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丘特切夫

今年是俄国著名诗人丘特切夫 (180 3年 12月 5日— 1873年 7月 15日 )诞辰 2 0 0周年、逝世 130周年纪念年 ,为深切缅怀这位“放眼世界的‘地球诗人’” ,我刊特诚邀国内老、中、青相关专家、学人撰写了 4篇纪念文章 ,以飧读者。惟愿我们的工作让更多的中国读者在诗歌越来越不景气的当下知晓这位“世界文化名人” ,真正“走近丘特切夫”。以下是一组从不同角度研究诗人丘特切夫及其作品的笔谈     

丘特切夫诗歌的意象艺术

丘特切夫诗歌的意象艺术具有独特的个性 ,他运用意象最为常见的方式有三种 :寄托式意象象征 ,对喻式意象并置和情感式意象组合。其诗的意象体系包罗万象 ,大体可分为空中意象、大地意象、无形意象、文化意象等几种类型。他还常用金色、白色、蓝色、黑色、铅灰等色彩构成各种丰美的意象。     

20世纪中国丘特切夫翻译与研究综述

丘诗在我国已有近80年的译介历史,其发展大约经历了四个阶段。20年代初期,是拉开序幕阶段,瞿秋白率先译介了两首丘诗。60年代初期,是"秘密"进行阶段,查良铮悄悄翻译了128首丘诗。1982年至1988年,是逐步展开阶段,飞白、陈先元、朱宪生等人较多较广地译介丘诗。1989年至1999年,是系统深入阶段,丘氏作为大师广为人知,出版了第一本丘诗全集,丘诗研究也走向深入、系统,涌现了一系列论文。     

《〈丘特切夫诗选〉译后记》与穆旦诗歌的隐喻

穆旦所撰的《〈丘特切夫诗选〉译后记》和穆旦本人的创作有相当密切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集中体现于诗歌的隐喻表达之上。最能全面概括穆旦的隐喻的感性特征的，是穆旦在文中提出的“消除事物之间的界限”并实现“内外世界的呼应”的主张，这也是穆旦在隐喻表达中体现出的感知与表达方式的核心特征。这种理念实现了观念、语境的互相转化以及内外世界的交流，它还让一些简单的意象下蕴藏着历史与生命的力量。这些特征让穆旦诗歌的感性特征在中国现代诗人中独树一帜，在现代汉语诗学中亦具有积极的意义。     

放眼世界的"地球诗人" --纪念"世界文化名人"丘特切夫诞辰200周年

19世纪以前在世界文学中几乎是默默无闻的俄罗斯文学,从18世纪的最后一年起,开始了文学的"核爆炸":1799年诞生了她的文学和语言的创造者普希金;4年后,即1803年,又诞生另一位同样为俄罗斯文学赢得了世界性荣誉的诗人丘特切夫;此后,在大约20年的光景中,一长串光辉的名字--果戈理、莱蒙托夫、别林斯基、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又相继出现.正是这些光辉的名字,奠定了俄罗斯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第一流的位置".     

"对立-和谐"与"变化-永恒"--丘特切夫诗歌中两组重要的哲学观念

丘特切夫在国外被称为哲学诗人或思想家诗人,他的诗歌被称为哲学抒情诗或哲理抒情诗,在我国,他也被学者们认为是一位深刻的哲学家诗人,如飞白先生指出,丘特切夫"用抒情诗回答着哲学的问题[1](P804).     

《丘特切夫诗歌研究》:一部拓荒之作

曾思艺先生的专著<丘特切夫诗歌研究>是一部颇具特色的好书,无论是学术视野,还是研究见解均不落窠臼.作者勇于拓新,圆满完成了这样一项填补空白的艺术建设"工程",并充分发挥了一种融学术性和鉴赏性为一体的论述风格,使人读来不禁有豁然开朗之感.     

俄国文学天空中的“太阳”和“月亮”——比较分析俄国诗人普希金与莱蒙托夫的创作特色

本文从共性和个性两个方面出发,从爱国、忧国思想,平等、自由、博爱思想,人民性倾向,抒情方式和人物性格塑造五个方面,比较分析19世纪俄罗斯诗人普希金与莱蒙托夫的创作特色,对于文学鉴赏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莱蒙托夫作品中“海洋”意象的象征意蕴与情感价值

“海洋”（море, океан）在莱蒙托夫作品中出现的频率达172次。作为莱蒙托夫常用的典型意象,“海洋”是其情感体系构建的重要依托,承载着自由、爱情、生活、孤独等象征意蕴与情感价值,并体现着鲜明的“莱蒙托夫式”特征:“海洋—自由”是基于漂泊与反抗的自由;“海洋—爱情”是基于冷漠与苦涩的爱情;“海洋—生活”是基于痛苦与永恒的生活;“海洋—孤独”是基于孤苦与伟大的孤独。     

海洋软实力的战略价值——兼论与海洋硬实力的辩证关系

海洋软实力是软实力在海洋方面的体现,中国的海洋软实力主要来源于天人合一的海洋文化,和平崛起的海洋发展模式以及与负责任大国相匹配的海洋政策。在和平崛起视阈下,提升中国海洋软实力是维护海洋权益,成为海洋强国的重要路径。而海洋软实力与海洋硬实力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正确认识二者关系对提升中国海洋软实力意义重大。     

政治隐喻与文化抒情——论曼德尔施塔姆的海洋抒写

“海洋”（море, океан）是曼德尔施塔姆笔下重要的审美意象与审美空间。曼德尔施塔姆的海洋抒写关涉到“海洋”地理价值属性之外的时间、自由、生命、爱情、政治、文化等精神价值属性。“政治”与“文化”作为曼德尔施塔姆生命与创作的     

渤海环境变迁及其治理——兼论渤海开发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渤海是我国唯一的内海,其丰富的资源为环渤海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但是,随着海洋开发力度的增强,渤海污染问题日益严峻。从环境史的角度,就其在建国前、建国至20世纪70年代末、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以及2000年以来等五个阶段的环境变迁展开分析。近年来,国家加大了渤海治理力度,但环境整体恶化的态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当前,我国正在加强海洋强国建设,而海洋强国建设并不仅仅是发展海洋经济和增强海洋国防力量,同样包括海洋环境治理。就渤海治理而言,既需要国家统筹渤海开发与环境保护,更需要积极发挥社会力量,进而规避“政府失灵”问题。     

论《沉沦》的创作源泉--兼论郁达夫对佐藤春夫文学思想的接受与修正

郁达夫<沉沦>的创作源泉是:(1)日本浪漫主义作家佐藤春夫对郁达夫早期文学观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2)佐藤春夫的<田园的忧郁>对郁达夫的<沉沦>在文学创作方法上产生了影响;(3)郁达夫的人生经历与留日生活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素材;(4)郁达夫在精神与物质上的失衡使他产生了创作上的冲动.     

泰勒原理和凯洛夫教学论的比较——兼论课程论和教学论之间的关系

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凯洛夫为代表的传统教学论一直是中国主流教学理论与实践发展建构的基本理论框架.近年来,西方各种课程理论越来越为中国学者所理解与接受.其中,泰勒的课程理论被公认为是西方课程探究的主要范式,被誉为"西方现代课程理论的基石".这两种理论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同,涉及的意识形态来源各异,肩负的教育使命亦迥异,因而对"课程"、"教学"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论诠释.对这两种理论进行比较,藉此对课程(论)与教学(论)的关系进行初步的梳理、整合与重建.     

对赵逵夫《再论“牛郎织女”传说的孕育、形成与早期分化》的商榷

赵逵夫《再论"牛郎织女"传说的孕育、形成与早期分化》有几个问题值得商榷。叔均、女脩与牛郎织女起源无关。《秦风·蒹葭》与牛郎织女起源无关。《周南·汉广》是牛郎织女传说的原始形态。秦绝不是有关牛郎织女故事或传说产生的地域,而只能是牛郎织女故事或传说的流传地域。牛郎织女故事或传说在战国时期又有了新的发展,并且牛郎织女故事或传说在战国时期已经基本定型。萧史弄玉、葉君宝夫人故事不是牛郎织女传说分化的结果。     

阿Q、“狂人”与彼列多诺夫——鲁迅与索洛古勃比较研究之三

鲁迅与索洛古勃是敢于对自己民族＂刨根论劣＂的伟大作家,他们塑造了反映本民族劣根性的典型性格：阿Q与彼列多诺夫。两者有许多共性：明显的精神胜利倾向;愚昧无知,信守正统;强烈的自愿为奴意识;毫无特操;卑怯;盲目地崇尚暴力。两者的差异也表现在诸多方面,主要是一为＂卑怯的‘末人’＂,一为＂卑劣的小鬼＂。同时,鲁迅的＂狂人＂与彼列多诺夫也有明显的可比性：都是被迫害狂,但彼列多诺夫同时又是迫害狂。＂吃人＂与＂告密＂是《狂人日记》与《卑劣的小鬼》两部作品的关键词,也是两个对应的意象,它们包孕着甚为深刻的文化内容;同时两作又都深蕴着＂救救孩子＂的深意。两位作家在用多种创作方法塑造民族的典型性格时,都给与人物的生成环境以充分的描写,从民族性格的否定性出发,进而彻底否定了性格的生成环境,从而昭示出未来革命的必然性乃至暴烈性,尽管鲁迅写的是一场失败了的革命,索洛古勃是在以后的《创造的传奇》中更为全面地预言了革命。     

海洋经济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效应分析:鲁、浙、粤比较

海洋经济作为国民经济或区域经济系统的组成部分,其对后者的健康发展会产生重要影响。通过采用数量统计的方法从经济规模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就业效应和劳动生产率等方面比较分析了山东、浙江和广东三省的海洋经济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山东海洋经济对地区经济的发展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但是,山东海洋产业结构相对落后,需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进而为山东蓝色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若干建议:以优势产业发展为核心,拓展产业链条;以科技创新为动力,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实现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并重;以人才培养为基础,打造高素质海洋人才。     

闽台关系、闽台社会与闽南文化研究的力作——评汪毅夫的《闽台缘与闽南风》

纵观汪毅夫先生的《闽台缘与闽南风》认为:汪毅夫先生将考据学的基本方法和手段应用得娴熟自如,作者的学术视野十分开阔、敏锐,文风笃实温厚,还有着学术研究十分可贵的率真与实事求是的风格,同时充满人文关怀。     

在儒、商之间架起仁德与信义的津梁——秦简夫杂剧的道德内涵与时代思致

秦简夫是活跃于元代后期剧坛上的知名作家。与大多数具有离心倾向的在野文人迥然不同，他自觉地以灌输传统道德观念、救世劝俗、整饬人伦秩序为已任。他直接取材于现实或以历史故事为依托的社会剧，无一例外地具有明确的伦理教化性质。可贵的是，在他的功利劝化色彩十分浓厚的家庭道德剧中，非但没有兜售重义轻利、贬斥商贾“游食之民”的世袭偏见，而是对靠勤苦经营获利致富且具有古道热肠的正粤商人大加褒奖，并努力寻找儒、商之间在道德判断、 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契合点，显现出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新思想和新观念。     

哲人与僭政——施特劳斯与科耶夫关于《论僭政》的争论

施特劳斯与科耶夫关于《论僭政》的争论在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具有非凡的思想意义和政治意义。科耶夫相信哲学就其本性而言具有历史性质,哲人必须通过实现政治性的普遍同质国家才能获得最终的理论真理;施特劳斯坚持古典的哲学理解,反对历史主义和彻底的哲学启蒙。施特劳斯与科耶夫的争论从表面上看是关于哲学与政治关系的争论,从根本上说,这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古今思想关于真理观和存在论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