定量分析英语谜语汉译后的可猜测程度,提出了区分语言不可译性与文化不可译性的必要性,以及对翻译研究的指导意义。     

从共性和个性看汉英诗歌的可译性及其障碍

诗歌的可译性历来颇具争论。这种争论实际上反映出两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 ,人们对诗歌翻译的认识还欠深入 ;其二 ,诗歌翻译的实践还不尽人意。文章试图讨论汉英诗歌的一些共性和个性特征 ,并由此分析汉英诗歌翻译的可译性及其障碍     

翻译的可译性限度

作为表达思想的有效工具,语言与语言之间应当是可译的。但由于语言结构及文化上的差异,有时又不完全可译,甚至是不可译的。本文对翻译的可译性的限度的表现及其一些补救方法进行初步探讨,提示人们在翻译时要充分认识两种语言中可译性的限度,以便翻出好的译文。     

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中的翻译视角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中包含着对翻译话题的研究。前期看待翻译的视角机械单一,对象和非对象所指的语言符号存在绝对的可译和不可译的区分,不利于翻译实践。后期的翻译观重语言的功能用途,灵活可变,对翻译研究有很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