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边界变动背景下的钦州佐杂设置（1368-1888）

明清时期，随着钦州西南部的中越边界（实际控制线）的显著变化，钦州的佐杂驻地的变动也较为频繁。佐杂派驻的变动，主要集中于七峒之地和沿海地带。明代的巡检驻防主要呈现退缩的局面，不能有效应对四峒叛离和沿海寇乱的严峻形势。清代开始对佐杂格局进行了积极调整，适应了边疆局势的变化。佐杂守御格局与分防派驻制度得以有机结合，有利于巩固边疆社会安定，反映了国家权力对中越边境地带的各色人群、交通贸易等方面的渗透，具有十分鲜明的边境和要道控制之色彩。     

河西卫所建置下神庙戏场的时空分布及其文化特征

随着明清河西卫所建置的确立完善,汉族民俗文化在河西一带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尤其河西一带神庙戏场的建设发展具有独特的时空特征。明代至清中叶前,河西神庙戏场建设时间大多在卫所建置以后,空间上集中于卫所中心地域。晚清随着河西由边疆变为内陆腹地,卫所基层乡村的神庙戏场蓬勃发展起来,这对民间祭祀空间的建构产生了深刻影响。     

吴语舟山方言的语音内部差异及其历史成因

文章认为，汉语方言研究除了进行地域描写外，还应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广阔背景上分析和考察其形成的原因．舟山方言属吴语太湖片甬江小片，它与周围吴语太湖片方言有许多共性，但又有其自身特点，并且内部存在着相对语音差异．本文从声母、韵母和声调三方面对吴语舟山方言进行了分析比较，指出形成舟山方言语音内部差异的因素有：舟山群岛的自然地理状况；舟山市与宁波市、舟山方言与宁波方言的历史渊源关系；舟山市渔业经济的特点；浙江沿海及福建等地移民的迁入等等．     

明清时期湖广土司自署职官初探

通过对明清时期湖广土司自署职官设置的情况及设置源流的探讨,可见湖广土司政权机构划分为行署、旗、峒三级,在宣慰司署那一级又分设为致仕宣慰司署、已袭宣慰司署和经历司署三个系列,它们形成三足鼎立格局。其自署职官分为土官、流官两大系统,内分文武两个职别。自署职官的形成深受明代卫所制度和清代绿营制度的影响,并糅合了以明代军职为主的明清兵制的成份。     

四川官话入声现象的历史文化透视——论合江方言的形成与发展

四川官话方言入声区与无入声区对峙，这是由历史文化原因造成的。四川官话入声区方言由中原汉语直接发展而来，无入声方言由明清时迁入四川的移民带来的明清官话发展而来。从入声区的一个代表点——合江方言的形成与发展，可以探讨保留了古入声调的四川官话的历史来源，以论证以上观点。     

刘基“密奏立军卫法”辨疑

传统观点认为明代卫所制度由刘基于洪武元年创立,事实并非如此。相关史料如刘基行状、宋濂作品等,或是人为编造,或因袭旧章,均有可疑之处,但因编入钦定《明史》,遂成定说。卫所制度元时就已出现,在明朝建立之前朱元璋沿用了卫所制度,其基本职掌业已具备。事实是,卫所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并非始自洪武元年刘基的倡立。卫所制度被认为是刘基所创,与刘基参与明初诸多制度创设有一定的关系,或与明初统治者高层的政治斗争以及明中期以后诸多与刘基神话传说有更为密切的关联。     

明中后期的卫所与法律——以《军政条例》和《问刑条例》为中心

卫所是明朝军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是国家意志的最高体现。明中后期,《军政条例》和《问刑条例》在明初法律《大明令》、《大明律》和《御制大诰》四编的基础上,继续对卫所制度的各项内容做出细致规定。这些规定清晰地反映出卫所的“民化”进程以及国家从军事、经济和行政管理等方面对这一进程的防范、纠正与妥协。总之,明朝政府基本上是顺应卫所“民化”这一趋势的,但也始终没有放弃和彻底转变卫所的军事性质。这既是明朝卫所制度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也是中国传统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制度的发展进程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明清时期贵州卫所置废动因管窥

明清时期贵州卫所的置废,是与当时社会历史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贵州卫所的设置,巩固了西南边防,促进了黔省的经济发展、政区完善。然卫所作为明朝军事基层单位,到了明末仍保留有大量军队,这无疑对于新生的清王朝是一个巨大的军事威胁。为了消除这一隐患,清廷实施了＂裁卫并县＂,完善了贵州行政区划。回顾这段历史,对于探讨黔省政区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显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明代前期潮州海防及其历史影响(下)

明代潮州的海防格局,是在洪武朝30多年间逐步建立起来的。文章主要通过明代地方文献的分析,描述明初潮州海防系统建立的缘由、过程和制度变迁,探讨沿海卫所布局所反映的潮州地方社会情形,一个侧面反映明初中央王朝的政策在沿海边远地区推行的实况及地方社会的因应过程。文章也力图从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去理解海防体系建构过程的种种安排,并揭示这一过程对地方社会的长远影响。文章试图说明,就户籍和田土管理制度而言,明初潮州地方确实存在着行政和军事两大相互独立的系统,但与北方和西南沿边地区不同的是,东南沿海的“沿海卫所”和“内地卫所”可能并未因为这种管理体制的差别,而成为独立于府县之外“地理单位”。相反的,潮州沿海的各个守御千户所都与周围的乡村有密切的联系,成为理解小范围地域社会发展脉络不可或阙的重要因素。明初潮州海防另一影响深远的举措,是南澳岛的弃守。洪武初年曾将粤闽交界洋面南澳岛的居民纳入版图,但洪武、永乐年间“弃而不守”。南澳岛因而成为各国商人和各种海上活动力量聚集之区,从而变成有明一代闽粤海防的心腹大患,其影响直至清初实施迁界政策之后。文章也对这一举措的历史影响进行了讨论。     

明代前期潮州海防及其历史影响(上)

明代潮州的海防格局,是在洪武朝30多年间逐步建立起来的。文章主要通过明代地方文献的分析,描述明初潮州海防系统建立的缘由、过程和制度变迁,探讨沿海卫所布局所反映的潮州地方社会情形,从一个侧面反映明初中央王朝的政策在沿海边远地区推行的实况及地方社会的因应过程。文章也力图从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去理解海防体系建构过程的种种安排,并揭示这一过程对地方社会的长远影响。文章试图说明,就户籍和田土管理制度而言,明初潮州地方确实存在着行政和军事两大相互独立的系统,但与北方和西南沿边地区不同的是,东南沿海的“沿海卫所”和“内地卫所”可能并未因为这种管理体制的差别,而成为独立于府县之外的“地理单位”。相反地,潮州沿海的各个守御千户所都与周围的乡村有密切的联系,成为理解小范围地域社会发展脉络不可或阙的重要因素。明初潮州海防另一影响深远的举措,是南澳岛的弃守。洪武初年曾将粤闽交界洋面南澳岛的居民纳入版图,但洪武、永乐年间“弃而不守”。南澳岛因而成为各国商人和各种海上活动力量聚集之区,从而变成有明一代闽粤海防的心腹大患,其影响直至清初实施迁界政策之后。文章也对这一举措的历史影响进行了讨论。     

明清小说中婚姻观念与科举的关系探析

科举在明清社会中占有中心地位,明清文人群体与科举的关系最为密切,他们的生活、思维、心态,乃至一切与文人有关的事情无不受到科举的影响,其中明清时期的婚姻观念也因此形成了固有模式。查考大量的明清小说作品发现,科举与婚姻关联出现的频率极高,类型固定,而这种婚姻观念也对小说的情节起到了稳定的作用。     

明清时期湖南佛教造像的程式仪轨解析

位于长江流域中游地区的湖南,其佛教造像的地域性与民族性特色非常突出.文章以明清时期湖南地区的佛教造像为研究对象,从造像形制、造像的组合与一般供设程式、佛装类型及纹饰的基本特征四个方面,分析其程式仪轨与传统的汉地佛教造像的不同之处,进而揭示出明清时期湖南的区域宗教文化现象.     

明清小说分类试探

明清小说是我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重要阶段,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开始就对其有分类研究。对比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袁行霈《中国文学史》、谭邦和《明清小说史》等几种代表性著作,就其中的明清小说分类体系进行比照研究,可以发现这几种分类体系各有其优点,也皆有其不足。在此基础上,我们根据前人研究成果,尝试建立一种新的更为合理的明清小说分类体系。     

从《山海关志》看山海关在明清之际的地位变迁

在明清易代之际,山海关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山海关志》是对山海关地区记载较为系统、全面的志书。明清时期：共有七种不同版本的《山海关志》出现,但由于明清的更替,导致明清之际的三版亡佚。详细比对现存明与清初的两版《山海关志》,可以从中窥探出其余各版本的内容与特点,可以看出除余一元版的《山海关志》外,其他各版都对之前版本的内容损益无多,并且对已亡佚三部“山海关志”的内容亦有迹可循,另外还可以清晰地看出山海关地区在明清之际战略地位的变迁。     

陕西历代进士数量及地理分布统计分析

为探究陕西历代进士的数量及其地理分布,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对陕西从隋朝至清朝历代进士进行核实和分析,由于明代以前相关文献资料的缺乏,陕西进士数量及其地理分布反映的主要是明清两代陕西情况。分析认为,历代陕西进士共有2 530人。分析还认为,陕西进士数量集中在明清经济文化中心的西安及其周边、咸阳地区和经济富庶的渭南地区;陕南、陕北较少,这与当时陕西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均衡情况基本吻合。     

明清时期动态助词"将"的发展演变及衰亡原因

"将"是近代汉语中新产生的一个动态助词,萌芽于魏晋,形成于唐代,宋元时期得到充分发展,明清则开始走向衰落。论文通过穷尽调查《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聊斋俚曲》三部语料中"将"的使用情况,结合"将"所在的句式,对明清时期的动态助词"将"进行了描写分析,揭示了动态助词"将"发展演变的轨迹、在明清时期呈现出的特点以及消亡的原因。     

明清陕北市镇初探

明清时期,在商品经济推动下,陕北地区形成了一大批较有特点的市镇,按其形成原因可划分为交通型市镇、军事型市镇、边界型市镇,据其经济层级又可区分为标准市镇、中心市镇和地方城市。战争平息之后,这些市镇的存在与兴衰,主要与地域经济有关。     

从明清《牡丹亭》评点看“情”的嬗变

“情”的阐发是明清戏曲批评家热衰谈论的重要话题.笔者以明清关于《牡丹亭》的评点为中心,通过考察“情”在明清两代的嬗变,揭示了汤显祖所标举的“情”在明清士人那里经历的三重变奏,而这种变奏既与明清时代思潮的潜变相表里,又与文人士大夫的思想观念、精神气质的不同倾向密切相关.     

明清之际辽东军事局面的变迁——以三个重要历史人物为视角

辽东地区在明清之际的军事冲突中占有重要地位,努尔哈赤苦心经营辽东,最后清朝入主中原;万历皇帝荼毒辽东,最后殃及子孙;李成梁虽镇守辽东,功不可没,但是舍弃膏腴之地的六堡,失去重要的军事基地,使辽东形势进一步恶化。努尔哈赤、万历皇帝、李成梁对辽东的经营和管理,透视出明清之际辽东军事局面的历史变迁。     

明清时期江南泰伯信仰的儒家化——以苏、常二府为中心的考察

信仰儒家化是明清时期民间信仰中值得关注的一类特殊现象,它是指神灵在纳入国家祀典后,其形象被改造成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现象。江南民间对泰伯的祭祀和崇拜,最初只是最单纯的先祖崇拜,与泰伯本人的德行无关。泰伯在民间作为道德典范的神灵形象,主要是在明以后的民间信仰中,经过了儒家化的改造实现的。地方官府和地方士人是这一改造的推动力量,而地方士人又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