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文才”论内蕴与生成背景管窥

“才”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概念。自先秦至魏晋,“才”这一术语逐步由论人到评文。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文才观,主要包括“才源天授,才主学辅”“骋才驭奇,修德为器”“因性练才”三个方面。文学场中的才性论中杂糅着诸多社会因素,魏晋时期奉命创作与即兴创作使“文才”受到追捧,作者地位与交际圈影响了才名的评价与传播。刘勰以“才”论文,重视文才的观念符合魏晋时期逐渐兴起的崇才思潮和文学场的变化。     

从历代典籍与“咏黄”诗歌看黄河渊源

在历史上,对黄河渊源的探求不仅大量地表现在历代典籍中,而且也散见于历代文人雅士的“咏黄”诗歌中。通过以诗吏互证的方法,可以勾勒出历代探求黄河渊源的大致情况。     

清初尺牍选本中的文人困境书写

清初在以选本聚合时人的文化生态中,尺牍编选刊刻十分盛行,现存选本约计20种,收录尺牍近万通,在出版史上具有现象学意义。选本生成带来尺牍由私密空间走向公共场域,贯穿着选家复归风雅的苦心孤诣和价值取向,衍生出立言和传名的功能,最大程度地保存了清初文人真实的精神影像,文学史因此变得日益丰满。大量内容充实、情感真挚的尺牍高度还原了传统文人的日常,不乏其他现存文献阙载或言而不详、录而失真者,其中的“困境书写”十分突出,映射了一代文人深刻的精神创伤。尺牍是社会交往的产物和知己交谊的见证,文人在日益扩张的人际网络中寻找突围,谋求物质救济、生命关怀以及文化理想的实现。     

王夫之行政思想研究

王夫之充分认识到了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认为应该对民众施以宽松的政治，用宽厚的政策来休养人民。为了保障宽以养民目的的实现，王夫之主张要“严以治吏”。本文对王夫之的“严以治吏”的思想做了初步的探讨。首先从四个方面介绍了其“严以治吏”思想的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又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其思想的进步意义，最后还对其思想的局限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     

民心、吏心小议

北宋著名思想家李觏在其《李觏集》中有言：“吏之于民必相知心,然后治也,吏知民心则明,明 则政平矣;民知 吏心则信,信则 吏行矣。”为官 理政,一方面要 体察“民心”,另 一方面要使老 百姓理解“吏 心”。当官的必 须首先理解“民 心”,老百姓才 会理解“吏心”。 只有这样,才能 形成干群关系 的良性互动,从 而吏明政平,民 信令行。 对于“官” 与“民”的关系, 在古今中外的 诸多典籍中已 论述得相当清 楚。如贾谊鉴于 亡秦教训提出： “闻之于政也,民 无不为命也。国 以为命,君以为 命,吏以为 命……闻之于 政也,民无不…     

税户军将：宋代的衙前将吏及衙前役

宋代“衙前”的概念繁杂，有“衙前军将”“衙前将吏”“衙前役”等诸多名号，大致沿袭唐五代的衙前将校旧法以及五代使院、州府胥吏旧制。“衙前”一词的内涵及外延与宋代的职役制度密切相关，前有衙前军将主管纲运，后有税户应差或应募州县级财政事务，这种“税户军将”突显出衙前胥吏化倾向。具体表现为，“衙前将吏”包含“衙将”和“衙吏”：衙前军将或衙前将校主要指都知兵马使之类的军将衙前职员，以及客司、通引官；衙前吏人主要指都孔目官之类的胥吏。“衙前役”主要指通过差役或募役招募到的里正衙前、押录衙前、乡户衙前、雇募衙前以及长名衙前，因其迁补或差役内容与衙前将吏多有关联，两者常常混淆不清。衙前役、衙前吏人均可迁补衙前军将，甚至迁转低级品官。衙前役的胥吏化或职级迁补去向表现出主观的职业化特征；而衙前军将的胥吏化则完全取决于全国性财政计划内的职能需求。两者胥吏化的内卷突显出衙吏通往品官的路径十分狭窄，这种胥吏化对后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玉茗堂批订董西厢》为汤显祖作考论

徐朔方先生认为《玉茗堂批订董西厢》系伪托,其主要证据是屠隆在万历二十三年春天没有到过遂昌,而时间署为“乙末上巳日”的《玉茗堂批订董西厢》序中提到“适长卿访余署中”。其实汤显祖的两首赠诗证明了屠隆在春天有过遂昌之游,其他资料也说明了序文的真实性。事实上,汤显祖与屠隆在遂昌对《董西厢》的讨论及批订,是汤显祖创作《牡丹亭》前一次极有意义的艺术酝酿。     

还原之问题——梅洛-庞蒂对现象学还原的批判性解读与实践

梅洛－庞蒂曾经指出“关于还原最重要的教训就在于彻底还原之不可能性”。这句话造成了人们对梅洛-庞蒂在还原问题上的观点的误读和争议。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梅洛－庞蒂在其前后期哲学中对还原问题的持续关注，从而厘清他对于还原问题的观点重在揭示出还原本身之间问题性矛盾性，并在此基础上说明梅洛－庞蒂在“被知觉的世界”论题上的考察恰恰体现为对现象学还原的实践：他以一种批判性的实践延续着对现象学还原的研究。     

读敦煌吐鲁番文书札记

这篇札记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分析斯一一三号文书，指出户籍中户主姓名冠以“兵”者为兵户，身份低下。户主姓名冠以“大府吏”者，其人为职吏，其户为吏户；冠以“散”者，其人为散吏，其户亦为吏户。吏户的身份亦较低下。兵户、吏户都是役户。第二部分论述西魏大统十三年籍（斯六一三背）反映苏绰的打破门资的政治经济思想。第三部分分析考证包括三个断片的残文书，应拟名为：唐开元十六年北庭都护勾帐草。     

屠隆的道教活动与晚明江南文人道教环境

在晚明的文学思想史上,屠隆是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在文学创作和仕途追求之外,屠隆对晚明不同的道教潮流几乎均有触及,甚至因为对求仙活动的极端追求被视为异端。这些宗教活动的展开除与其思想上追求朴拙的倾向有关,亦受到晚明江南文人之间亲疏不定的群体关系和地方道教环境的影响。本文在梳理屠隆的道教活动和宗教思想发展的基础上,希望将之置于晚明江南“文人道教”的环境中加以理解和考察,以反思明清文人道教传统中对与道教相关的信仰活动的多元表达与实践的困境。     

历代李白诗歌接受述论

自有唐至清,李白诗歌均有着广泛的接受者,他们中既有文坛名流,如唐宋之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元明之杨维桢、萨都剌、高启、王世贞,清之屈大均、黄景仁、龚自珍等,也有众多普通文人和下层民众。唐宋人重其奇思壮采,元明人学其傲岸个性,清人更注意其风雅传统、经世思想。历代对李白诗歌接受的普泛性,除杜甫之外,无人可与之比肩。     

清人的宋濂文学接受

与明代宋濂文学接受经历先扬后抑再扬的波状起伏不同,有清一代,宋濂文学赢得普遍赞扬,但出现扬文抑诗现象,从初期的“明代第一文人”到清末的“文章冠冕”,人们对宋濂散文成就一致称赞,推扬极高,但由于《萝山集》失传,清人对宋濂诗歌评价不高。     

坚辞而难退忍辱而负重--兼论李东阳的人品

明初的李东阳历仕四朝,为官50年,身居宰辅之位19年,又在成化、弘治间主持文柄,确乎是当时政坛、文坛的泰斗人物。然因武宗继位之初宠信阉竖刘瑾,导致刘瑾专权四年有余,在此期间李东阳身为朝廷重臣,既未能及时铲除权奸,又未能及时急流勇退,于是有人指责他“依阿”刘瑾,有人指责他贪恋禄位,自然也有人为他鸣不平。这样,关于李东阳的人品问题也就成了一桩讼案。实际上李东阳是个淡薄名利、为官清正、人品正直的士大夫。     

朝鲜文人论袁宏道

明代后期公安派主将袁宏道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他的诗文还很快传到了朝鲜,对朝鲜文坛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朝鲜文人各抒己见,以各种方式对其诗文、理论及其人品展开了褒贬不一的批评。有人认为其诗文理论俱佳,可比苏轼,为艺苑之豪杰;有人则认为其诗文俱无可称,是文坛流弊之源头,对中国和朝鲜的创作都有不良影响。这些批评都有一定道理,是对中国袁宏道研究的补充和丰富。     

放性行文绘浮世--陈继儒文学研究之二

陈继儒的文学著述典型地反映了晚明人对生命本体的体认.他的致用之作可见其心系民瘼的救世情怀,他的谋生之作体现出晚明山人藉诗文而维系生活并驰名天下的轨迹;他的娱性之作呈现出其早年的出世之想、中年的适世之情、晚年的娱世之乐。     

阳明心学兴起与复古文学迁变

明代中期,阳明心学乘理学之衰而兴起,对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明代文学复古思潮因为阳明心学的影响而发生改变,代表人物有前七子的徐祯卿、郑善夫和后七子的屠隆。徐祯卿受到王阳明个人的感召,趋向心学,但文学复古主张并未发生太大的改易;郑善夫接受了阳明心学思想,直接波及其文学创作和理论主张;屠隆接受阳明心学思想而走出复古阵营,甚至加入到以心学理论武装的文学革新派的队伍中。徐祯卿、郑善夫和屠隆的例子,充分显示出阳明心学的兴起、繁荣与明代复古文学潮流迁变之间的关联。     

康海的文学成就及其在明代中期的文学地位

通过对康海在散曲、散文、诗歌方面的创作思想及其作品分析,认为康海是明代中期文坛的重要人物,在明代中期是可以与李梦阳相提并论的文学家,他们共同领导了文学的复古运动,对明代中期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尽管由于其性格耿介直率,张扬凌厉,受到"刘瑾事件"影响,罢黜回乡后又过度的放浪形骸,纵情恣肆,引起了后人对其品格误解,但这并不能影响其文学成就及文学地位。     

还历史一个真实的杨嗣昌--《杨嗣昌集》整理与研究的意义

<杨嗣昌集>的整理,可为明史、政治、军事、文学等多学科研究提供难得的第一手资料.杨嗣昌精美的文学创作和独到的理论见解足以确立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时,也体现了他作为一位封建高官的高尚情操.杨嗣昌在湖湘地方文化方面的贡献和旅游理论方面的探索,将为新世纪的城市文化建设、旅游事业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黄宗昌家世与生平考——《崂山志》系列研究之二

从明代开始,即墨黄氏由一个普通的农家,不断提升文化层次,从明嘉靖到清光绪的数百年间,涌现出进士8人、举人34人、贡生45人,其中有65人有文集、诗稿传世。这些文学、文化人才,使黄氏家族成为当地典型的名门望族、文化世家。一方面,家族文化构成了黄宗昌《崂山志》撰写、刻印和流传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从族人黄肇颚的《续崂山志》、黄氏后人对《崂山志》的普遍重视和黄氏外甥周至元的《崂山志》,以及青岛文化发展的实际来看,黄宗昌《崂山志》的影响已从家族文化向外扩展,对青岛地区的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实为我国家族文化与地区文化互动的一个鲜活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