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楚竹书与儒家“理想社会”构建

战国楚竹书为研究先秦学术思想史提供了丰富材料。楚竹书对个体的强调,对君子的社会关系即"人伦"的要求显示出逻辑上的承继性。楚竹书所见战国儒家政治理想中通过君子个体到家族伦理关系所表达的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之一以贯之的精神,构建出修、齐、治、平这一传统精神的逻辑发展轨迹。由此横断面所管窥出的政治思想,还能使我们联想到其后长达千年之久的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的主导思想,似均在这一时期发轫并奠定其主干。     

读《战国楚竹书·诗论》札记（之二）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中的《诗论》是一篇非常重要的地下出土文献,但学者对这篇文献的释读颇多歧义。本文以札记的形式针对马承源等诸位先生的《诗论》释文提出不同意见,并参照传世本《诗经》,对《诗论》中涉及的几个关键词语和篇名做了深入探讨和论证。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研究

《文汇读书周报》与《学术月刊》联袂发起的“2003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评选。“新发现简犊文献的解读与研究”赫然在列(《新民晚报》2004年1月2日)。这反映了学术界及公众对简犊研究的关注。也体现了简牍学研究领域的勃勃生机和重大影响。     

楚竹书《孔子诗论》与《诗经》研究有关的几个问题

由楚竹书孔子论诗来看,过去人们关于《诗经》的一些争议和疑议可以得到澄清。孔子只按风雅颂来讲授诗的思想内容,而未言及赋比兴,可见赋比兴并非诗之“异体”;关于雅命名之意义的说法中,《毛诗序》讲的合于编诗古义;竹书证明,司马迁关于孔子整理诗的说法是可信的,《毛诗序》与司马迁关于孔子编诗之义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孔子诗论》释文补正

上博购藏的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释文大部分可信,但仍存在误释、缺释之处.本文对其释文作了补正,指出其误释之处,对部分缺释之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综贯融合,深入挖掘——评陈仁仁《战国楚竹书<周易>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类的郭店楚简文献的出土,为百余年来中国学界关于出土文献资料的研究掀起了一个高潮.     

楚竹书方位词及其新见词义与先民的思维观念意识

楚竹书方位词以单纯词为主,已形成较为完备的方位表达系统;这些方位词语法功能较强,能和很多词组合,充当多种句子成分,还可活用为他词;个别方位词用字尚未凝固。与甲骨文、金文相比,楚竹书方位词的表义能力迅速提高。楚竹书方位词及其词义的发展演变能够揭示战国楚地先民的思维观念意识特征:方位意识渐趋明晰,抽象思维逐步提高,空间方位视角下关照等级观念、时间概念,更多关注自我等。     

楚竹书通假字与本字间的形体及数量对应关系

除了语音方面有联系,通假字和本字在形体和数量对应方面也有联系.在楚竹书文献中,与本字有形体联系的通假字多于无形体联系者,有声符联系者多于有形符联系者,说明竹书书写者选用通假字时倾向于选择形体上有关联的,且主要留意其起示音作用的声符,而不太关注其形符;通假字与本字字形相关与否与本字的存现或后起没有直接关系.大多数字在借为他字时趋向比较单一,活跃度不高;在借用他字来表示时趋向也比较单一,灵活性不强.     

“结合论”的结晶——评《战国楚方言音系》

＂结合论＂是运用多种方法对汉语史的各种材料进行综合研究的指导思想,是当今学界公认的研究汉语史的方法论。赵彤《战国楚方言音系》正是此思想指导下产生的结晶,该著创获良多,是对＂结合论＂的综合实践,也是实践＂结合论＂的典范。     

楚竹书《诗论》一号简(阝口口忞)字新释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孔子诗论>篇的一号简,其(阝口口忞)字的释读是一老大难问题.马承源读为离,范毓舟、李零、饶宗颐、林素清、王志平等读为吝,何琳仪读为陵,竹木、李学勤、裘锡圭读为隐,濮茅左、邱德修等读为泯,张桂光读为怜,周凤五读文而训为文饰,李锐读为忞,莫衷一是.     

“察一”(“察道”)的工夫与功用——论楚竹书《凡物流形》第二部分文本的哲学思想

楚竹书《凡物流形》第二部分文本以“察道”或“察一”为核心概念.“察一”是对“察道”的深化和具体化,“一”与“道”具有相应乃至等同关系,“一”为百物的本体;“察一”、“得一”与“守一”是一个连续的工夫过程,“察一”包括“心能胜心”和“心之所贵唯一”两个层面,并在此突出了“心”的“主宰”和“精一”作用;“修身而治邦家”是“察道”的两种功用,“小彻”、“小成”乃“修身”的两个层次,而“大彻”包括“先知四海”、“谋于千里”和“一焉而为天地稽”三个方面,“大成”指“大之以知天下,小之以治邦”的政治功用.此外,“人白为察”当为在楚地流传很久的一种修心之术,而不必以为稷下学之流裔.     

论老子“公”、“契”治世思想及其意义

老子"公"、"契"治世思想来自其"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之"以百姓心为心"和"有德司契";老子思想关于"公"与"国"、"契"与"德"等紧密相关。老子深厚的"民本"思想包含"利是社会发展根本动因"、"社会在契约关系下才能和谐发展"等理念。比之于孔孟之道的"家"即讲"孝"和"国"即讲"忠"的治世思想,老子的"公""契"思想映照出孔孟"家""国"思想的缺陷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弊端。老子的"公""契"思想对今天的改革开放有重大的思想启迪价值。     

《楚竹书与汉帛书〈周易〉校注》评介

"周易"是我儿时生活中耳熟能详、最为神圣的词汇之一。20世纪80年代,我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正赶上国内易学界的盛事——东湖会议,自那以后,笔者就立下了研学《周易》的宏愿。20余年来,学《易》虽时有小成,但总感心悸。在这屯邅知困之时,我读到了丁四新教授的《楚竹书与汉帛书〈周易〉校注》     

战国秦汉时期巫觋社会地位下降之原因探析

战国秦汉时期,巫觋的社会地位呈日益下降之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巫觋集团对王权的依附性,使中国的巫没有象西方的祭祀集团那样走向独立,发展到可以与王权分庭抗礼的程度,而是随着王权与神权的衰落一并衰落了;巫对文化知识垄断权和祭祀垄断权的丧失,使其逐渐远离神权中心和政治中心,开始向民间滑落;巫觋自身素质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这一职业的神圣性,也进一步降低了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灵光”下的圣王理想：神话中的伊朗古典治世思想研究

从伊朗民族史诗《列王纪》的文本出发,通过对神话、传说部分的具体情节和典型人物形象进行分析,探究其中所蕴含的伊朗古典治世思想——对圣王治世的追求,并结合“灵光”这一经典概念,进一步考察圣王理想在史诗历史部分的表现,可以看出,在大诗人菲尔多西笔下,灵光下的圣王理想,在事实上回归了自《阿维斯塔》以降它在神话中的最初意味,亦即回归了它的民间性。得灵光,即得民心,得民心者,方得天下。     

战国与启蒙时代刑法思想引论——以东西方历史、文化根源为切入点

从时代精神的演进及其与社会实践的互动的角度切入,梳理战国时代与启蒙时期的历史发展线索,把握中西刑法精神的演进及其历史生成条件,发掘战国与启蒙时代刑法思想的异同,探寻战国与启蒙时代刑法思想异同及其历史、文化根源,以求对中外刑法思想、刑法传统与刑法现代化问题的深刻体认。     

论司马迁的社会管理思想——兼论战国秦汉初年的功利主义社会心态

本文论述了司马迁的社会管理思想。文章认为战国秦汉初年功利主义社会心态是以追求“势利”价值观为特征的。道德沦丧，知识贬值及秩序紊乱是重要的社会病．本文认为桑弘羊提出“官办盐铁”，“严威酷刑”之“与民争利”的国家控制对策是以皇权为核心的；董仲舒强调“以教化堤防之”的道德控制对策把“义”与“利”对立起来；司马迁着眼实际，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提出了“善者因之”，“利导之”，“整齐之”及“与之争”的多层次宏观系统的控制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左传》“君子曰”与“君子谓”辨析

《左传》叙事,往往夹叙夹议,并经常用“君子曰”与“君子谓”等形式直接议论.由于“君子谓”与“君子曰”在评论模式上很相似,所以往往被认为是“君子曰”的变格,并且与“君子曰”不加区别,一概而论.实际上,“君子曰”与“君子谓”在格式和语气及评价角度上有明显不同,二者在评价人物事件时有明确分工,不宜将二者等量齐观.     

论“君子不器”

在梳理对“君子不器”各家理解的基础上,认为孔子所言之“不器”并非要否定“专才”而主张成为一个“通才”,“器”与“不器”有境界上的本质差别。     

君子之仕以行道———王阳明的入仕之道与其弟子的治世治家理念简

王阳明所宣道的为官之道、仕者之守、用世之职这三条入仕做官的原则,其中第一、二条讲得是为什麽要做官的问题,第三条讲得是如何做官的问题,三条的核心即“君子之仕以行道”。阳明不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廉政廉能问题,而且还将这种廉政廉能理念具体运用到社会管控与治理上,这是阳明廉政思想能在当时发挥一定作用的关键要素。阳明在把自己的廉政思想与主张贯彻于施政实践时,还始终坚持廉政理念与具体的民生、民治相结合的原则。而阳明的廉政理念和治世实践给他的弟子后学们所树立的榜样示范效应也是十分明显的,其一传弟子徐爱的“去奢僭、立经制”说、二传弟子张元忭的贤才观与遗子说,皆与阳明的廉政理念和治世实践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