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辟新境”的社会改造：新村运动与民国早期读书人的乡村想象

民初新式读书人与社会的疏离,使得不少人生出了“另辟新境”的想法,希望在新的社会空间中实现其“新生活”。这一思想本有隐逸传统的意味,又受到五四前后来自俄国、日本的新村思潮影响,将这种“另辟新境”的想法落实到了乡村。“耕读传家”的思想开始被赋予了泛劳动主义的意义,乡村也被视为一个远离都市,甚至现代社会组织的虚拟空间。然而,此时读书人的“新生活”自有一整套文化标准,不少人因此开始注意到乡村生活“黑暗”与“落后”的一面。乡村的文化内涵开始改变,乡村运动也逐渐走向了乡村改造。更有人反思了这种“跳出现实”的社会改造方式,呼吁更激进和全方位的政治解决,成为了稍后农民运动的起点。     

新时期乡村知识分子的新变化

新时期的中国乡村,在内外多重力量的作用下,快速实现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在乡村经济政治文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乡村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在工作身份、价值观念、社会声望、知识结构、居住地域上都发生着历史性的新变化。充分认识乡村知识分子的这些新变化,不仅有助于我们在理论上深化对乡村知识分子的理解,而且有助于在实践中更好地发挥这一群体的社会作用。     

民族地区工业乡村与居民消费观念的变迁——以云南新华村为例

工业乡村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乡村社区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的特殊形态.大理新华白族村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性、民族文化性和具有加工民族工艺的基础的特征,实现了农村农耕经济向小手工业和服务业转变的新型产业结构调整.这种新型产业结构对新华人的消费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出现新型产业结构下的居民消费新特点.     

抗战时期的湖南乡村建设和人才培养——以湖南省立衡山乡村师范学校为例

诞生于抗战时期的湖南省立衡山乡村师范学校,是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产物。它以服务乡村为宗旨,建立了学以致用的办学模式,设置了为乡政服务、为乡村服务的课程体系,聘请了田汉等一批优秀教师,实施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吸引了一大批有志青年,为中共湖南地方党组织的革命活动开展提供了土壤。其在短暂的四年办学期间里,为湖南乡村建设培养了人才,为全面抗战准备了力量,也为湖南地方党组织建设做出了贡献。因此,湖南省立衡山乡村师范学校不仅在乡村建设运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也在湖南抗战教育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乡村教育振兴的理论逻辑及其路径选择

乡村教育振兴不仅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必然选择，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乡村教育振兴是在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中国式现代化理念为统领，各相关部门协同推进乡村教育体制改革，促进乡村教育现代性不断增长的过程。从宏观层面来看，乡村教育振兴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动力、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的战略支撑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乡村教育振兴的价值逻辑蕴含着时代发展的必然性，在价值逻辑上彰显着为农而教的价值立场、承载着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承诺、充盈着传承创新乡土文化的价值情怀、诠释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价值担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乡村教育振兴在目标上要满足乡村振兴战略新要求、在理念上要彰显乡村学校教育新理念，在方式上要构筑乡村教育新格局，在机制上要创新人才培养新体系。推动乡村教育振兴需要从乡村教育经费投入、城乡教育资源共享、乡村学校结构布局优化、乡土文化建设与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入手来选择最优路径，为乡村教育振兴发展提供最佳方案，从而不断深化乡村教育改革，以乡村教育振兴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改革开放40年乡村道德生活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的道德生活发生了巨大变迁。一方面,中国传统乡村道德文化生存的土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乡村的道德生活呈现出新的气象,农民接受了新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由服从伦理到自主伦理的转变是农民权利意识觉醒的标志;另一方面,受市场经济行为规则和现代性价值观的影响,传统的乡村道德文化陷入了日益式微的境地。农耕文明是乡村文明的底色和本色,在乡村文化振兴战略中,乡村道德文化传统是重要的资源。     

软指标的硬指标化——关于税改后乡村组织职能转变的一个解释框架

税费改革后,乡村组织在各种现实条件的约束下,既没有成为服务型组织,也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在实践中对自身职能重新进行了定位,"将原来的软指标当成硬指标来搞",正是这一变化导致了乡村治理逻辑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乡村两级组织在经历改革后自动撤退,使自己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也就是一个比较消极的位置,因为维护农民利益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正确",而为了不与农民发生正面的冲突,就要少做事,甚至不做事,但乡村两级组织又不能不干事,于是,将原来的软指标当成硬指标来做,也就是将软指标硬指标化,便成为了当下乡村两级组织职能转变中的一个现实选择.     

"乡村振兴战略"架构下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体系研究

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乡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而生长.在这个过程中,基层党组织积累了乡村治理经验,其乡村治理能力得到了锻炼,生成了具有独特历史品格的社会主义乡村治理范式.当前,在乡村振兴的战略框架中,回应时代考验,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乡村基层党组织面临的时代任务."三生并举"是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生成场域,是检验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能力的重要窗口."三治融合"是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发展平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需要建构"四力协同"的基层党组织乡村治理能力体系,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坚强战斗堡垒.     

论乡村廉政治理中大学生村官的角色定位

近年来随着乡村自治逐步成为乡村管理的主导，政府行政力量在乡村管理领域正逐渐从过去的直接管制转变为间接指导，然而在中国部分乡村由于长期以来乡村社会传统文化的桎梏、治理范式的滞后和乡村村官干部意识的缺失，导致村官群体中原先被政府行政力量所压制的不良作风成为影响乡村权威治理尤其是造成乡村腐败的重要原因。大学生村官作为国家所引导的乡村治理新兴力量正努力配合解决乡村自治中出现的新问题，这一群体对乡村治理的介入将对乡村廉政治理发挥积极的作用。     

“政党在乡”:执政党在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建设转向

传统中国对乡村的治理是通过地方乡绅实现的。晚清以降,随着士绅的分化与消失,乡村政权式微,而国民党的政党下乡以失败告终。共产党通过组织建设、政治动员、革命与改造等方式实现了政党下乡的成功。但改革开放后,乡村政治出现了"内卷化"困境,许多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日益蜕变为"赢利型经纪"。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时期,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充分尊重基层民主发展的现实,切实推进农村基层组织体制改革,坚决而适度地矫正和去除行政化倾向,通过吸纳"乡土精英",动员和组织"新乡绅"力量,使党的意志真正被乡村社会和群众所接受,实现"政党下乡"到"政党在乡"的转变。     

乡村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与认同——基于“口述乡村”系列故事的考察

乡村命运共同体是在乡村场域下经历共同的命运而连结在一起的具有共同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的群体集合。具有相似社会情境的乡村命运共同体成员构建了以命运交织为核心的集体记忆网络，而被建构的集体记忆又会反过来作用于命运共同体的整体发展。通过深入田间地头对一线扶贫干部、乡村致富带头人和企业帮扶人员三大群体进行口述故事采写发现，要将以个人口述为核心的个体叙事转化为以乡村记忆为核心的集体叙事，一般会经历“命运共连—共同感知—集体建构”三级层层递进的行动路径。在内心情感激活、外在榜样塑造以及内在认同规训三层机制推动下，乡村集体记忆能够对共同体成员的个体行为产生形塑和强化作用，进而延续个体对乡村的时代记忆。这种具有社会整合与创造功能的乡村集体记忆需要在乡愁中重塑新内涵，在口述中通过社会传递和代际传递机制进行传承，在文化中实现精神价值向实践价值的转换，并在育人中实现记忆传播，最终为乡村振兴赋能。     

农村基层政治合法性建构与乡村秩序重塑

农村基层政治合法性的建构直接影响了乡村秩序的产生,而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合法性建构方式又产生了乡村秩序的不同类型。在传统社会时期,"简约主义"式的合法性建构方式产生了"内生型"的乡村秩序,而人民公社时期,"统合主义"式的合法性建构方式导致了"外生型"乡村秩序的产生。"乡政村治"以至当下时期,农村基层政治合法性建构的方式出现了"上下分离"的悖论,从而导致了乡村秩序的弱化。为重塑乡村秩序,应在基层法治、民主、自治等三个向度上寻找农村基层政治合法性建构的新路径。     

乡村振兴中的政府责任重塑：基于“价值-制度-角色”三维框架的分析

强化责任并建立一个责任政府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议题。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处理农业农村问题的总纲领,厘清乡村振兴中的政府责任意义重大。既有的学术研究,缺乏将乡村振兴中的政府责任作为一项独立的研究议题进行专门而系统的研究。本文通过构建“价值－制度－角色”理论分析框架,分析乡村振兴中的政府权力再嵌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并据此提出乡村振兴中政府责任的新结构和新问题,认为依托“价值－制度－角色”三维分析框架,乡村振兴中政府履责在实践中面临价值引导异化、制度权威弱化和基层政府自利人角色困境的三重桎梏,阻碍了乡村振兴中政府责任的充分发挥。在乡村振兴中,政府应该加快价值理念重构、增强制度供给和制度权威重塑,实现自身角色重构和责任回归,以实现乡村振兴的理想形态。     

乡村业态演变与共享新业态建构

乡村传统业态是以粮食生产为主、副业为辅的结构,这一“农业态”在小农经营、社队集体经营下保持着长期稳定。然而,乡村农业态在乡村转型发展中发生了较大变化。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让乡村出现农业和非农业的“混合态”,乡村产业不再是单一的农业态,尤其是城镇化快速发展导致乡村农业和非农业陷入劳动力不足的困境。鉴于乡村旧业态已经打破,或出现城镇化不适应症以及已经出现共享产业、共享经济新业态,国家可以从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农业生产多方式经营、重点保障土地经营者权益和健全乡村产业发展保障体系等方面着手建构新时代乡村新业态。     

近代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传统权威的衰落

自晚清以来,各种政治势力为了加强对乡村的社会控制和资源掠夺,纷纷在乡村进行政权建设,将国家权力轨道铺设到乡村。国家权力的下沉没有完全动摇地方绅士的权威,血缘、地缘、礼教、族规在乡村中依然占有突出地位。但是,由于各种政治力量对乡村的渗透方式和治理策略不同,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还是呈现出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而这些特征在总体上表现为国家权力加速向乡村渗透,乡村传统权威在国家权力的挤压下,逐渐呈现出衰落的迹象。本文从晚清、民国和革命根据地三个方面,分别探讨了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方向。     

乡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价值逻辑与建构路径

乡村文化蕴含着深厚的历史价值、思想价值与实践价值,展现为传续乡村精神血脉、构建淳朴和谐乡风、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与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坚持乡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应有之义,是乡村文化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面向。推动乡村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一方面要求在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因素的同时赋予其新形式、新载体,另一方面要求结合乡村生产生活实践创造文化的新内涵、新样态。新时代,面对文化传承主体缺失、文化体系散乱、地理文化隔阂以及技术鸿沟等挑战,乡村文化建设应当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文化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强化主体担当意识,统筹推进文化设施、文化组织和文化活动三位一体构建,完善新时代乡村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和以数字赋能为导向推动文化传播数字化,真正发挥文化启迪心智、滋润人心、凝聚力量的重要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转型

乡村治理始终贯穿于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主体建构、制度革新、体系建设的过程,正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新的转变。中国式现代化是乡村治理创新转型的理念指引,乡村治理有效是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二者并联演进、相辅相成。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治理既面临要素、动力和条件深刻变化带来的转型机遇,又要应对现代技术、制度和机制融入乡村的适应性、衔接性与匹配性挑战。新征程乡村治理转型必须嵌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大框架,要在目标上强调全面均衡发展,在内容上突出人的现代化,在主体上倡导多元合作,在方式上注重内生式发展;要统筹协调城乡经济社会文化领域,走经济共促、社会共商、文化共建、城乡共治的创新之路。     

全球化的人类学:珠江三角洲乡村研究的新视野

当代的珠江三角洲在全球化格局中占有重要而特殊的位置,是边陲的中心,20多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珠三角因其地理和发展历史的特殊性,形成了研究意义上的独特性,要理解这种变化,全球化的人类学为这一地区的乡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维度。本文尝试用全球化的角度讨论当代珠三角乡村社会研究的新意义,在此基础上从问题意识出发,重新思考人类学乡村社会研究中的一些概念。     

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

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最深刻的莫过于乡村社会转变。中国乡村社会经历和正在经历着从“散”、“统”、“分”到“合”的不同社会阶段。乡土社会变迁必然伴随,并需要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变。从以“统”为特点的人民公社,到以“分”为主要特点的农村改革时期,乡村治理结构表现为“乡村政治”,即在乡一级恢复建立乡政府,在乡以下的村建立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随着市场化现代化的发展,这一治理结构应该加以创造性转换,建立“县政、乡派、村治”的治理结构,即:县具有更多的治理自主性;乡只是县政府的派出机构,专事政务和指导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主要从事村民自治工作,由此使其治理合理化。     

近代华北铁路沿线乡村地区人口的社会流动(1905—1937)

铁路所具有的近代企业和交通工具这一双重属性既为乡村地区带来了大规模的近代企业,又为农矿产品的大规模流动创造了条件,由此促进了沿线乡村地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众多的就业机会,推动了铁路沿线乡村地区人口的地理空间流动和职业变动。同时,乡村人口的社会流动也影响着乡村地区的产业结构变迁和社会结构变动。产业结构变迁、社会结构变动和人口社会流动的相互作用,进而又推动了铁路沿线地区工商业市镇的兴起和发展。在此过程中,部分乡村地区居民逐渐向近代产业工人或工商业者转变,由村庄居民转变为市镇居民以至城市居民,一步一步地实现着自身的现代化。铁路由此成为影响沿线地区乡村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