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中弥漫着什么秘密》中生态哲学思想的词汇语法体现

生态话语分析模式以及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三大元功能理论,有助于对艾米莉·狄金森自然诗歌《井中弥漫着什么秘密》（What Mystery Pervades a Well）的生态哲学观解读,及其现实意义探讨。诗歌主要通过三大过程的运用体现了“人与自然”“非人类生命体与自然”等关系。在诗人笔下,自然被赋予了神秘与可怕的特征,反映出人与自然的陌生与疏离。同时,诗歌中的感叹语气、不同值情态词以及其它语言或非语言手段的使用也传递了自然的不可捉摸性。此外,诗歌中小句的主位多为非人类生命体和物理性要素、“自然”和“植物”的拟人化照应手段频繁出现,都体现出“尊重自然”的生态哲学观。诗人借“小草”和“莎草”面对自然毫不胆怯的态度,表明人类要尊重而非侵犯自然的生态保护型场所观。      

《山居秋瞑》及其英译本的生态话语分析

采用生态话语的分析方法,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三大元功能即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为理论指导,具体从及物性、语气和情态、评价系统、主位结构等几个角度对诗歌《山居秋瞑》及其英译本进行生态话语分析。研究发现,《山居秋瞑》及其译文主要通过及物过程中赋予非人类生命体参与者生命特征或物理场所一定的属性、选用陈述语气及具有较高情态值和积极色彩的词汇、选择非人类生命体作为话题主位等手段来体现其中的生态意蕴,传递了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属于典型的生态有益性话语。     

系统功能语言学视域下《归去来兮辞》生态话语分析

晋代诗人陶渊明的辞赋《归去来兮辞》虽已被从多重角度分析讨论，但从语言学角度对其生态意蕴的解读还不多见。文章以功能语言学为理论框架，从生态话语分析的角度对其进行语气及情态、及物性和主位系统等多层面解读，研究发现，祈使语气将诗人“主客二分”，刻画了热爱自然的“主_陶”和留念官场的“客_陶”，疑问和陈述语气以及高情态操作词凸显了“主_陶”对 “客_陶”辞官归田的规劝；动作、心理和关系过程表现了诗人对自然的趋向意动、热爱的情感和同化的认知； “主_陶”、非人类生命体和物理性要素充当主位凸显语篇生态性。      

生态伦理学的理性思维与非理性思维

在生态伦理学的讨论中，人类中心主义者一般都不承认自然界具有如同人一样的灵性或某种神性，即主张对自然界“祛魅”；在认识论上，强调科学、逻辑等理性思维的重要性，强调人对自然界的理性审视态度和立场，而在科学理性思维中的自然界是没有灵性或神性的对象。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由于自身理论论证的需要，总是赋予非人类的自然物以“主体”、“内在价值”、“权利”等地位和属性，主张对自然界的“附魅”或“返魅”；在认识论上，往往着重于“直觉”、“领悟”、“信仰”等非理性思维。阐释生态伦理学中的理性思维与非理性思维的内容及其关系，由此反观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观点之争，无疑有助于推动生态伦理学研究的深入。     

生态语言学:阿里巴巴致股东信的身份构建研究

生态语言学视域下的身份构建研究以身份构建语言为切入点,剖析语言如何参与构建身份,挖掘身份的生态属性,帮助人们抵制生态破坏身份,重塑、推广生态友好身份,以生态友好身份参与构建生态和谐现实。文章以2015年至2018年间阿里巴巴集团发布的致股东信为研究语料,借助NVivo11软件,分析语料语篇所构建阿里巴巴集团身份,并深入讨论所构建身份的生态属性。研究发现:(一)“未来”“中国”“技术”等关联信息是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为企业设定的企业(前景)身份；(二)“未来”“中国”“技术”等企业身份具有一定的生态适用性。阿里巴巴企业以“未来”“中国”“技术”等身份,参与经济活动,助于推动经济健康发展；认同企业身份的投资者群体,潜移默化中树立、推广生态友好身份,参与构建生态现实,进而维护、推进生态共同体可持续发展。我们希望以此研究为生态语言学研究以及经济话语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尝试。      

浅析当今生态危机的根源与出路——以“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为视角

当今生态哲学视城里的两大重要范畴——“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在“生态危机”日益显现的今天,争论得越发激烈。“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是现代环境哲学无法逃避的重要议题,研究清楚这两个主义,并且认识其争论的本质对于探究当今生态危机具有一定的意义,是舍弃其一还是有保留的扬弃,是值得当今生态哲学深思的。     

人类中心主义:拒斥抑或遗继?

生态伦理的合理性论证是基于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和超越旨趣的 ,然而 ,在一些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拓展、合理性论证以及建构过程中 ,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个无意识的“中心情结”。这种“中心情结” ,正是人类中心主义在被批判表象下的深层表达和遗继。这种无意识的“中心情结”的存在 ,不仅会导致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力的下降 ,而且也将使自身的合理性受到怀疑。因此 ,对于一个要彻底走出人类中心的真正意义上的生态伦理 ,就必须摆脱生态伦理论证过程中存在的非自觉无意识的“中心情结”桎梏 ,并找回生态伦理中被遗忘的人的本真意义     

对环境伦理学的反思

本文探讨环境伦理学所设定的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分析了环境伦理学以生命中心主义为前提、离开与人的关系孤立地考察非人类生命体的内在价值所导致的种种谬误，不同意其反人类中心主义、反人道主义的性质。作者认定人不仅和其他生命体一样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是能动的，在改造环境中适应环境，必然对自然系统造成某种程度的破坏，因此当今人类为实现自身价值，在对环境自觉改造的同时要给这种“破坏”以有意识的补偿，人类就是在这种改造与补偿的双重过程中存在与发展，不断求得真善美的统一。这种统一，体现了人类存在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试论生态社会的新伦理学——生态伦理学

本文探讨了生态伦理演化的大体历程 ,提出应当超越“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的理论论争 ,树立“天人和谐”的价值观 ,并分析了目前生态伦理学说的缺陷和建设生态环境的实践困境。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辨析

文章表述了西方生态伦理学的两大学派: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并分别介绍了两个学派的主要观点及不同流派;阐述了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争论的要点,以及二者融合的趋势;认为二者的融合不仅对生态伦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具有现实意义。     

论政治民主与制度认同的生成

制度认同是建立在认识论期待和规范性期待相统一基础之上的实践证成过程。人为创制的各种制度,能否获得广泛社会认同,取决于四个方面的因素：它们是否体现社会的公意;制度相关信息是否广为人知;制度实施的绩效如何以及公民之间能否实现相互承认。由于政治民主可以发现、确证社会的公意,克服信息的不对称,防止＂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涵化出＂普遍化他者意识＂,使其成为制度认同的一个关键因素。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价值观的重构

西方“深绿”思潮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看作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强调只有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确立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主要内容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才能解决生态危机。西方“浅绿”思潮在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作辩护的同时,对近代强式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做了必要的修正,最终形成以“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西方“红绿”思潮中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则批判现代性价值体系本质上是一种漠视人类之外的存在物的价值和利益的人类中心主义,由此必然导致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扭曲和生态危机,因此应当以承认自然存在物的内在价值为前提,展开共同体价值观培育的有机教育。“红绿”思潮中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是在批判“深绿”和“浅绿”思潮所主张的生态价值观的基础上,重建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但他们与“深绿”、“浅绿”思潮的本质区别在于他们重建的两种价值观始终是与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     

从“南洋”到“东南亚”——东南亚地区名称变迁与中国地区政策的调整

近现代以来,东南亚地区的名称在中国对外政策话语体系中经历了一系列变化。名称的变迁附着了丰富的政治含义,既反应出该地区内国际关系性质、内容和特征的转移,也伴随着中国对该地区基本定位的变化和外交政策的调整。将这两条线索结合起来考察,能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决策层对世界整体局势的判断、对自身国际地位的认知以及对东南亚角色的界定等因素如何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发展,并从中发现解读当前政策变化的新视角。     

超验主义主体思想与儒家角色伦理学

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的肯定性“自我”书写与霍桑、梅尔维尔、爱伦·坡等的否定性“自我”书写共同为美国独立民族意识和国族文学的构建奠定了基础。美国的个人主义更深入地植根于前者的超验主义主体思想中,但由于对“自我”内在神性和超验原则的强调,其主体思想陷入唯我和超验的困境,促使他们不得不进行反思与修正。当代美国哲学家、汉学家安乐哲吸收中西传统的有关思想,提出以儒家角色伦理学作为走出西方个人主义困境的有效途径。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的“自我”书写与儒家角色伦理学的人学思想有趋同倾向,前者呈现从抽象道德主体到具象道德主体、从自我内在性到自然外在性及群体外在性的转变趋势,这一转向与儒家角色伦理学对具象外在性人际关系的关注有共通之处,由此可见儒家思想的普遍意义。     

汉学向玄学的过渡——以郑玄的太极观向王弼的过渡为例

战国晚期,《道德经》的生成论被《鹖冠子》《吕氏春秋》所继承,两者又把“道”具化为元气,完成了老、易的对接。《淮南子》则试图在“元气”之上建构一个“绝对的无”,形成“宇宙生元气”的“无生有”的架构。这种生成次序在汉代学者那里延续了几百年,直到郑玄注《乾凿度》才发现从“绝对的无”生成“浑沌之有”的困难——太极元气不能由“不见气”的“太易”生成。为解决这一难题,郑玄另辟蹊径:用庄子的“自本自根”的本体观念来阐释,于是太极元气的生成变成了“自本自根”“忽然而自生”。这样,郑玄的宇宙论就有了两阶次的生成模式:(1)万物有生成次序;(2)元气本身没有生成次序。顺着元气的生成模式进一步发挥,把它运用到万物上,就自动形成一以贯之的独化论体系。郑玄还没有走到这一步,王弼完成了最后跳跃。由元气的忽然而自生,转变为万物的独化,只是一个推衍的自然过程,由一点发挥到整个面而已。元气之上没有造物主,推之,每个物之上也不会有造物主。物物之间没有了生成关联,也就没有了其他的关联,每个物都是“独”而“化”,因为物内在的“玄无”成了物自足的根本与源泉,万物就变成各自孤独而自足的存在。“忽然而自生”就自动转变成“独化”。王弼删汰太极元气说,消除万物生成之母,继承了郑玄第二套思路,把“忽然而自生”又推衍到万物上,取消了每一物之上的生成之母,汉学开始向玄学过渡了。     

"看"的技术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

“看”的技术生态位不仅指它在社会生态系统中所占据的空间位置,更意味着它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功能或所起的作用。人是“看”的主体,“看”是人类认识这个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看”的技术则是强化这一方式的重要工具,二者的相互关系定义了“看”的技术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关系、联系是“看”的基本属性,生态系统是“看”的场所,生态整体性是“看”的技术生态位之基础。正是这种整体性定义了“看”的技术生态位在空间上所占有的具体位置,同时也将其在时间上统一起来。这种时间上的统一表现为一种过程性,即“看”的技术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自身的展现形式是随着人类历史发展而不断变化的。“看”的技术生态位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的演化所带来的直接成果,就是“看”与“看”的技术之间的相互关系变得更为牢固与紧密,甚至可以说,今天社会生态系统中“看”的技术生态位就是通过“看”与“看”的技术紧密依存共同展现出来的。     

中国政务微博发展对策研究--基于2014年的数据分析

2014年是中国政务微博发展的节点。总体而论,其规模、格局、政府参与度和信息传播效果等,皆超越往年,基本实现“软着陆”,为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奠定了基石。但是,治理理念相对滞后,区域、部门及城乡间的发展不平衡,官民“互粉率”偏低等问题依旧存在。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政务微博的发展对策：一要提升认知水平,基于“国家公民”双本位的互联网政治新格局,明确主客体关系,重建治理结构;二要“去科层化”,超越传统治理模式,彰显网络技术对于现代政治发展的功能意义;三要整合政治资源,增进专家治理的力度;四要妥善处理“国家社会”关系,优化治理生态,大力培育社会治理新元素;五要加紧升级农村硬件系统,缓解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发展差距,力求均等化治理;六要根治现代公民的政治冷漠病,积极建构“政府公民”的互动互信关系。     

婚礼主体仪式结构的基本范式

仪式结构可以说是典礼的“基因排列”。在以冠婚丧祭为代表的传统人生四礼中,婚礼是唯一一个由主体本身自主完成的典礼。从结构学的角度来观察,传统婚礼的六礼可以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五个环节为阈限前的分隔环节,以亲迎为阈限环节,而以成妇、成婿为阈限后的聚合环节。这些环节在古今殊域的践行中有着复杂的仪式呈现,其中又以阈限亲迎的仪式结构最为丰富。从主体及其对境的表征来说,亲迎的仪式结构可以分为五个节点：家、庭、门、车、路。其中家又是由室、堂、庙三个节点构成,新郎、新娘通过五个节点的往返出入建构起亲迎的“神圣时空”,并在此时空的对境中通过彼此以及与双方父母、祖神和天地人之间的沟通融合仪式,完成“继后世”“合二姓之好”和“事宗庙”的婚礼目的。在这一过程中,隐在的深层礼义认同与显现的表层礼仪表达共同构建了传统婚礼仪式结构的基本范式。     

郭沫若的知识分子身份早期构建:美国文学的影响

考察郭沫若知识分子身份的早期构建,不能忽视美国文学的影响。通过分析郭沫若接受美国文学影响的多元语境,以及惠特曼、辛克莱与郭沫若的新诗人身份、革命文学家身份构建之间的关系,认为研究美国文学在郭沫若的知识分子身份早期构建不同阶段所产生的影响时,既要分析郭沫若身份认同及其认同变化的表现形态,也应注意"变"中的"不变"成分以及"不变"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