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流派意识的学术文化意义——陈瘦竹学术文化观念的价值省思

陈瘦竹一向注重全局性的学术思考,治学“忌孤单”,表达了中国当代学术发展的一种诉求,即在一些重要的学术领域,组织具有相当实力的研究力量,以该学术领域“国家队”的姿态进入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之中。这是特定时代社会大局的发展需要,也是国内学界一度缺乏的学派意识状况下难得的学术声音。陈瘦竹的学术实践体现了他的学派意识:包容的学术气度和学术风格。这正是学派建构需要的格局条件,而有特色、有层次、有秩序的学术布局,更是学派建构的主要优势。     

陈瘦竹早期著译研究

聚焦戏剧理论家陈瘦竹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应用文学史研究和历史文献学研究的方法，对其1940年代以前的著译进行了揭示、考释和研究。在1930年代，青年陈瘦竹已有短篇、中篇小说、剧本、文学及戏剧评论、外国文学及戏剧介绍、翻译和评论等诸多著译形式的作品问世，成为民国文坛上工于多体裁的作家。抗战题材的短篇小说“三人行”与其他知名作家的作品一起，被译成英文，结集由英、美著名大学出版社出版，更赢得了国际化影响。陈瘦竹早期著译的内容取向多种多样，其中以家国情怀主导下的变革救亡取向、启蒙意识主导下的文化批判取向、以世界文化为参照的学术研究取向最为显著。他是现代文学史上卓有成就的乡土文学家，也是独树一帜的剧作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他将个体作家在著译内容和形式上的丰富性拓展到了极致，在现代文学史上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观。     

陈瘦竹的戏剧理论研究

陈瘦竹的戏剧理论研究古远清陈瘦竹（１９０９─１９９０），江苏无锡人。１９２８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次年入武汉大学外文系读书。１９４０年在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执教。抗战胜利后一直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此外，还任中国话剧研究会名誉会长。建国后出版的戏剧...     

陈瘦竹喜剧思想的历史图谱

作为社会主义时期意识形态的产物，陈瘦竹沿着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道路，以古今中外思想理论和戏剧艺术为广阔资源，构建肯定性的喜剧思想。陈瘦竹特别从莎士比亚的幽默传统、司马迁的笑言传统和毛泽东的社会矛盾理论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表现出明晰的历史图谱，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喜剧理论，提出了“讽刺、幽默、赞美”三重喜剧标准，这三个标准既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互相转化。     

民族悲剧美学的丰碑——陈瘦竹悲剧学思想新探

与西方视“悲剧”为“艺术皇冠”不同,温柔敦厚的儒雅气质和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导致中国悲剧学长久缓行在直觉水平。然20世纪中国的现实和艺术,充满悲剧意味,作为民族现代悲剧美学家的陈瘦竹,富有创见地将古今中外悲剧艺术相接通,予以知性和情感观照。他以崇高为悲剧之本质内涵,依此透析英雄悲剧、平凡人物的悲剧和错误造成的悲剧三者迥然不同的美学风格,并强调悲剧中乐观豪迈的因素。晚年的陈瘦竹潜心研究荒诞派戏剧、存在主义等悲剧理论,全面阐发现代化潮流给悲剧艺术带来的巨大变化,深刻揭示现代悲剧新趋势,比如以悲剧崇高征服和超越苦难,悲喜因素的混同交融和“富有诗的目的”等。陈瘦竹坚持从现实关切、社会冲突中寻求悲、悲剧和悲剧快感的合理解答,作为一个“世界主义者”,他鄙弃偏于一隅的闭门造车,主张“东张西望”“兼收并蓄”,可信性、科学性是陈瘦竹悲剧美学的重要出发点,由此他实现对现代悲剧美学原则的重大发展。     

学术评论的学风和精神——读樊骏《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学术评论需要什么样的学风和精神？樊骏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为我们做出了示范。他在书中评论王瑶、唐弢、陈瘦竹、黄修己等学术大家的研究,恰当地肯定了他们的学术贡献和研究专长,又中肯地指出了他们的缺点和不足。樊骏之所以能够这样,是他＂站在历史的高度上＂,＂拉开自己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这对于当今的学术工作具有典范意义。     

陈瘦竹早期的戏剧理论研究评述

作为研究年限长约半个世纪的“学院派”戏剧理论家,陈瘦竹是不可多得的,其早期的戏剧理论研究成果颇有研究价值.他在民国著名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质量较高的论文,以西方戏剧理论奠定了研究的基础,初步展露了恒定的内心坚持与学术追求.在探索中对戏剧思潮、流派和现象的看法,对西方戏剧名家名作的选择性介绍和论述,都表明了他最初的、基本的戏剧观和贯穿其后戏剧研究的着眼点,影响着他此后对中国现代戏剧的研究方向、角度与质量.     

夏衍与契诃夫的戏剧风格比较

读夏衍的剧作,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契诃夫的剧本。陈瘦竹同志在谈到《上海屋檐下》时就认为,夏衍同志的“这种现实主义风格,颇似契诃夫的剧作,平凡而深远,素淡而隽永。”形成这种看法是不无道理的,因为在这两位作家的戏剧风格中,确实有很多相似的因素。其中很突出的就是那别具一格的悲喜剧特色。悲剧和喜剧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戏剧类型,在西方戏剧史上,一般认为悲剧主要表现主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四川理论经济学发展脉络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四川理论经济学界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紧密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服务社会，在实践中发展自身，经历了一个从成长到壮大的过程。每个时期的学术研究、学术成果、学术交流、学术领军人物、学术阵地、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情况等都在稳步发展，不仅形成了一大批高质量研究成果，培养了许多高素质的理论经济学名师，而且还在各学科领域建立了一些高水平的研究机构和学术交流平台，为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思想的逻辑继承和发展

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是当前一个不可回避而必须讲清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在内，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是同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自觉传承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精神、逻辑延伸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内容，同时又是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突破和超越。     

回归民族文化原本 探究中国悲剧精神——百年来“中国悲剧有无”问题讨论

“中国悲剧有无”问题讨论经历了近代启蒙话语、现代启蒙话语和民族本土话语三种不同话语形态。蒋观云、欧榘甲着眼于“戏剧改良”,从戏剧类型视角提出“中国无悲剧”的问题,偏向于近代社会启蒙话语。王国维第一次把“中国有无悲剧”问题带进悲剧精神层面,鲁迅、胡适受到王国维的影响,从“国人之精神”“国民性”视角分析“大团圆”戏剧结构。熊佛西、朱光潜、钱钟书依据西方经典悲剧作品和西方经典悲剧理论,用西方的“绳墨”量度中国古代戏剧,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严格意义的悲剧。20世纪30年代以后,戏剧理论研究中的民族话语逐渐觉醒,20世纪80年代以后,王季思、张庚、陈瘦竹等学者悲剧美学、戏剧精神、戏剧形式结构等层面,回归本民族文化立场,基于中国戏剧发展实践,参证西方悲剧美学成果,揭示中国古代悲剧“悲喜相乘”“崇高”“悲愤”等美学特征,肯定中国古代悲剧的美学价值和社会教育价值。由此可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应该基于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文艺实践,将“悲剧”放置在中华民族长期的社会变迁中,放置在中国人的文艺创造心理机制,放置在中国观众长期养成的文艺欣赏心理机制,参证西方经典悲剧作品和悲剧美学成果,方能真正揭示中国古代悲剧独特的艺术特征和美学价值。     

再论古典戏曲的文学阶段与非文学阶段--答安葵先生

安葵先生著文批评本文作者的戏曲研究“距实践太远”,两人的区别确实在他们的学术研究与实践的“距离”上。安葵一方面不能把研究上升到思辨的高度,其“理论”平庸地依附于“实践”,缺乏学术品格;一方面还服从政治实用主义的要求,把“弘扬”(民族文化)放在“求真”之上,缺乏与其研究对象的必要距离。其实,中国古典戏曲虽然曾经和欧洲古典戏剧一样是文学本质的戏剧,但前者始终是以“语言”描绘人物的艺术,而后者则始终是“情节”构建的艺术,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戏曲最终嬗变成为表演本质的戏剧的道理。     

黄宗羲戏曲观探微——兼论其学术观对戏曲观之影响

黄宗羲是清初著名思想家,同时他对中国古代戏曲理论也有一定的贡献。黄宗羲前期对戏曲持肯定态度,其戏曲观的核心是重本色当行、重情、重俗重真,是晚明戏曲观的延续;晚年则极力排斥戏曲。黄宗羲戏曲观前后的转变,与其前后期学术思想的转变有关。其学术思想的转变是由早年的明学转向后期的清学,其戏曲观的转变也与此相对应,由明人戏曲观向清人戏曲观转变。     

转型期文化的探索与知识分子精神的叩问——吴定宇的学术研究和特质

吴定宇的学术研究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他对中国转型期文化与文学的宏观把握和独特判断,提出的“转型期中国文学”的概念,以及在巴金研究、郭沫若研究、陈寅恪研究等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为中国百年文学研究和文学史书写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吴定宇倡导文化整合的研究思路,注重对文学现象中的独立、自由精神进行追溯,为当代学术研究注入了思想活力和自由意识。     

陈一百先生的学术精神及其当代启示——基于《陈一百教育文选》的分析

陈一百先生（1909～1993）是原广州师范学院院长,在教育学、教育统计测量学、教育心理学等学术领域建树良多。文章通过对《陈一百教育文选》的分析,探讨了陈一百先生教育思想中所蕴涵的学术精神,具体包括不懈的探索精神、无畏的独立精神、严谨的求真精神、中西结合的理性精神和对教育事业的责任与深爱。陈一百先生的学术精神给予当代学人的最大启示是学术活动应坚守独立性和超越性。     

中国大学的出路:精神回归还是制度建构——兼论大学精神“回归”说

近年来,我国教育界流行一种观点,认为现在我国大学在不断地突破自己的底线,大学精神衰微、迷失、变味甚至"变态"、"虚脱"了。据此认为,实现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让大学精神"回归"是眼下的当务之急。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国内外大学的发展历程以及大学精神的形成规律充分证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越来越融入社会而并非独立于社会,再者我国后发外生型的发展特点也决定了中国大学无法走精神"回归"之路。只有重新定位大学与政府、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构建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才是拯救我国大学精神的务实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