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更新治理模式的比较与选择

城市更新是城市改造、重建、再生和延续的过程。从广州城市改造的经验观察,实践中所运用的政府、市场以及混合改造模式都存在治理困境。政府改造模式导致“角色”错位,市场改造模式导致公共利益受损,混合改造模式导致成本外溢。传统的改造模式由于没有将改造成本内部化,不论是政府行为还是市场行为都会产生负外部性。笔者由此提出新的治理模式——利益共同体模式。这种模式区分行动者的不同角色,以产权为纽带,以外部性成本内部化为基础,通过合约安排使政府、开发商和原住地居民组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同体。在这样一个“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新模式运作下,旧城改造不再是单一的政府和市场行为,而是一个兼顾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社区集体行为。这种治理模式符合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的理念,能将旧城改造的成本内部化,使产权人享有真正意义的决策权,有利于社区的可持续性发展。‘     

城中村改造的原理及模式研究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对城市化质量要求的提高,城中村改造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城中村的改造是一个系统的社会综合治理工程,主要涉及政府作用、改造模式、改造主体、资金来源、土地权属变更、拆迁补偿方式、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等多方面,如何合理的进行城中村改造?关键在于对以上多方面问题的优化协调。本文试图在阐述城中村改造原理的基础上,将处于不同成长阶段的城中村划分为三类——成熟型城中村、成长型城中村和初生成型城中村,然后围绕成熟型城中村提出改造的思路。     

重庆城市更新中“城中村”改造的思考

我国正处在城市快速发展阶段,城中村现象普遍存在,不少地方都开展了城中村的改造工作,不断探索改造方式和改造策略。重庆在城中村改造中还有不少问题,应树立新的指导思想,创新改造模式和改造方式以及征地补偿制度,促进城中村融入城市。     

“三旧”改造背景下的城中村改造时序选择

快速城市化过程后,城中村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尤其是随着广东“三旧”改造实践的不断深入,城中村改造已逐渐成为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提高建设用地集约节约利用能力的重要内容.科学合理规划时序已成为城中村改造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基于层次分析法和问卷调查法,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探讨在“三旧”改造背景下城中村改造的时序安排,为制定城中村改造以及确定、实施改造项目提供决策依据.     

GDR模式下城中村改造居民满意度提升对策研究

作为城镇化进程的必要产物,城中村改造已有20世纪90年代末的初步探索时期转向了成熟期,并由此衍生出改造的多种模式,其中就包括政府支持+开发者合作+居民自助的合作改良型更新模式(简称GDR)。本文将研究在GDR改造模式下的社区居民为研究对象,以影响居民的满意度的因素为切入点,提出开发者及政府操作层面需要制订的政策领域,为政府和规划管理部门提供指导意见。     

上海推进“城中村”改造研究

改造"城中村",有利于改善居民居住生活质量,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有利于盘活存量用地,推进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有利于改善城乡形象、推进宜居城市建设。上海进一步推进"城中村"改造,须加强领导,推进"城中村"改造的体制机制建设;要均衡各方利益,调动政府、开发商和农民三方的积极性;要摸清底数,对纳入全市统一改造计划内的"城中村"实行目录管理;要因地制宜,针对各个"城中村"不同的情况进行分类指导;要突破创新,建立、健全支持"城中村"改造的政策体系;要营造氛围,形成有利于推进"城中村"改造的良好外部环境。     

城中村改造博弈中的历史文化保护研究——以猎德村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在城市急剧扩张的碾压下,许多被视为"老旧、无用"的文化遗产在城中村的更新改造中被弃之敝履、严重毁损乃至灭失。本文以广州历史村落猎德村改造为例,通过对猎德村改造模式的评价以及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挖掘,揭示城中村的更新改造对文化遗产保护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在此基础上,对文化遗产的价值挖掘与传承提出了相关建议,旨在寻求历史村落与城市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促进村落与城市的协调发展。     

关于政府主导城中村改造的探析——以广州城中村改造为例

城中村改造是当前广州市政府工作的＂重头戏＂。城中村作为城市低收入群体,主要又是流动人口相对稳定聚居区,是具有自身逻辑的生存与生态体系。政府以大拆大建为标志的改造,改变的不仅是城市空间形态与外在景观,更是特定群体的生存方式。若要最大限度地让城中村改造行走在公共利益轨道上,政府在有关基础性社会条件培育中,如树立渐进式改造理念,建立或完善公平合理而又具可操作性的制度及机制等方面,都负有不可推卸责任。     

推进农村建设用地制度改革 探索民族地区城中村改造新模式

在我国现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开发模式下,村集体及农户无法分享土地开发的增值收益,从而导致政府及开发建设单位与村集体及农户双方极易产生冲突和对抗,造成城中村改造难度大,且容易诱发群体性社会矛盾。汶川县威州镇积极探索以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的城中村改造新模式,从而构建农户长期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有效机制。但这一创新模式却面临着集体建设用地开发政策体系的若干限制,建议在政策风险可控的条件下,鼓励和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开发政策改革试点,有效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急定。     

“城中村”改造问题研究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我国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城中村成为最为普遍的一个问题。要想提高城市化质量,就必须加强对城中村的改造,合理安顿居民,解决土地产权和各方利益纠纷。本文针对当前我国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进行了分析,并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措施,以期为提高城市化质量做出贡献。     

突破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的瓶颈

城中村是指被城市所包围的村庄,也称都市里的村庄.＂城中有村.村里有城,村外现代化,村里脏乱差＂是对许多城中村的真实写照.对城中村的改造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政府快速拓展城市空间的必然.要完成对城中村的改造无疑是政府.村民和开发商三方进行博弈的过程,要完成城中村的改造,无疑要突破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的瓶颈,实现三方共赢.     

城中村改造中的多远利益冲突与协调机制的构建

城中村的形成是城市快速扩张与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综合作用的结果.无论是政府、开发商还是城中村农民,均有强烈的改造城中村的愿望.但是城中村改造并不顺利,往往成为官民冲突的导火索.究其原因在于现有的城中村改造模式无法有效平衡各方利益,应当构建更加具有包客性的利益协调机制,让各方利益主体参与到城中村改造中,更加完善、有序地推动城中村改造.     

北京、广东两省市城中村改造的经验与借鉴

通过对北京、广东两省市城中村改造的成效、模式及经验的调研,着重总结两地经验对上海城中村改造工作的有益启示。同时,对上海城中村改造工作提出思考和建议：解放思想,着力破解城中村改造难题;从实际出发,创新相关支持政策;开展试点,做好政策储备;动态地调整上海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全面推进上海“城中村”改造土地政策研究

“城中村”作为城市化的一种特有现象,已逐渐演化为影响城市品质和居住品质的巨大障碍,同时制约着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水平的提高。在上海市城市化进程加速、人口日益膨胀、中心城区土地资源供应越来越少的背景下,“城中村”所贮存土地的战略重要性越加明显。上海可通过健全现有土地储备制度、完善土地出让办法、完善安置补偿政策、加大规划政策支持力度等举措,全面推进“城中村”改造。     

城中村儿童社区照顾中心运营模式实践与探索

儿童社区照顾中心坚持互助合作的理念,采用"党政领导、机构培育、自组织运作、社会支持、社区参与"的运作模式,在人员队伍、经费结构、服务内容、工作方法等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实践,探索了服务方向上以需求为本、组织管理上建章立制、参与主体上多方协同、服务对象上分类细化、服务内容上综合支持等多项具有参考意义的服务工作策略。城中村儿童社区照顾服务从社区层面缓解了家庭照顾压力,满足了儿童基础性照顾需求,有助于儿童综合成长,促进社区照顾中心运营及其服务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值得在同类城中村社区推广与借鉴。     

探索东莞市城中村改造新模式——以南城区元岭村为例

在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建成区规模逐步向外扩张,占用了大量农村土地,城中村现象普遍,而且将长期存在。本文以东莞市城中村发展总体情况为研究背景,选择一条有代表性、成熟的城中村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分析过去城中村的发展及改造的情况,以点带面,进而提出东莞市城中村新型改造模式。     

农民工居住权视角下城中村改造问题的思考

作为进城农民工落脚之地的城中村,是我国土地城市化特有产物,大规模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在20世纪末开始进入改制改造高潮。但由于农民工的居住权始终没有得到基本的尊重与保护,使得城中村作为城市低成本生活区的使命难以终结,这种过快过急的改造运动既不能消灭也不能满足庞大农民工的中低端住房需求,会进一步催生和复制出一个个新的"类城中村"这样的非正式廉租房市场,并且会变得更隐蔽、更复杂、更难治理。农民工也面临着是选择蜗居到更远的城中村、群租到市区抑或逃离城市的新困惑。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城市更新落地的探索 — —以佛山市南海区夏北村"三旧"改造为例

珠江三角洲农村社区"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形成了大量低效的集体建设用地,随着区位的提升,都市区的形成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推动了存量建设用地的更新改造.如何在发展中优化结构、提高存量国土空间资源使用效率、保障公共空间与公共设施落地以及提升城市空间品质?2009年,国家、省、市和地方政府各个层面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推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     

转型期城市更新中土地再开发的模式与机制研究

在总结和评价转型期我国城市更新中土地再开发的模式与机制的基础上,从土地制度视角深入分析土地再开发制度与城市更新的关系及内在矛盾,并提出城市更新与土地再开发协同治理机制及政策建议。