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小说”概念批判与笔记作品的重新分类

"笔记小说"这一概念本身具有逻辑混乱的不足,这一概念的使用造成了小说概念上的混乱、目录学的混乱。造成这种混乱局面的表象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理论研究落后于时代的变迁,没能正视小说界已经发生的古今之变和中西之辨,实际上则体现了古今小说概念的冲突、古今主流思想的冲突、古今学科分类的冲突。文章针对以上现象和原因,提出了将笔记类作品划分为"小说类笔记"、"历史类笔记"、"考据类笔记"和"杂俎类笔记"的解决方法。     

晚清民国“上海石印鼓词”概念阐释

晚清民国"上海石印鼓词"概念,是《中国鼓词总目》中首次提出的一个属于中国鼓词发展史研究的理论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对于鼓词发展史分段理论的探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为俗文学领域其他曲种如宝卷、弹词史等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旁证依据。文章对此概念从定义与范畴、提出缘起、学术价值三个方面进行了全面阐释,对于理解和应用此概念来解决鼓词史分段撰写和研究提供了前期成果和前提。     

晚清民国“本体论”考

本体论一词在晚清民国时期就已产生,这一时期的本体论在国内不同学者的口中具有不同的含义。其中,冯友兰、胡适、牟宗三等认为本体论研究的是存在层次上的内容。张东荪和陈康则认为应将其与是相联系,这种说法更为贴切。也有人将本体论划入宇宙论,甚至直接被张岱年定义为研究宇宙本根的学说,影响延续至今。     

晚清“西学东渐”语境下的小说翻译

晚清“西学东渐”语境下的文学翻译并没有从根本上脱离“中体西用”的翻译原则.从晚清译者文学翻译的具体实例中可见,晚清译者的小说翻译策略主要受小说翻译的工具主义本质、封建礼教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中心观等因素的影响,文学翻译(主要是小说翻译)的目的不是对文学本身的学习与借鉴,而是译者结合时政用来表达个人见解、宣扬传统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工具.翻译时译者大都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大量使用删减、增补和改写的方法,用以满足国内读者的审美需求和阅读习惯,以迎合本土文化的主流价值标准.在翻译活动中社会因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译作显现出浓厚的本土化色彩和鲜明的时代气息.     

宋人视域下的笔记小说文体观念考察——以宋人所作笔记小说序跋为中心

宋人所作笔记小说序跋涉及对笔记小说的文体认知、文体功能、文体特点以及发展史等层面的看法与理解。在文体认知层面,题写撰作序跋的宋人,往往继承“小道可观”的传统小说观念,把笔记小说归属为子部“小说家类”,对其文体属性具备一定的感知与体认;在文体功能层面,宋人所作笔记小说序跋相关阐述更为突出,认为笔记小说具备资治体、寓劝戒的教化功能,补史阙、备遗忘的史料保存功能,广见闻的博物功能以及供谈笑、消遣的娱乐功能;在文体特点层面,认为笔记小说在编撰成书、内容题材以及著述体例方面具有比较明显的特点;在文体发展史层面,宋人所作序跋认为笔记小说自有其历史发展过程,且深受笔记小说传统及典范作品影响,与子部“杂家”、史部“史家”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论“新笔记小说”的传统性

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园地出现了有着传统笔记体小说神韵的作品,这就是“新笔记小说”。新笔记小说是古代笔记小说潜移默化影响的产物,也是新时期特定人文环境中激发、催生出来的一种小说体式和文学现象,它极大程度地承续了古代笔记小说的文学精神和艺术旨趣,从形式到内容都体现出鲜明的传统性特征。     

晚清福州专业戏班考论

戏班是戏剧活动的组织载体,也是戏剧传播的载体。以娱乐市民为主且以盈利为目的的专业戏班的大量出现,是剧种走向成熟以及剧业兴盛的重要标志。晚清民国福州戏剧演出进入相对成熟的时期,表现出剧种繁多、专业戏班增多,商业化演剧日渐兴盛等特征。专业戏班的大量出现,刺激演剧商业化,加剧了剧种之间、戏班之间的竞争,由此出现了因戏班之组织模式、经营方式乃至演员技艺水平参差不齐而导致的优胜劣汰。     

晚清民国词人高毓浵及其《燕赵词征》稿本考论

晚清民国时期的津门词人高毓浵,奔走南北,参与上海、南京、北京、天津各大词社的唱和活动,与于当时主流词坛。其词以咏物、题画、酬唱、闲情为主,体物幽妙传神,格调清丽深婉。论词受常州词派词学思想影响甚深,尊词体,以清丽婉约为宗;重声律,以能入歌为准绳。博观慎取,不受时俗拘囿。出于敬乡之情和阐幽表微之义编纂《燕赵词征》,其规模虽小,却是燕赵词和词学研究的重要文献,对深入研究晚清民国词坛活动和词学思想具有重要价值。     

晚清民国词学研究述论

自上世纪初至今的百余年间,相对于其它时期的词体文学研究,晚清民国的词学研究一直处于缓慢发展状态。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受到的关注极少,只是"零星"出现在各类文学史中;八九十年代渐渐引起一些学者重视,但尚未形成体系;新世纪以来,晚清民国词逐渐成为诸多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的研究对象,研究成果呈渐趋繁荣之势。只是和唐宋词研究相比,仍然显得非常薄弱,无论是词作文本文献的整理校勘,还是词人词论的具体研究,乃至对这个阶段词史的宏观认识,都需要进一步关注和更加全面、深入的探究。     

清末民初对西双版纳的开发

近代以来,由于国家的积贫积弱,政府的软弱无能,致使边疆危机四伏。清末民国初年,中央与地方政府为改变西南边疆危机频发的状况采取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以促进边疆地区社会发展。在当前非传统安全因素占主导地位的情形下,如何管理和建设边疆成为国家稳定、边疆安全、社会和谐建构的重要因素。就此而言,对近现代以来我国边疆问题的研究无疑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论清末民初的救贫思想与实践

清末民初,贫民的生计问题直接诱发了新的救贫思想的产生,而贫民产生的多重因素,也就决定了救贫方式多样化.救贫思想不仅在近代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就是在现阶段,都不无借鉴之处.     

清末民初凤尾裙的仿生形态研究

凤尾裙是清末民初汉族妇女主要裙式,但由于其特殊的结构不能单独穿着,且不属于严格意义的裙,因而形成区别于其他裙式形制的特殊性。文章从凤尾裙的演变、面料色彩、刺绣图案与缝制工艺等诸因素进行了研究分析,并运用仿生学的有关理论,阐述了凤尾裙的形制特征及其深厚的文化内涵。     

清末民初法律教育的特点及其成因

在经历了近两千年的沉寂之后 ,中国的法律教育在清末民初迎来了它的新生。在这个阵痛、裂变的过程中 ,中国法律教育被时代和社会赋予了独特的色彩     

晚清至民国时期会馆演进的多维趋向

晚清时期,官绅试子会馆、工商会馆和移民会馆随着社会变迁的加快,出现了不同的演进趋向。官绅试子会馆与全国整体的政治形势以及本籍官员的政治沉浮密切相关,科举变革以后,会馆政治化色彩趋浓,会馆管理日益被纳入晚清和民国政府的视野。工商会馆在完成了内部整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在规范市场秩序、开展城市公共建设中日益显示出积极的作用。移民会馆则继续向待开发区域拓展。因此,晚清会馆的发展,并没有在整体上呈现出衰落的景象,只是其功能发生了一些迁移。     

清末民初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以广州地区为例的个案研究

文章是对清末民初广州地区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关系的一项研究。在清末,清皇朝在广州地区的社会控制系统日渐衰落,当革命高潮到来时,早已风雨飘摇的清朝统治顷刻瓦解。革命党人掌握政权后,作了很大努力,希望把政府的权威贯彻到各个乡村、街区。但他们既无力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控制系统,又不能修复和重建旧的社会控制系统,所以,在“二次革命”中也迅速失败了。清朝广东政府未能维持其统治秩序,其重要原因是官吏的腐败和士绅的衰落。而革命党人不能建立新的秩序,其重要原因是同盟会在政权问题上缺乏理论和干部准备,而且,革命党人在城乡各阶级、各阶层的居民中都没有找到自己政权的支持力量。文章还认为,由于广州地区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广州地区的情况当有一定典型性。     

清末民初昆明的城市消费变迁

清末民初云南府城(昆明)的城市消费变迁在两个阶段有不同的特点:第一阶段,1889年蒙自开埠到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消费能力提高,消费倾向洋化,消费意愿增强;第二阶段,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以后的民国初年,城市功能的变迁促进商业发展和消费升级,昆明城市消费引领全省潮流。     

晚清民国私塾与塾师的"权势"问题研究

科举停废后,私塾、塾师的状况如何,目前研究不足。有人认为塾师已成失语者,是乡村社会的弱势群体。揆诸史实,并非如此。在清末到民国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乡村的教育“权势”是由塾师而不是由教员所掌握,以学校教育为代表的国民教育并没有得到基层民众的普遍信服。这一研究表明,理论建构需要建立在合理的史实基础之上,否则难免放大失真。     

晚清民国华人翻译圣经译本研究

圣经在中国的翻译始于汉语圣经译本,两百多年来,基督教一直持续不断推陈出新各种译本。     

清末民初域外文学译介的三重过滤

清末民初时期的域外文学译介受到现实政治层面、翻译技术层面和本土文化层面的规范和过滤。现实政治因素支配了对外国文学的选择,以意译为主要的译介方式使得域外文学失去了原作的面貌,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学作品也会产生抵拒和制约。清末民初译介的文学作品更多的是域外文学的“中国式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