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债务结构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对地方政府多元化举债方式通过融资约束作用于企业创新这一命题进行逻辑论证,并加以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均抑制企业创新,融资约束为其作用中介;房地产业发行城投债对于企业创新有抑制作用,但是基础设施行业发行城投债有助于企业创新。因此,要重视地方政府债务结构变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为抓手,切实有效地保护企业的创新活动,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实体企业的发展是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开展金融活动,其经济后果广受关注。以2008—2019年中国A股市场实体企业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分析企业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影响路径。研究发现,现阶段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抑制作用,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加深会提高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程度,会表现出"套利"而非"反哺"。通过机制检验发现,商业信用与经营业绩在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企业的金融化选择行为会降低商业信用与经营业绩,从而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分别证明了"金融化程度—商业信用—全要素生产率"与"金融化程度—经营业绩—全要素生产率"两条作用路径的有效性。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生态环境以及融资约束程度具有调节作用,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作用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差以及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显著。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促进资源更多投入实体经济、净化金融生态环境、改善企业资源配置结构等措施,优化实体企业的金融化选择。     

终极产权异质性、股权结构与企业投资

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终极产权异质性、股权结构与企业投资之间的关系。实证发现,在引入控股股东终极产权性质后,国有控股公司相对于非国有控股公司有着更强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中央部委控制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比地方政府和一般国企控股公司更低。且股权制衡度增加引致所有国有控股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下降,股权制衡对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有抑制作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其他大股东持股对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无明显影响。     

宏观审慎政策能否抑制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选取2010—2020年中国225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抑制银行风险承担。相对于国有银行与城农商行,宏观审慎政策对股份制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效应更大。(2)同业负债、贷款集中度及杠杆率在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中承担着多重中介作用,宏观审慎政策主要通过降低银行同业负债、贷款集中度及杠杆率渠道来降低银行风险承担,“宏观审慎政策—同业负债/贷款集中度/杠杆率—银行风险承担”的传导渠道均有效。(3)跨境资本流入对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跨境资本流入规模增大会减弱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4)银行家信心对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银行家信心提升会减弱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该成果将为提升宏观审慎监管效率及防控中国银行业风险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融资约束与制造业GVC地位提升

在垂直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背景下,融资约束成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地位升级的重要制约因素。相对于以往研究,论文利用企业层面数据微观测度中国制造业国内增加值率作为新的GVC地位衡量指标,研究融资约束对制造企业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企业GVC分工地位总体较低,融资约束与中国制造企业GVC地位提升呈现倒U型关系,较强的融资约束会显著阻碍价值链升级,但进一步区分企业异质性类型结果有所不同。同时,论文在金融市场化改革、适度引入外资及要素结构优化等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对控股股东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通过建立模型研究了在我国股权分置改革前后,控股股东的融资方式和融资行为决策的变化,研完发现对于兼具股权融资和负债融资条件上市公司来说,股权分置改革后对股权融资的偏好有所下降,而且非国有控股类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程度下降更大；此外股权分置改革后,兼具股权融资和负债融资条件的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得到优化,即资产负债率与净资产回报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得到增强,而且非国有控股类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与净资产回报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要高于国有控股类上市公司.     

政府创新补贴、社会责任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文章利用我国2010—2019年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考察分析了社会责任和社会责任分维度指标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探讨了产权异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调节作用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创新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升能够使二者的“U”型关系变得平缓。企业对股东、员工、供应商和消费者履行社会责任对政府创新补贴与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U”型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而企业对环境、政府和公众履行社会责任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对政府创新补贴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U”型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国有企业向股东履行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强于非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向员工、供应商和消费者、政府和公众履行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强于国有企业。     

绿色债券发行与成员企业清洁化创新偏好

有效发挥绿色金融市场融资功能、加快企业低碳转型是实现国家气候战略目标的重要路径。文章基于股权穿透数据，实证发现集团型企业借助绿色债券发行释放战略转型信号，显著提升了成员公司的外部市场关注以及内部资源支持，加快了组织内部技术创新的清洁化趋势，体现出“声誉溢出”和“内部市场”效应对子公司绿色创新的双重激励。进一步分析表明，集团控股程度以及国有产权性质对绿色融资的创新激励作用更加显著。     

分析师跟踪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

文章通过多重中介模型，利用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分析师跟踪对我国上市公司研发创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表明,分析师跟踪显著促进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利用中介效应进行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代理成本和融资约束均是分析师跟踪影响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的中介。进一步研究表明，对于东部地区企业而言，分析师跟踪加剧了企业代理成本，进而促进了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而分析师跟踪对融资约束的改善仅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并未有效促进创新产出；对中西部地区企业而言，分析师跟踪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了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但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不显著。此外，分析师跟踪对我国企业整体创新质量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相较于东部地区，分析师跟踪对中西部地区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程度更高且更显著。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理论与实证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背景下,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对于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难题、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文章选取2009—2021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具体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不同条件下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抑制企业创新。机制检验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能通过抑制对外直接投资、增加贸易成本以及减少财政补贴三条路径影响企业创新。扩展性检验发现,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成本与财政补贴的中介效应会因企业产权性质和规模大小存在差异,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也因此在非国有企业、中小规模企业中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