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邮王氏父子的语言观刍议

清代是我国古代语言研究的巅峰时期,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则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王氏父子的语言成就与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其正确的语言观密不可分。王氏父子语言观的研究对于总结我国古代语言学术思想,指导今天的语言研究实践仍有积极意义。     

读《经义述闻》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曾评《经义述闻》三十卷:“王石臞伯申父子,为清学第一流大师,人人共知。这书名为《述闻》,盖伯申自言闻放石臞者,其实他们以父子而兼师友,此书亦可称父子合作也。”又说:“这部书的最大价值,在校勘训诂方面。”《经义述闻》一书,主要解释群经子史中的疑义,纠正前贤古注之谬,王氏父子的理解直湊单微,判断矜慎,其纠正前人误解之文句,为一代所宗,乾嘉以后罕有能引《经义述闻》而驳之者。但《经义述闻》一书之学术成就,目前整理古籍及古书注者常未能继承、采纳。本文拟就王氏父子在这部书中训诂方面,主要是词义铨释方面的成就,作一粗浅介绍。     

高邮王氏误正《说文解字注》例说

高邮王氏念孙、引之父子虽非专治《说文》者,但常于《读书杂志》《广雅疏证》《经义述闻》《段氏说文签记》中称言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之非是。且大多持论平实,结论精当,诚足以醒聩指迷,嘉惠学林。但王氏之说亦非完璧,千虑一失、抑扬失当之处,在所不免。今于王氏诸书中寻析其明言段说之谬者,釐清畛域,扬搉是非。希能釐清个中悬疑,得其所宜。今推王氏致误之因由,大致有过信他书而误、语义未明而误、以意改窜而误数端。     

《墨子间诂》城守诸篇对王氏父子注释的取舍

本文以《墨子间诂.备城门》等7篇为例,从对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考释的取舍中考察“间诂”的内容与结论,并从中探究相关的考释方法问题。孙诒让引用王注98次,有异议处13例,本文从三个角度分类举例分析,认为“实事求是,无徵不信”是孙诒让与王氏父子共同的考释精神,考释方法也是基本相同的;就本文涉及的诸篇而言,王氏父子与孙诒让的校勘方法又各有侧重。     

评高邮王氏四种

先儒对于汉语研究之成绩卓著者以清代朴学家为最,而清代朴家之杰出者以高邮王氏父子(王念孙,王引之)为首,这是学术界所公认的。王氏于音韵、训诂皆精而训诂尤为其所专长。故高邮王氏四种,是以古汉语为专业者所必不可不精读之书。王氏四种即《经义述闻》、《经传释词》、《读书杂志》、《广雅疏证》。此四部书之内容,《述闻》是解群经中的疑义,《释词》是释经传中的虚字,《杂志》是对于子史的正误与析疑,《疏证》是探讨古代汉语的语义。就其成果言,一言以蔽之曰“大醇小     

《易经》中殷商先公先王考实——纪念王国维先生逝世六十周年

海宁王氏所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对于中国古史的研究,极关重要.本人在《易经》的研究中,深受王氏的启发,拙作《阴阳五行思想与〈周易〉》曾经指出了这一点.今值王氏逝世六十周年,我写成《殷商先公先王与阴阳五行思想的关系考索》一文,以资纪念.但意犹未尽,再写本文,希望能在王氏研究的基础上有所补苴云尔.     

高邮王氏父子的历史语言观和系统语言观

高邮的王念孙和王引之父子是我国古代语言学家中的杰出代表,在文字、语义、语音、语法研究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其科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先进的语言学思想密切相关。对王氏父子的语言学思想,尤其是语言观进行梳理,有助于总结我国传统语言学术思想,指导今天的语言研究实践。     

读《广雅疏证》拾诂

清朝训诂学,解释词义之精审,其成就皆不及王氏父子之精而博,其《广雅疏证》一书,对词义精卓研究,对照蜂出的古书注释、古书今译,可析谬解纷,论定是非。兹分述如下: (一)易《论语·学而》: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译注》释此例曰:“贤贤易色——这句话,一般的解释是:‘用尊贵优秀品德的心来交换(或者改变)爱好美色的心。’……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把夫妻间关系看得极重,认为是‘人伦之始’和‘王化之基’,这里开始便谈到它,是不     

王念孙、王引之训诂思想和方法的探讨

有清一代,学术活跃,成就辉煌。其中,训诂学的成绩尤为卓著。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则是两颗灿烂的明星。王念孙的《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经传释词》是最负盛名的训诂学代表作。王氏父子的著作“分析条理,(人彡)密严)(?),上溯古义,而断以已之律令” (章炳麟《检论·清儒篇》),纠正旧注疏的失误,成为毛、郑、贾、马、服、杜的净臣,受到同时代学者和后代学者的广泛称赞,就连力排汉学的方东树在读了《经义述闻》后,也有“高邮王氏……,实足令郑朱傀首,汉唐以来,未有其比”(《汉学商兑》卷中)之叹。     

文献解读的声韵学方法论

清代是汉语文献语言研究从直接经验状态开始进入初步理论总结的转型期。这一时期 ,文献解读声韵学方法的理论日益完善 ,实践亦日益自觉。高邮王氏父子是清代文献语言研究的代表人物 ,此文首次对其《书经》解读的声韵学方法进行专题研究 ,并从方法论的角度进行系统的理论总结和详细的语例阐释 ,对于汉语言文献解释学新的学科体系的建立具有理论价值     

以现代语言学理论解构传统语文学名著——评《〈广雅疏证〉词汇研究》

<正>《广雅疏证》乃清代朴学大师王念孙依托《广雅》一书以述其音韵、文字、训诂之学的集大成之作,堪称传统小学著作之典范。段玉裁《〈广雅疏证〉·序》誉之为:"怀祖氏能以三者互求,以六者互求,尤能以古音得经义,盖天下一人而已矣。假《广雅》以证其所得,其注之精粹,再有子云,必能知之。敢以是质于怀祖氏,并质诸天下后世言小学者。"在疏证《广雅》的训诂实践中,王氏父子博考群籍,触类旁通,不仅整体上融会贯通《广雅》全     

试论“以意逆志”的考据方法——以《经义述闻·春秋左传》上、中、下为例

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是清代考据学家的卓越代表。与孔颖达的《左传正义》相比,王氏对《左传》的疏解较为彻底地打破了"宁言周、孔误,莫道郑、服非"的盲从与教条思想,能够从具体语境出发,"以意逆志",对杜注进行匡正。王氏进行考据的过程比较精密、严谨,能够有意识地运用逻辑规则。其资以利用的语境、文化因素十分丰富,事件发生的背景、有关的史实、事理之间的必然联系、礼法制度、风俗习惯等常常是王氏借以推断语义、解读文本的根据。     

高邮王氏释诗凡例说略

高邮王氏父子(王念孙、王引之)有关《诗经》的论述和段玉裁的《诗经小学》是清代《诗经》训诂中的双璧。段氏多以《说文》、《尔雅》、群经证《诗》;而王氏则更重于以诗释诗,以诗证诗。在贯通三百篇的基础上,进一步从诗例、章法、句式、字义、用韵等方面发凡起例,循此以求,“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这就不能只局限于一字一句的训释,而必须窥其全豹,通其大要,发其内蕴,从纷繁的语言材料中总结出那些带根本性的条例,用以指导实践,把训诂学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峰。     

王先谦与毕沅《释名》研究比较

毕沅《释名疏证》和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先后是清人《释名》研究的代表性著作，王先谦《释名疏证补》虽以毕沅《释名疏证》为基础，但二者比较，王先谦在方法、内容上对毕沅都有所突破。方法方面，王氏采用了不同的校勘方法，注疏的重点也不相同。内容方面，王氏既能补充及完善，又能怀疑并刊正《释名疏证》。     

从《经传释词》看王引之的治学

清代王引之的《经传释词》(以下简称《释词》)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训诂著作。它编次的科学性和释义的准确性,是前此关于虚词训诂的专书所不及的。研究这部著作,从中认识王氏治学的精神和方法,对发展训诂这门科学是有益的。王氏的治学精神是实事求是的。他受到前辈学者,特别是他父亲王念孙的影响很深。王氏撰写《释词》,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自《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凡助语之文,遍为搜讨,分字编次,以为《经传释词》十卷,凡百六十字。”(《释词》自序)《九经》、《三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探义

今古文两学派的较量是《诗经》问题争论史中的一大焦点,但因三家《诗》的陆续亡佚,使得后人要支持今文《诗》,得同时致力于辑佚与诠释两个工作才行,清末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就是这方面的名著。此书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继续前进,尽量铺陈三家原貌,以《毛诗》作为理解今文的参照系,条理清晰,而其分别家数时,主要是依照陈寿祺父子《三家诗遗说考》的成果,甚至陈氏取材不够精审的缺陷也被王氏所承续,所幸,其在面对旧有材料时仍能注意到筛选与考辨的工夫,所以呈现出来的材料仍较陈书稍显精审。     

高邮王氏研究《尚书》的成就与方法

高邮王氏的家学,以《尚书》研究为其发端。考证《尚书》文字,不是拿不同版本来互校,而是以小学为依据,判以义理之是非。解读《尚书》经义,没有采用传统的注疏或章句的方式,申述成说,而是针对前人的误释,另立新说。研究《尚书》虚词,除了分析句式,以例求义而外,因声求义之法随处可见。王氏能够超越前人,原因无他,在于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王吉父子

皋虞汉朝时独立为县,隋朝才并于即墨县.西汉这里出了两个著名的人物,那就是王吉、王骏父子.在《即墨县志》中誉为“王吉、王骏之高风”,并与任人皆知的“田单破齐、田横入海”相并论;县志又云:“郑(玄)以经达.王(吉、骏)以政显”,可见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但是王氏父子同样精通经学,只是在这方面的成就、名望不如郑玄,而政绩更为显著.王吉字子阳,少好学,以通晓经学被郡吏举为孝廉.初授郎.后补若庐右丞,升云阳县令.举贤良为昌邑王刘贺的中尉.昌邑王好游猎,玩乐无节制,王吉曾上疏切谏.汉昭帝死后,霍光王昌邑王继皇位,王吉又上疏规劝要其检点.昌邑王即位二十七天即被废,其左     

王安石建构“春秋学”的交游策略

透过王安石的早年交游,可以发现:一是他基于"太原王氏"后裔的宗法情结,常与王令、王回、王晳、王曙王益柔父子等同姓交往,主动吸纳同宗"家学"系统中的"春秋"养分;二是他任职地方,在政治边缘地带以中下级官员身份,广接孙觉、常秩、丁宝臣等"春秋学人"。日经磨砺,他基本建成一种"反正"宋初主流"春秋学"(以孙复为代表)的"王氏春秋学"。不过,由于缺失政治、知识和话语策略的综合支撑,"王氏春秋学"对于后起的"断烂朝报""黜《春秋》"等政治谣传,皆不能形成有力防卫、抗辩和强势反击,以至于真实的"王氏春秋学史"也终被埋没无踪。     

论戴震对清代校勘学的引领

戴震深明音之流变有古今的道理,在考古和审音的基础上,精研古音系统、发明语转规律,并将之运用于校勘。经其弟子段玉裁、王氏父子的发扬光大,以古音为钤键的校勘方法成为清代校勘的一大特色。戴震发凡起例,开始随文总结义例、误例,指导后学。义例、误例总结虽有后出转精之势,陈垣《校勘学释例》标志着清代校勘学体系的形成,但就其研究思路而言无不取法于戴震。戴震崇尚古本但不盲从,他凭借自己坚实的小学和文献功底,大胆改正古书讹误,形成定本刊行于世。段玉裁、王氏父子等步其师之武,最终形成了与以卢文弨为代表的对校派相抗衡的理校派。戴震对清代校勘学的形成具有筚路蓝缕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