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纳逻辑与认识论

认识论是西方古典归纳逻辑的理论基础。在逻辑史上不论是归纳派还是反归纳派,他们的逻辑思想和认识论都是紧密联系的。现代归纳逻辑把概率方法引进来,极大地推动了归纳逻辑的发展,但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概率演算再精确,改变不了它为之服务的归纳逻辑具有概然性的特征,但可提高其概然度即可靠性。     

休谟问题是知识接受问题

休谟问题被学界以很不同的方式解读着。大多数人从逻辑的角度把休谟问题看作是归纳的合理性问题;有人把休谟问题看作是因果问题;甚至还有人从道德哲学的向度把它解读为“是”与“应该”问题。但历史脉络告诉我们:前休谟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对归纳的怀疑是基于归纳结论不是可靠的知识。休谟所处的学术情境使他不能不研究知识的来源和标准问题。休谟问题的论证语脉及表述语言也向我们提示:休谟问题是知识接受问题。这种知识论解读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能整合甚至解决科学假说选择与确证等哲学问题,对三大归纳悖论的解决有重要的启发价值;把贝耶斯型的概率归纳逻辑与当代知识论直接关联起来,甚至有望在这两者的交叉研究中在知识接受层面上洗刷休谟问题这一“哲学耻辱”。     

休谟问题和金岳霖的回答——兼论归纳的实践必然性和归纳逻辑的重建

休谟对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和归纳推理的必然性提出了严重质疑。金岳霖对此做出了他自己独特的回答 ,但他以及其他中西哲学家的已有解答都是不成功的。本文认为 ,休谟提出的归纳问题在逻辑上无解 ,其原因在于它的三个预设不能成立 ;归纳是人类在茫茫宇宙中生存时所必须采取、也只能采取的认知策略 ,因此它对于人类来说具有实践必然性 ;归纳的认知策略有助于人类从经验的重复中建立起某种确实性和规律性 ;建立具有局部合理性的归纳逻辑和归纳方法论是可能的。本文最后提出了一个全面的归纳逻辑研究纲领 ,包括发现的逻辑、 (客观 )辩护的逻辑、 (主观 )接受的逻辑 ,以及修改或进化的逻辑     

论近代归纳逻辑的经验主义来源

在弗朗西斯·培根之前,有关归纳方法和归纳逻辑的研究,已经有人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来自阿拉伯的经验主义哲学和注重观察与实验的科学,为这种归纳方法和归纳逻辑提供了有益的思想素材和较为坚实的认识论基础。其中,宗教哲学和世俗哲学有关"真主"或事物存在的本体论论证为认识活动的发生提供了自然神论或现象学意义上的前提;具有感觉主义倾向的认识论则寻找到一条"由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路径;而"共相"问题的讨论和"第二意念说"的提出,更达成了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结合的有益尝试,为归纳方法的"提纯"或"形式化"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归纳问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探讨归纳问题不仅对于确立归纳逻辑的逻辑学地位意义重大,而且该问题的解决还直接关乎归纳逻辑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以及归纳逻辑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等重要问题.目前学术界对归纳问题的研究角度不一,内容各有侧重.同时,对现代归纳逻辑发展现状及趋势的不同看法也为解决归纳问题提供了更为恰当的思路.     

培根归纳主义中的非—P概率思想探究

长期以来大部分学者对培根归纳思想的研究主要定格在他的归纳法与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对比研究上,而很少涉及培根归纳概率思想的研究。文章旨在:一、澄清培根的归纳法为不确定性推理留下了空间;二、在排除归纳法的逻辑结构上,穆勒的归纳逻辑工具是不恰当的;三、培根归纳法的不确定性推理思想更适合用柯恩的非—P概率工具来刻画。     

帕斯卡概率解释的恰当性与可应用性——现代归纳逻辑的哲学探讨

帕斯卡概率解释主要有逻辑解释、主观解释、频率解释、性向解释以及主体交互解释五种。与逻辑解释相比较而言,主观解释和它的衍生物主体交互解释是更为有效的认识论解释;而与频率解释相比较而言,性向解释是当前可利用的更为有效的客观解释。由于在自然科学中要找到一系列独立的可重复条件是可能的,因而一般说来客观解释适用于自然科学;而在社会科学中任何事件的独立重复都是不可能的。因而认识论解释适用于社会科学。     

简论培根对归纳逻辑的贡献

本文论述了培根对归纳逻辑的贡献。首先 ,批判了以往逻辑理论的痼疾 ,为归纳逻辑的系统化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其次 ,提出了一些归纳逻辑的基本原则 ,为归纳逻辑的系统化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最后 ,建立了归纳逻辑新体系 ,使归纳逻辑科学化、系统化     

归纳在认识上的有效性

休谟提出的归纳问题,不仅是一个逻辑问题,而且是一个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归纳作为一种思     

斯特劳森论归纳问题

斯特劳森以日常语言分析为枢纽提出了破解归纳问题的一整套方案。他的方案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重构"归纳"概念;二是提出应对归纳问题的"去难题化"策略;三是指出"以自然主义的休谟反对怀疑主义的休谟"的解题实质。     

两个必然性辨异

从演绎推理的形成机制来看,演绎推理必然性具有主观抽象限定性和构造限定性。从归纳的目的和机制来看,归纳必然性是认识必然性,带有主观模态的性质。从自然界本性来看,完全归纳活动本身具有或然性。因而,不能把演绎推理和完全归纳推理不加区分地统称为必然性推理,更不能试图把归纳演绎化,而应对这两个必然性进行辨异。     

“悲观归纳”与科学实在论的辩护问题

科学实在论试图通过溯因推理方法保留认识论的乐观主义,将科学在现实社会中取得的成功作为理论具有真理性的最佳理由,这就是的著名的非奇迹论证。劳丹、普特南等人则针对这种最佳解释推理模式,提出了悲观归纳论题,他们借助历史主义的案例分析方法,揭示了实在论非奇迹辩护推理模式存在的问题:科学理论的成功(包括预测和解释的成功)与其真理性并无因果必然联系,其论证不符合科学史事实。悲观归纳问题提出以后,局部实在论逐渐发展成为科学实在论新的主要辩护策略,它初步解答了劳丹等人的质疑。但从总体来看,科学实在论还是面临着一系列理论难题,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回应悲观归纳问题的挑战。     

法律人工智能概率推理的困境与破解

概率方法是一种允许在不确定情况下进行证据推理的数学模型,具有计算可靠性和完备性的形式化基础。然而,概率推理在建模过程中存在两大困境,即概率数值从何而来以及如何解决证据聚合难题。贝叶斯概率和富兰克林原则为数值难题提供了破解之道。贝叶斯概率充分融合客观概率和主观概率,为它们提供统一框架,解决概率数值的评估分歧。富兰克林的一般性原则确保适当参考类的理性选择,解决数值难题的客观概率赋值。基于概率理论的贝叶斯公式具备一致性和规范性,借助严格的形式化概率推论可以消解证据聚合难题。通过对两大困境的回应和破解,表明概率方法是计算不确定性推理的可靠工具,为面向法律人工智能的证据推理模型提供了理论支持。     

归纳问题

归纳问题,即归纳推理的合理性问题,是近现代哲学、逻辑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归纳问题曾经使英国古典经验论哲学陷入难以解脱的两难境地,它是导致英国古典经验论哲学终结的主要原因。现代的经验论者,无一不把归纳问题作为其核心课题。事实上、自康德以来,各种哲学理论几乎少有不予归纳问题以特殊重视的。在逻辑上,归纳问题向古典归纳逻辑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促使了归纳逻辑与概率理论的结合研究,从而导致了现代归纳逻辑的产生。各种归纳逻辑理论毫无例外地都把研究和解决归纳问题视为基本任务之一。毫无疑问,理解和澄清归纳问     

休谟问题及波普尔的解决

休谟问题是:凭借因果关系的关于实际事情的推论的本性如何?或者说,能否超出当下的感官经验进行推论?休谟问题即归纳问题,它的实质在于提出了关于归纳推理的可靠性和合理性的问题。波普尔将休谟问题分为逻辑问题和心理学问题,并把休谟的逻辑问题重新表述为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通过对休谟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波普尔否定了归纳推理的可靠性和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批判了经验主义的归纳观,提出了批判理性主义的科学哲学思想。     

论演绎的辩护

与归纳逻辑类似,演绎逻辑也面临着合理性问题。演绎逻辑的辩护问题是逻辑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人们不能用归纳逻辑为演绎做辩护,用演绎逻辑为演绎做辩护也将导致失败。以往的演绎辩护,除了导致循环论证之外,还另有失败原因。在元语言中为对象语言的理论做辩护,这将导致无限的后退,最终也跳不出语言的范围。演绎逻辑是人们发明出来的推理工具,同时也是一种严格按照规则进行的游戏,人们对它无法做出本体论或认识论的辩护。     

归纳问题与科学研究范式

自休谟提出归纳问题以来,哲学家总是从为知识作逻辑必然的确定性辩护的角度试图解决归纳推理的合理性问题。事实上,归纳问题与科学研究本身是同体的,归纳法的合理性不要求通过归纳推理的合理性来辩护,归纳法的合理性在科学研究及其理论的成功检验中得以确立和维护。     

关于主观预设问题的再思考

张江先生:拜读了您关于强制阐释的主观预设问题的来信。您强调主观预设是强制阐释的核心因素和方法,认为它是从现成理论出发的批评,前定模式,前定结论,文本以至文学的实践沦为证明理论的材料,批评变成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理论目的的注脚。对您这个基本观点和逻辑理路,我总体上是赞同的,因为如果按照这种逻辑进行批评,无疑必定是强制阐释。这确实切中了某些当代西方文论的要害。不过,对于     

论认识过程的基本矛盾——兼论反映论与实践论的统一

什么是认识过程中的基本矛盾 认识论是研究认识的本质及其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要弄清认识的发展规律,就要涉及到一系列与认识过程直接相关的矛盾。这些矛盾有: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认识和实践,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经验和理论、真理和谬误、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逻辑的和历史的、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等等。在上述一系列矛盾中,什么是认识过程的基本矛盾呢?     

贝叶斯确证模型与证据效用探析

贝叶斯确证逻辑是关于解释科学确证模式的概率逻辑理论。该理论较合理地描述了假说确证中证据效用的量化测度问题,但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存在较大局限性,因而引起了诸多论争。本文在考察贝叶斯模型及其论争基础上指出,对证据效用的准确把握,仅靠贝叶斯模型是不够的,它需要多种逻辑方法以及科学认识论与科学方法论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