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朝鲜文人的江南意象

江南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地区。作为一个地理名词,它所代表的区域范围多有变化,而且还具有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丰富内涵。唐代以来,有关江南的诗作颇为丰富,产生了各种意象。明清朝鲜文人的江南意象深受这些作品的影响,但同时也发展出自己的特点。一方面,明清朝鲜文人在创作中沿袭中国文人的江南意象,歌咏江南风情,并借以抒发自己的愁思;另一方面,他们将中国文人的江南之意与朝鲜本土的江南实景相融,赋江南以新的地理内容。江南一词的区域范围在明清朝鲜文人的作品中并不局限在中国,而往往带有朝鲜本土江南景象的关照,从而创造出朝鲜本土的地理意象。除此之外,明清交替,政治上对清朝的力屈而降及文化上的尊明攘清,使朝鲜文人笔下的中国江南更具备了感念明朝的政治和文化意义。     

周容散文中的遗民情结

清初遗民文人周容在入清后始终坚守遗民志节,并结合其生活经历与情感体验创作了大量反映明清之际遗民情结的散文作品。这些作品或表达由故物故人故景引发的故国之思,或表现亡国之恨,或展现坚韧不拔的守节之志,在同时代的遗民文章当中,周容身体力行的散文创作无疑具有深刻的代表性。深入分析周容散文中的遗民情结,对理解明末清初知识分子的思想精神状况具有一定价值。     

从《乐府诗集》的统计数据重新审视汉乐府

根据汉乐府的统计数据 ,发现文人作品多于民间作品 ,而后世的承认度却是民间之作高于文人作品 ;其创作也极为分散 ,没有大诗人出现 ;作者的身份 ,由西汉的贵族转为东汉的一般文人。这些 ,与乐府机关的收诗方式、社会对乐府诗的接受以及当时文学自觉意识的整体水平有关 ,从中也能找到文学独立意识逐渐增强的演进轨迹。     

试论建安文人的妇女题材之作

建安文人继承并拓宽了表现妇女生活与命运的创作题材．在他们的笔下，出现了许多血肉丰满、感情浓厚的不同女性形象，构成了一个蔚为大观的女性系列。从作者对这些妇女形象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超人的创作才华与敏锐的艺术观察力、丰富的想象力。而与前代创作不同的是，他们笔下的女性无一能逃脱悲剧的命运，透过对这些女性的描写，我们能窥视到当时的社会现实，留给人们以深深的思索与启迪。建安文人为了塑造不同类型的女性系列，抒发浓郁的感伤之情，采用了多种表现手法。从这类作品总的风格来看，则具有清素淡雅的阴柔之美。创作主体的感伤意识，创作客体的悲惨处境，使得创作的文本具有浓郁的感伤色彩，留下了在历史上绕耳不绝的令人心酸的哀歌和鲜活欲出的妇女形象。     

元代隐逸散曲小令审美特征略论

元代文人在社会地位的下降与经济生活的困窘中,普遍以出世隐逸为主题创作散曲小令。与宋人隐逸体裁词相比较,极力消解儒家治平思想和士人责任,否定入世生活中的个人价值,改变"怨而不怒"、"怒而不伤"的传统诗美规范,成为元曲隐逸题材小令的新特点。而作品结构的程式化、抒情手段的趋同性,以及文学意象的雷同,则限制了元人对宋词理趣创作传统的发扬,使元曲隐逸题材小令的理趣感受弱化。     

舟山海洋文学：历史与现实的考察

所谓舟山海洋文学,其主体由舟山作家诗人及其作品构成,同时包括一部分外地作家以舟山生活为创作素材的作品,具有地域性、神秘性和开拓性的特点.舟山独特的自然人文环境孕育了当地的海洋文学,历代文人推波助澜,亦留下了异彩纷呈的诗文,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舟山海洋文学更是狂飙突起,在当地文学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明代建阳书坊媒介生态下的文人群落

明代建阳书坊媒介生态下的文人群落由文人创作群落、文人刻印群落和文人传播群落组成。购买、征稿、组织创作等稿源渠道汇集了一支稿源队伍,组成了文人创作群落。文人刻印群落表现为家族性和绘、刻一体性的特点。文人传播群落主要包括建本白话小说的注解、评点者和序者,注解和评点者大多为书坊主本人,注解和评点的也是该书坊刻印的作品,注解和评点的目的主要袁现出商业性、理论探讨性特点;序者以作者和刊印者队伍为主。     

从社会性别角度看明清思潮和女性文人

萌芽于晚明的货币经济造成儒家社会秩序的松动乃至性别秩序的混乱,思想界出现以李贽为代表的异端,文人追求个性解放、推崇性灵文学,由此女性文人的作品和价值受到推崇。本文从社会性别角度看明清思潮对当时女性文人创作和生活的影响。     

海峡两岸新写实小说比较研究

在同一语言背景下的大陆和台湾的小说,共同经历了从热切地关注现实并在一定程度上趋于政治的创作蜕变为现代人用现代的眼光观察社会、思考生活的创作,并且呈现出多元并存的文学现象的发展过程。本文拟从作家作品比较和文学现象比较两方面,比较近一时期以来大陆与台湾写实小说的相似与区别。     

中国古代文人对“三农”的情感态度初探

文人阶层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文化群体。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的一分子,中国古代文人必然受到来自“三农”的强烈影响。有赖于其时全社会“重农”“敬农”的整体氛围,“三农”及其相关问题的阐发讨论在他们所创作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有大量呈现:(1)文人官僚作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天然地站在利于国家运转的宏观角度,他们对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三农”及其相关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借助作品“劝农”,如陶渊明《劝农》组诗、戏曲《牡丹亭》之《劝农》一出;(2)面对身负重压却仍勤恳劳作的古代农民,感性的古代文人会自然而然地发出同情、怜惜之感,是为《田草赋》等“悯农”文艺作品的精神根源;(3)文人群体中也不乏信奉“士农一体”“耕读传家”者,如陶渊明《归园田居》与谢灵运《山居赋》中所描绘的那般,这类选择“事农”的文人所创作的作品能“零距离”体现出古代“三农”的真实面貌。     

唐代刺史与地方文学生态的建构

唐代的刺史多由科举考试出身的文士担任,文人出刺州郡,不仅是朝野迁转的政治活动,也是文学传播的空间流动行为。因此,有着“文人”和“官员”的双重身份的刺史,与文学的关系可以从刺史在任上的创作,以及刺史对地方文学生态的建构两个方面考察。在刺史的选拔过程中,文学才能是朝廷考虑的要素之一,中央郎官与州郡刺史的交换任职也是唐代官员迁转的重要准则。刺史对地方文学生态的建构作用巨大,首先,刺史在行政过程中,具体地执行国家的文教政策,对地方士子的求学、仕进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直接的决定权。其次,有的刺史本身是成就斐然的文学家,当他们参与到州郡的文学活动时,吸引并凝聚了大批的文士,丰富了地方文坛。第三,作为最高长官的刺史,以诗文吟咏地方州郡的景观风物,宣传了州郡的名声,地域景观藉此完成了经典化、文学化的提升。在塑造地方文学生态的同时,刺史也成就了自身的政绩与文名。      

遗民情结与文人兰花诗画传统的图-文互文性解读

兰花是中国古代诗画中反复出现的文学意象与文化符号。自宋以来,兰花成为文人画的一个重要题材,相应产生了大量以兰花为题的题画诗。特别是那些遗民画家和失意文人,兰花几乎成为他们书写自我、抚慰精神创伤、超越现实政治、寄托文化情怀的典型载体之一。他们围绕兰花创造了一系列文学母题、图像模式和思想结构,在以往以文字为系统表达形式之外,赋予了另一个以图像为核心的新系统,将孔子“空谷幽兰”和屈原“香草美人”的思想和情感表现传统与意义再生产机制推向了新的阶段。可以通过具体的兰花诗画作品,从图-文互文性角度梳理、解读这些审美、思想与意义系统,探讨其中蕴含的复杂的遗民情结、儒家人格理想与超越性精神,这是一条进入中国古代文人心灵和历史世界的通幽曲径。     

物之审美与情志寄寓——北宋士大夫关于澄心堂纸的酬赠与文学书写

作为南唐故物,澄心堂纸深为北宋士大夫所钟爱。它不仅用于书画,亦在寄赠往来、吟咏唱和中沉淀出丰富的内涵,具有了文房器物、审美对象、文化典故等多重意义。关于澄心堂纸的酬赠与唱和活动,为北宋士大夫提供了情感与人际关系的交流场域。他们对此纸的推重,则使它在历史轮回中成为南唐与北宋的双重指代。在北宋士大夫接纳并传扬澄心堂纸的过程背后,隐含着好尚文雅的审美旨趣,而透过与此纸相关的文学书写,又可见出他们的情感心理与自我认识。在文才与佳纸相得益彰、流芳百世的理想中,北宋士大夫寄寓了声名不朽的自我期许。     

“在地化”书写的疏漏——大陆版台湾文学史对1950年代台湾女性小说的叙述

大陆版台湾文学史对1950年代台湾女性文学的叙述存在不少问题,如:在官方词汇笼统概括下完全忽视或疏漏女性文学;个别作家之"点"多而总体状况之"面"少;较少吸收海外及台湾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多关注怀乡忆旧等牵涉家国意识的题材,而忽略关注台湾日常生活的"在地化"书写。这些问题必将影响学者们对这个年代整个台湾文学生态的构想与研究。学者们应减少性别偏见,以更开阔的视野和严谨的态度来撰写和修缮台湾文学史。     

乡土风情与本土意识——大陆、台湾乡土文体与文学语言比较

中国大陆乡土文学创作的旺盛时期 ,语言与文体主要分为鲁迅风格与废名风格。异域情调与乡土风情是他们共同的特征。而在台湾 ,“乡土文学”与“台湾话文”的提倡只是根据台湾殖民地社会的特殊环境和时代需要提出的“历史性的权宜措施” ,在很大程度上有碍于与大陆文学的沟通。台湾乡土文学的提倡是正确的 ,台湾话文的提倡有明显的狭隘性 ,其争论中所着意强调的台湾本土意识及与大陆差异的观念 ,被人无限地放大之后 ,成了少数台独分子的一个筹码。这正是这场论争的负面效应     

港台地区政策性措施推动本地ADR发展对内地与澳门的启示

近些年来港台地区ADR（多元争端解决机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快速发展,其成就与台湾当局、香港特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这主要体现在仲裁法律规范的不断完善以及一系列驱动本地ADR发展的具体行政措施之中。较于港台地区先进、国际化的ADR制度,内地与澳门无论是实施理念还是规范体系上都还存有较大差距,港台地区对于推进仲裁发展的一些支持性举措值得内地与澳门学习借鉴。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探寻当前两岸四地关于推进本地ADR发展的政策上的差异性,从区别当中提出完善内地与澳门 ADR 制度的些许建议,为两岸四地ADR事业的共同进步与发展尽绵薄之力。     

中晚唐艳体诗对词的影响

中晚唐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艳诗，这些艳诗对之后新的诗——词产生了重要影响。晚唐的许多词作者，往往同时也是艳诗作家，因而创作时会不自觉地将艳诗中的内容和手法运用于词中。同时，艳诗作品在当时被谱曲传唱且颇受文人的欢迎，因而其在与音乐结合且具有娱乐功能这一点上与词取得了同一。在艺术手法上，李贺、温庭筠、韩俚等人的艳诗多用暗示烘托的手法来抒情，诗中具有幽深细腻的意境，轻灵悠扬的韵调，绮艳精关的语言，这些特点后来都推及到词的创作之中，并促进了“词为艳科”观念的形成。     

唐代女冠的创作及其对唐代文学的影响

女冠是唐代一个特殊的女性群体,她们的生活、思想与传统闺阁女性大不相同,她们的地位较之世俗女性有所改善,可以以独立人的身份(如作为道师、道观主持人)接人待物,应酬世事,其生活的自由度较之传统女性高。女冠特殊的生活使她们广泛自由地与文人名士交往,一起宴饮、集会、郊游、酬唱,唐代文人的文才风流、浪漫情趣大大触发了她们的创作热情。作为创作主体,女冠们不仅写出了别具特色的赠答诗,而且也写出了不同于传统特色的爱情诗。同时,特殊的地位、频繁的社交,形成了女冠见多识广的人生阅历、与众不同的心理框架和洒脱旷达的思维方式,这使女冠们对世态人情、爱情婚姻、社会人生的体验和感悟较之世俗女性更深刻,表现出一种超越时代的女性意识,为唐代文学添写了绚丽的一笔。作为创作客体,女冠的身份行为也影响了男性文人的小说创作,使他们改变了以往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传统,为唐代文学增添了丰富的内容。女冠的创作在唐代文学中应占有一席之地。     

裴子野集团与梁武帝之关系

裴子野集团虽不是一个政治集团,但它与梁代的最高统治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除却旧交友善的关系,裴子野集团中人能得到梁武帝的倍受关注,就其原因而言,主要还是这批人在许多方面都与梁武帝理想中的文人极其相似,主张重学复礼,重质轻文等。同时,他们的史学著作和品行修养也奠定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深得社会名流的称赞,也成为梁武帝理想中文人学者的典范。     

神龙遭贬文人与二张关系考辨

神龙元年,五王发动政变后,大量文人遭到贬谪,这是初唐历史和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史料和学界认为他们是二张的党羽。其实,二张并没有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更没有专政。从二张的实际政治地位、贬谪文人与二张的关系、文人诗文的反映看,他们并非二张的党羽。他们遭贬的真正原因是:五王视他们为武后势力,以“坐附二张”为借口,予以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