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明的“异品遍无性”与《墨经》的“止式推论”

东方逻辑中的墨家逻辑和印度因明中都有利用反例进行论证的推论形式，印度因明中的“异品遍无”是排除反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而墨家逻辑中的“止式推论”是用反例来证明自己观点正确的推论形式。两大逻辑体系都体现共同的思维倾向性，这体现出逻辑的全人类性。     

"心动"与"摹仿"--中西文论的一个比较

“心动”说与“摹仿”说是中西古代文学创作论的最为重要的学说,它们对中西文论和文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这两种学说立足于不同的文学和文化土壤,因而其所倡导的文学观念和价值标准便是根本对立的;但作为文学创作论,它们也包含某种同一性。它们的对立延续于现代文论,便体现为表现论与再现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冲突;而它们的同一则体现为对创作过程中主客体相互制约与相互作用的强调。所以可以肯定,随着人类文学实践和审美情趣的日益丰富多样,这两种学说必将在新的文学经验中得以不断整合。     

"味"与游戏 --魏晋时期"味"说解读

魏晋时期出现于文论中的“味”虽还不是正式的美学概念，但已与一定的美学思想相联。它产生于对赋颂作品的讽读过程中，这一过程实质上是一种游戏。游戏之“味”不仅体现了文人对言语的高度迷恋，而且体现了文人的政治意识与价值意识。游戏之“味”为刘勰、钟嵘的“味”论的建构作了理论准备。     

古典文学天文研究的数字化探索及发展方向

在近年文学地理研究、现地研究和空间批评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古典文学作品中的天文意象开始受到学者的兼顾与重视,而数字人文天象模拟技术独特优势的显现更为其独立探索实践提供了重要契机。论文在学界研究个案基础上首次提出“文学天文”这一概念,认为古典文学天文研究应重点关注两个层面：一是“文学的天文”,具体体现在作家的天文时空观念和时代背景等“外层空间”问题;二是“文学中的天文”,主要是作品的天文意象空间批评所面对的真实与虚构等“内层空间”问题。论文还对文学天文研究的知识“求实”、数据“求广”、技术“求新”等发展方向展开了思考。     

冯雪峰的文化交流律与文论

细读冯雪峰解放前的文论作品,可以从中推导出一条文化交流律。这条文化交流律贯穿在他的文论作品之中。以这条文化交流律为准,打量其文论成色,评析其文论得失,应该不失为一个有效的角度。 20世纪中国文化的失衡与制衡,解体与重构,即蜕故孳新过程,始终伴随着思想文化界的“古今中外”之争。彻底反传统的文化激进派不用说了,就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所据立场和评沦方式与前者虽大不相同,在“古今中外”的论辩驳难中探寻中国文化再生之路的旨趣则一。当年冯友兰在大学课堂听胡适讲中国哲学史.竟震惊于其前所未有的研究“范     

瞿秋白与"革命的浪漫谛克"

瞿秋白最早提出“革命的浪漫谛克”这一概念 ,并对这一文学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这种批评 ,不仅反映在对此类作品的评论中 ,更多地体现在倡导革命文学、提倡文艺大众化的文章中 ,而更为深入地剖析和清算 ,则反映在马列文论的译介和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过程中 ;既有其不容忽视的意义和作用 ,也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对此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瞿秋白的文艺思想和左冀文学运动发展的曲折历程。     

李栗谷天人观研究——以人的命运问题为中心

李栗谷在对天、命观的研究中,从天人关系的角度思考了人性命运的问题。他以圣人与天的经历为基础,力图把传统的重要经典联成一个整体,证明了天与人,天道与人事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天与道遥相呼应,人对于人性有积极作用;人所应循之道是通过圣人来传递的,圣人与天相通。另外,在关于命运的看法上,儒学和基督教的观点体现出更多的互补性,而不是相异性。     

论荀子的制度伦理思想——以荀子的“礼”、“法”观念为中心

［摘要］荀子强调人性本恶，因而既“隆礼”也“重法”，其“礼”、“法”观念具有较为明确的制度属性与丰富的制度伦理蕴涵。荀子“礼”、“法”制度设计中的“明分使群”、“明刑弼教”的伦理本质与维护等级秩序的社会功能，以及相应的制度评价体系的建构，是其制度伦理精神的基本体现；而“圣人制礼”和“礼三本”论则为荀子论证礼法制度存在与运行之合理性的主要依据。荀子的制度伦理思想对于今天的制度建设亦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发愤著书与升华说

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产生了各自不同的文学动力说。西方的文学动力说主要体现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之中。而中国的文学动力学说则体现在“发愤著书”说和庄子的思想体系中。比较其异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西文论的异质性,对我们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国文论的诗性言说

国传统文论的诗性言说，可以归纳为“以诗言诗”——以诗的语言、诗的思维、诗的情感来讨论文学对象。在具体的文论话语中，则主要体现为文论范畴的经验性，以及言说话语的文学性。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中“白猿传书”模式初探

从《山海经》等早期文学典籍到唐传奇和明清小说中的白猿形象,经历了从单纯的珍奇动物到淫邪好色的猿精、修道练气的灵猿的演变,最终定型为看守和传授天书的仙猿角色。促成这一演变过程的主要原因,一是天书和白猿皆与道教有关;二是白猿本身所具有的诸多有利因素;三是古代的白色动物崇拜。在白猿传书模式的背后,是白猿形象逐渐＂社会化＂的过程。     

董仲舒经学对历史的理解——以天人、古今关系为视角

天人关系和古今关系是中国传统学术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前者涉及历史的动因问题,后者则关涉历史之变化。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认为,孔子通过作《春秋》以寄寓其对天人、古今关系的深刻认识。那么,服膺于《春秋》的董仲舒,是否也通过其经学来表达自己关于天人、古今关系的理解呢？通过对董仲舒的＂道＂和＂统＂学说的系统梳理,我们可以得出肯定的答案。董仲舒认为,在历史进程中既有保持相对稳定的＂常＂,也有时时变动的＂变＂,＂常＂与＂变＂之间又存在紧密的关联,而无论＂变＂与＂常＂,又都可以从天人关系上寻得依据。董仲舒经学的上述认识,无疑表现出对历史的丰富理解。     

“文史互证”方法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文史互证”是源于传统的训诂考据学方法而参以宋代以来的史学方法以及近代西方史学、浯言学、诠释学理论精华的一种既打通汉宋,又融合中西的史学研究方法。此方法之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史料之拓展和解读之深入。魏晋南北朝诗文的史料价值,大致有二一,在政治、思想、文化、社会风习、个人生活等方面,可补正史之阙。二,大量个人情感心态成分本身即构成当时历史的一个侧面。用此时期诗文证史,在解读时应做到;一,能感之。“其所感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较多”。二,对作者其人其文,“具了解之同情”。其三,对诗文典故,要按陈先生的原则,仔细而审慎地考辨其中之古典今典,分析论证解释其真正意义所在。     

张载“天道性命相贯通”思想探析?

张载开创关学,对孔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这一天道性命关系难题做出了回应,他打通天人、内外、形上与形下的天道性命相贯通思想使得发源于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说的形上内涵得到了极大丰富。但目前学界对张载“天道性命相贯通”思想进行专门而系统的研究还比较少,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张载的天道论及其特色”、“张载的性命论及其特色”以及“张载天道与性命的贯通”三个问题的讨论,使张载哲学“天道性命相贯通”这一重要形上问题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展现。     

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

确立“文学经典”是建构文学体系和选择文学话语方式的必然途径.二十世纪后半叶,当代中国针对“文学经典”问题有过多次论争,并屡次尝试以全新的标准确立新的“文学经典”体系.主要表现为一方面通过“古为今用”重评古代“文学经典”,一方面通过“洋为中用”评价外国文学经典,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当代文学“新经典”的建构.这种政治实用主义视野下的“文学经典”体系建构,对当代中国文学和文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天道信仰及其现代价值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是华夏子孙共有的精神家园。天道理念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自然秩序、道德秩序和命运主宰是天道理念的基本内涵。天道信仰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是儒家道统的精神原理和古代皇权的合法性基础,同时也深刻影响着民间习俗,成为中国人的共同心理。在为中国现代化确立“法治、人权、自由、平等、和谐”等现代价值理念的过程中,天道信仰具有重要的价值;倡导文化自觉、弘扬中华文化、增强国家软实力,需要我们重视天道信仰。     

从中国古代文论的学科初创反思其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只有目录学的意义,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科门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产生得益于西方科学思想和20世纪初期的“整理国故”运动,它是中西文化濡涵的结果,因此,学科必须坚持中西两个维度。中国古代文论衍生于中国大文化的土壤,郭绍虞等学科奠基者从繁浩的经、史、文中梳理文论的脉络,而尔后的大学学科建制使得这门学科研究日益封闭于纯文学领域。要想实现转换,我们有必要恢复“大文论”的传统,从文史哲的整体中进行研究,还原学科的真实面目,避免古代文论与传统文化的脱节。中国古代文论体现了民族的思维方式,在治学方法上,郭绍虞等人“各照隅隙”的治学方法在当代仍然值得借鉴。     

中日古典文学作品中无常思想的差异

感叹人生无常是中日两国古典文学中常见的主题。无常意味着灾难,它所导致的结果就是生离死别。中日两国古典文学对于“灾难”的起因和“生死”的看法有着明显的不同。前者用儒家思想来解释“灾难”的原因,即无常是社会的各种弊端造成的,而后者则用佛教思想来解释“灾难”的原因,即灾难是无常世界本身造成的。对于“生死”,中国古代文人“忧生”,日本古代文人“崇死”。     

从古代文论的“气感说”看文艺的生命激活

"气感说"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学说。它从天人一体、互相感应的角度去看待文艺与宇宙的关系,主张在人与自然界的亲和与感应中去吸取文艺的生命精神。"气感说"是从中华古老的原始思维中生发出来的,具有很深的文化蕴涵,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生命精神与创作原则有着直接的影响,在今天也不乏其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